記者：克里斯.克米諾（Mr. Chris Cominos）先生，歡迎回到澳洲這個大家庭中來。
克里斯：謝謝。
記者：澳洲人民，尤其是華人社區的人都非常關心您，作爲一個墨爾本地產經紀人，同時是純希臘血統的法輪功學員在北京被警察毒打的遭遇和身體的恢復情況。可以和大家談談您在北京的整個過程嗎？
克里斯：好的。2001年11月20日下午2點，我和另外三十多人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照了幾張像後，我們一起展開了一副用中英文寫著「真善忍」的橫幅並開始打坐。馬上就有數輛警車鳴著警笛向我們衝過來。許多警察對我們連踢帶打，並不斷地企圖奪走我們的橫幅。最終他們把橫幅奪下來了，把我打倒在地上。我問他們爲什麼這樣做。他們沒有任何興趣和我們說話，唯一想做的就是把我們拖入警車。我知道我沒做錯什麼，我不想進那警車。
5、6個警察圍著我拳腳相加，我沒有回手。然而他們越不能把我拉上車，就變得越惱火，越暴力。被拖至警車時，我把著車門拒絕入內。我身上的傷主要是在那裏被打的。初被推入車後，我把著裏面的扶手拒絕向前走。他們掰我的兩個手指向後強拽企圖讓我鬆手，導致我的手掌骨折。我仍是不肯鬆手。最後他們終於把我拖入車。我便開始喊：法輪大法好！他們於是以拳頭打我的臉。我的鼻子開始流血。他們用我的衣服蓋在我的臉上企圖使我窒息，阻止我說話。我有一陣子不能呼吸。這是在警車上的主要經歷。
警車將我們帶至警察局。他們把我們35人塞入一個小房間。很久之後，他們把我們關入樓下的小地牢裏。裏面一點也不通風。他們給我們照相，拍錄像，問了更多的問題。非常粗魯,沒有任何人權可言。
但令我感到震驚的是，在那裏有那麼多人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那些警官居然不知道殘酷的鎮壓正在發生的事實，那些20歲22歲的年輕警官，一無所知，他們中許多看起來十分單純，聽到鎮壓的事他們很震驚。他們只以爲法輪功不好，對待法輪功可以爲所欲爲。
我問其中一個女警官，爲什麼抓我們，她說沒有人抓你們；我說那我爲什麼在監獄裏，她說這不是監獄；我說，到處都是柵欄圍牆，不允許我們出去。若不是被捕，不是監獄，爲什麼把我們困在這兒而不能上外面去說話？她無言以對。
錄口供時我問她，爲什麼問一些不相干的問題。她說：「因爲我們是警官。」我說我對警察的理解是，警察的職責是保護好人不受壞人和邪惡侵犯，而不是打好人。她彷佛受了驚，錄口供終止了一會兒，在後面和其他人用中文交頭接耳。她便跳到下一個問題。她每問一個問題我都對她說，我已經回答了你那麼多問題，你爲什麼不能回答一個我的問題？爲什麼把我關在這兒？我做錯了什麼？「真善忍」是違法的嗎？女警官說，是的，是違法的。我說，是違法的？也就是說做人誠實、與人爲善，寬容忍耐是違法的嗎？她說，不要再問了，只許回答我的問題，你必須照實回答講真話。我說，你剛才還對我說講真話是違法的。你這不是自相矛盾嗎？她於是變得很煩躁。
在地牢裏，警官恐嚇一位試圖用手機和外界聯繫的德國學員。她喊道，把你的手機交給我！你們出去時我會還給你的。我說既然你是打算還給她的，那起先收走它是爲什麼？她對我喝道：走開！不要再問什麼問題。她接著恐嚇那位女學員，企圖強行搶走它。我喊道：不許偷東西！爲什麼偷人家的東西？她馬上辯白道：我們不是偷東西！我們只是幫她寄管她的隨身物。她顯然害怕了，因爲我喊她作賊。
我感到他們的提問不可理喻。我回答了他們所有有關問題，如什麼時間來，爲什麼來，幾點鐘上的天安門，而接著他們問我在澳洲的個人生活問題。住在哪裏，我回答說這些問題不干你事，他們與你所需要知道的事情沒有任何關係。和她站在一起的一個悍壯高大的男警便對我說：「過來，我想跟你到大廳後面說話。」我開始跟著他走，然後問他，「爲什麼要上那兒去？」他說，「想問你問題。」 我說：「有問題可以在這裏問，爲什麼非得上那兒去？」他說這裏太多人了。我說這裏只有兩個人。你是想幹壞事嗎？你是想在後面幹壞事又害怕讓人知道嗎？你想打我，還是想幹什麼？他變得很生氣，喊道：給我離開這兒。我說，你說你想問問題，我們已經坐下來問了很多問題了，沒有任何理由需要藏到大廳的後面去。我於是又坐回原處。他於是走過來拖我的外衣，企圖把我舉起來。我不走，他就用更大的力拽。如同幼兒園的把戲。
我是最後一個離開那裏的。結束前他們強迫我在一份中文的筆錄口供上簽字。我很難相信他們記錄的是我的原話。對於這樣的人我們怎麼能相信呢？我們不但被打，還不允許見本國駐華的外交官，不允許打電話。我說：「你們講法律。你們遵循的是哪條法律？規定我們不允許見外交官，不允許打電話？而你們卻口口聲聲說是依法行事？哪一個男人或是女人敢制定法律說人不允許善良、寬容和容忍？這是什麼法？哪裏有這樣的法？我無法接受這樣的法，天地間沒有這樣的法。」我還說，我知道中國已經和聯合國簽署了人權條約，憲法也規定公民有向政府和平上訪的權利。我們所做沒有錯，也沒有違法。他們被如此曝光，他們變得很生氣。每當他們的錯誤和壞心被指出來，他們變得很生氣。
我們記下了一些警察的工作牌號碼準備帶回來。他們發現後顯得十分害怕。一個警察顯得手足無措。顯然他知道他是錯的。
從20日下午2點到21日下午6點離開，我沒有吃任何東西，沒有睡過覺。離境前他們把我們從地牢帶入機場邊上的一個會議廳裏。我們在那裏取回了各自的行李並被帶回來。在會議廳等候期間，他們從餐館或快餐店叫了快餐用塑料袋裝好了舉在我們面前，並問我們喜不喜歡吃中國菜。與此同時，3個手拿攝像機的人跟在其後，等著拍我們取食的情景。我沒有接受他們提供的食物。看到他們充分暴露了他們如此邪惡的一面，而又做戲地給你食物假裝對你好，想製造一個假象，我感到很噁心。他們想以此告訴全世界他們對我們有多好；而在此之前，他們卻打我們，不讓我們上廁所，即使上的時候，還有3個警察緊跟在後，並不許關廁所的門。(他們)明擺著是想作戲。他們站在不同角度照相，企圖拼湊出他們的謊言。所以如果他們真的編造出了什麼荒誕可笑的故事，我一點也不會感到奇怪。
離開北京後我直接去了希臘，那裏原本是我的行程的目的地。我很久以前就計劃去希臘了，那裏也有很多事需要做。向希臘的政府和媒體講清大法真相。許多希臘人還從未聽說過法輪功呢。
記者：你的家人聽到你的消息有何反應？
克里斯：我的家人包括我在這裏的親人聽到我的消息感到很震驚，尤其是我母親，一聽到我的消息她就哭了，她的嗓子都啞了，情緒仍糟極了。
記者：中國外交部說，你們得到了「人道主義」的待遇。對此你如何看？
克里斯：這更證實了我剛才所說。我知道，我們都知道他們幹下了什麼。我們也知道比起中國法輪功學員所遭受的迫害，我們的承受是微不足道的。這也是令我感到噁心和悲傷之處。他們對我們這些西人，對我們這些西方的遊客尚且如此，可想而知他們會如何對待中國的國民。我們早就知曉了他們的行徑，如今只是再一次證實了這一點。他們製造謊言，編造故事欺騙世人的事實其根本上就是要把黑的說成是白的。
記者：作爲澳洲公民，你希望澳洲政府作何反應？如何給予你們支持？
克里斯：我還沒有聽說澳洲政府對此所做的官方回應。我希望政府非常支持我們，能譴責中國(江澤民)政府的行動，不但是譴責他們對我們的所作下的一切，還包括他們對所有中國法輪功學員的殘酷迫害。我一直在告訴人們，迄今仍有上億的人在遭受著迫害。上億的人，也許被迫害的程度多少不同，但我要說，這是今天世界上發生著的純粹的最大的持續的官方的恐怖主義行動。聽到中國(江澤民)政府說，江澤民說他也參與世界其他國家的反恐怖主義運動我感到大倒胃口。一個世界上最大的恐怖主義者反的是什麼恐怖呢？
從我的角度看，這一考驗是針對中國以外世界的每一個人。面臨這樣的環境，我們將作出何種抉擇。因爲那裏發生的罪惡已是世人皆知。環境的改變有賴於我們每一個人挺身而出，而不是無動於衷，或假裝什麼也沒有發生過。
記者：你認爲中國(江澤民)政府爲什麼敢公然如此粗暴地對待外國友人呢？
克里斯：他們不在乎，真的不在乎。他們的態度是，這裏是中國，一切在這裏就得是這樣，是他們的世界，他們可以爲所欲爲。外界拿他們沒辦法，他們可以掩蓋一切。他們想作給別人看什麼，別人就會相信什麼。
我感到非常不可思議，我們本希望我們的和平請願能讓他們人性未泯的那一面意識到他們做錯了。然而他們的觀念已經膨脹，他們認爲一旦法輪功被定義爲「XX」，他們對法輪功學員就可以爲所欲爲。這個觀念已被擴大到不可思議的程度，這也是那個社會爲何會被扭曲到今天這種程度的原因。他們認爲一旦他們被告知什麼東西是不好的，那麼無論對之如何處置都不爲過。記得一位以色列國會議員講過，在中國這個人權完全得不到保護沒有公正的國家，任何罪惡都可能發生。
我想，人們被愚弄，矇蔽以至看不到基本甚至是非常簡單的邏輯。有人相信真善忍是宇宙的準則，無論你個人喜歡或不喜歡，修法輪大法的人就在按這一準則生活。即使你認爲這不好，你又怎能以你自己的想法改變別人的真實態度。（這種強制）本身是人性惡的一面，而(江澤民)政府卻在鼓勵這惡的膨脹。人們在被鼓勵成爲壞人。社會上也許本來就存在這諸種惡的現象和壞人，這並不奇怪，但是當一個政府鼓勵這些現象的滋長，那就很成問題了。這也是我們試圖突破的，幫助人們看到真相。
記者：中國(江澤民政府)殘酷鎮壓法輪功的事實在海外可以說是家喻戶曉，那麼你明知道去中國可能面臨的危險，爲什麼還是決定邁出這一步呢？
克里斯：我3年半前開始學習法輪大法。從打開《轉法輪》的那一刻起，我就意識到，這是一本多麼好的書。然而剛開始時由於工作忙，我並沒有認真修。後來隨著讀書的次數增多，看了幾次師父的講法，又和其他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