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褚彤，是清華大學微電子所講師，清華碩士。我從1995年6月開始修煉法輪大法，修煉使我和我的全家身心受益，道德昇華。99年10月27日，在上訪無門的情況下，爲了表達法輪大法是正法的心聲，爲了向政府進一句忠言，我和其他十幾位大法弟子在天安門城樓展開了大法橫幅，因此被非法拘捕，後以所謂的「非法示威罪」被非法判刑一年零六個月(注：江澤民集團的所謂示威法實際是違憲的不準示威法)。
（一）看守所的日子
我們先被非法關押於北京市東城看守所，99年12月4日被非法逮捕後轉入北京市公安局七處看守所。七處是關大案要案嫌疑人的地方，在押人員刑期較長，死緩、死刑犯人都帶手銬、腳鐐，定期執行死刑，所以氣氛比較壓抑。在七處看守所裏，管教爲了壓制大法弟子煉功，採取株連的手段，即如果我們煉功，號裏所有的犯人都跟着受罰。508室的大法弟子煉功後，全號的人被罰坐板，不能自由活動；514室的大法弟子帶進一本經文，被管教發現後，全號人的食品、被褥被扔出監室，大冬天大家只好睡光板。但即使在這樣艱苦的環境下，大法弟子們正的言行，大善大忍的胸懷和處處爲別人考慮的高尚精神深深地感動了帶罪的常人，紛紛學法學功，有的整號人學背李老師的《洪吟》，有的犯人因爲煉功絕食、戴背銬，看守所的風氣也有了很大的變化。當時的我根本沒把艱苦的生活放在心上，最讓我難過的是無法看書學法，我每天把自己記得的經文從頭到尾背一遍，對照自己的言行，看哪裏做得不好。一天中午，想到不知再過多長時間才能再次看到師父的《轉法輪》，我從夢中哭醒，被頭溼了一大片。看守所的生活不但沒有動搖我們的意志，大家修煉提高後，又看到了法的威力在人間最黑暗的角落的展現，更加堅定了對大法的正信。
（二）女監雜記
被非法判刑之後，2000年3月17日，我被非法關押到北京市女子監獄，開始了一年多的監獄生活。監獄裏比看守所要黑暗、壓抑、封閉得多。這裏的犯人很多刑期很長，長時間壓抑、封閉、單調的生活使她們性格、心理、精神都扭曲了，觀念非常敗壞。監獄裏的風氣很不好，各種髒字、下流話盛行。獄警大多學歷都不是很高，有些大專學歷的，因爲是警校畢業，學的多是練隊、內務等內容，比社會上同等學歷的人在學識方面要差很多。加上工作的環境狹窄，和社會脫節較厲害，思想也比較單調和僵化。有的獄警甚至直接跟我說：「我們是國家機器。」服從命令的意識在她們腦子裏很強，獨立思考較少。
監獄裏最大的弊病是形式主義，做表面文章，而且政治色彩很濃，風氣不正。雖然經常在犯人中開展各種教育、活動，但其實都是做做樣子，應付上級檢查，犯人們說謊話說慣了，寫起思想彙報一套一套的，完了該幹嘛幹嘛。不但改造不了壞人，好人到了這裏都學壞了。監獄管理採取株連政策，誰要違反了規定，一個組或一個班一起受罰，用激起衆怒的手段強制被關押者服從管理。
當時女子監獄有三個分監區，三百來個犯人。一分監區是病犯區，二分監區是經濟犯區，三分監區是暴力犯區。當時共有6個法輪功學員，二、三分監區各3個，我在三分監區，和我一起的是雷小亭和李小妹。我們周圍的犯人大多是殺人或傷害罪，刑期很長。不少是無期或死緩。
在我們去之前，監獄已經事先用誹謗大法的宣傳錄像給獄警和犯人都洗了腦，讓她們視法輪功如洪水猛獸，以爲大法弟子都是反政府或精神病一類的極端份子。所以我們剛到監獄時，環境非常惡劣。
監獄的管理是分等級的，分爲嚴管、普管、一級寬管、二級寬管等，各個等級的自由度不同。我們屬於嚴管中的嚴管，平時有一個「包夾」（刑事犯）時刻跟着我們，監視我們的一言一行，連上廁所、水房都跟着，每天寫一份情況彙報。我們的床位在正對監視器的位置，班組長、雜務（負責維持秩序的犯人）也盯着我們，其他犯人因爲從未見過法輪功，也好奇地觀察着我們。我們處在前所未有的非自由狀態，毫無人權、隱私可言，一舉一動都在被監視之中。一般人根本受不了，巨大的精神壓力就會使你喘不過氣來。
一方面，大家在宣傳中看到的所謂的「法輪功學員」都是反對政府、自殺、殺人、精神病等異端分子，另一方面，我們又是監獄裏從未見過的高學歷、高素質人才（我是清華講師，雷小婷是北大英語系碩士、北京商學院教師）。所有人都緊張而好奇地關注着我們。
首先是各級領導、氣功師、心理醫生輪流找我們談話，試圖讓我們放棄信仰。同時獄警爲了怕我們煉功，讓我們每天在筒道里坐到12點或2點，以爲疲倦了就沒有力氣煉功了。有一天，我因爲不答應當晚不煉功，被罰在筒道里坐了一夜。監獄拿來各種誹謗大法的材料給我們洗腦，讓我們寫體會和認識，妄圖改變我們的正信。我就實事求是地寫我修煉的體會，大法怎樣改變了自私自利的我，使我身體健康、道德昇華，做事考慮別人，與人爲善。監獄領導和隊長（獄警）看完我們的修煉體會，也覺得如此的話改變我們的信仰沒有任何理由，況且一個人腦子裏的東西怎麼改變呢？又不能「摳出來」，便暫時作罷了。只要求我們不要煉功，遵守監獄的各項規定，就讓我們和其他刑事犯一起勞動了，但管理上要嚴格得多，包夾仍舊每天寫彙報。在我們的強烈要求下，也不讓各色人等來給我們洗腦了。
堅定和動搖正信的鬥爭一直在進行着，看硬的不行，監獄就來軟的了。監獄的主要任務是生產勞動，分爲兩類，一類是去車間做囚服，一類是留在監室幹些手工雜活。當時女監正組建宣傳隊，因爲我年輕，又有文藝工作的經歷，主管宣傳隊的幹事就來讓我參加。我想證明我們是好人，不反對政府，又想在宣傳隊自由些，接觸的人也多些，能有機會講清真象，就同意參加了，但表明與大法修煉矛盾的節目我決不參加。
一般犯人入監三個月後都要寫一個「認罪悔罪書」，然後就可以享受減刑、親情電話等待遇了。當然這種「認罪」完全是走形式，許多人並沒有從心裏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只是「認倒霉」罷了，私下聊天時聽不出悔改之意。然而因爲我們堅信大法是正法，修煉無罪，自然不認什麼罪，也就沒有相應的待遇。
之後是一段相對平靜的生活，我們在日常的勞動、生活、待人接物中體現出來的大公無私、吃苦在前、處處爲別人着想、工作認真、積極肯幹的精神是有目共睹的。隊長們私下裏說：「法輪功沒什麼不好的呀，無論從生活、勞動、文明禮貌各方面都做得挺好，有些標準我們都做不到。」有的犯人說：「現在的人，都很壞了，非常自私。只有從法輪功身上，還能看到道德的約束。」還有的隊長說：「我原來以爲煉功人和我們普通人格格不入，沒想到和你們相處挺容易的。」大家都說法輪功學員愛笑，不管遇到多大的事情，別人對我們怎麼發火或不好，我們都一笑了之，什麼時候見着我們都是樂呵呵的。在監獄那樣壓抑的環境下，犯人之間的各種矛盾摩擦更是層出不窮，可我們除了煉功，從未因爲其它事情和別人發生過矛盾。
雖然艱難，但周圍人對我們的看法和態度在一點點轉變。我牢記師父在《道中》一詩中所講的：「心不在焉━━與世無爭。視而不見━━不迷不惑。聽而不聞━━難亂其心。……」對於這個極其複雜的環境中的勾心鬥角、矛盾紛爭、不良表現，不理不睬，也從不介入其中，就按照師父和大法的要求，修自己的心性，努力做得更好。時間長了，大家的認識都轉變過來了，明白大法教人向善，大法弟子都是按照「真、善、忍」標準去做的好人。
監獄封閉了有關正法進程的一切消息，用各種謊言來動搖我們的正信。4月份，監管局的一個大官同我談話，說：「外面的法輪功都不煉了，沒有人出去活動了，少數像你這樣的頑固分子也都被關起來了。」我沒有正面回答，只給他講大法使我的家人受益了。後來6月初家人來接見時我得知，4月25日，我愛人和其他功友去天安門證實法，7月21日，更多的大法弟子走了出來，報紙整版登載。
由於長時間不煉功，體檢時我的肺部又出現了陰影。我煉功之前有肺結核，煉功後就好了，歷次檢查──無論是單位體檢、生孩子、看守所甚至剛到監獄時都沒有問題。這件事充份說明了煉功的健身作用和被剝奪煉功權利給修煉者身體造成的傷害。
8月份，監獄裏又開展了「文明禮貌月」活動，本來類似的活動只是走走形式，上級來檢查時做做樣子。但由於我們一來監獄就同隊長提過犯人說話帶髒字的問題（這在監規中是明令禁止的），平時我們的身體力行也使犯人們看到了講文明的好處，所以法輪功學員所在的班在一個月之內基本杜絕了髒字現象，大家說話都開始注意了。
幾個月的生活使監獄領導和幹警對法輪功有了充份的了解。我們紛紛給監獄和監管局領導寫信，說明大法教人向善、煉功有益身心，要求允許我們學法、煉功。而且這幾個月來，我們幾個法輪功見面不讓說話，嚴重地違反了人權，我們要求允許我們正常的交流。但領導們遲遲未給我們任何答覆。10月中旬，爲了引起監獄領導對我們要求的重視，我們三人煉了一次功。這一下監獄裏大動干戈，爲了懲罰我們，讓全班犯人都晚睡覺，白天照常勞動，犯人們怨聲載道，有的手都被機針紮了，對「政府」是敢怒不敢言，只好求我們爲了她們不煉動作了。我們妥協了，答應監獄暫時不煉功，但強烈要求見監獄領導，可監獄領導一直沒有露面。
從那以後監獄對我們的管理更嚴了，包夾人增加到4個，白天夜裏輪流值班，平時更是剝奪了我們一切互相見面的機會，無論誰去水房或廁所，其他人就不能同時去。所有下樓活動的機會（出操、打水）都被取消了。11月份，又有新的法輪功學員被非法關押到女監，爲了抗議政府的殘酷迫害，劉淑霞一到監獄就絕食，並且拒絕穿囚服。獄警就利用犯人整她、孤立她，誰和她說話馬上受到隊長的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