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禍》被認定爲「政治預言小說」，對大陸未來的變局的「種種變數，和那雪崩般的坍塌，悉盡描摹出來，寫得驚心動魄。中共政權在強人辭世、法西斯青年軍人搞暗殺搶班奪權，大軍區司令們見風使舵，東南裂土，少數民族獨立等一系列崩潰程序中解體，一環環都彷彿是無解的死結，一直引向核子戰爭、大饑荒、瘋狂的全民族大遷徙； 神州淪爲地獄，人退化爲獸；由中國的滅頂之災再擴散爲世界性的大劫難。人類文明整個崩潰了。」
王力雄說：它「不是在爲未來的中國構想了一種可能，更重要的是這種可能是建立在現實的土壤之中。」(《黃禍》卷首附文)
王力雄還說：「如果現實真按照我的描寫兌現，倒會使我毛骨悚然」。
今年一月的「天安門自焚案」真的就按照 王力雄的描寫所兌現，使所有善良的人們毛骨悚然 。
由香港《亞洲週刊》編輯部組織來自全 球十四位文學名家，聯合完成了一項「不可能的任務」：「二十世紀中文小說 一百強」最近已經揭曉：描寫中共勾心鬥角、倒行逆施、 最後導致中國社會崩潰的王力雄政治預言小說《黃禍》獲第41位。
《黃禍》出版至今的十年，四個「最」的走向如何？首先中國人口又增加了上億，人均資源因此更少，生態也遭受更多的破壞，中國人的慾望有增無減，社會道德卻繼續江河日下，因此四個「最」更加「最」，它們之間的關係也就更加失衡。這說明《黃禍》描寫的深層危機沒有消失，而且仍然在發展，那麼《黃禍》描寫的災難就仍然有可能發生，不同的只是災難由什麼引發和表現爲什麼形式而已。沒有《黃禍》那些故事，也會有別的事使那深層危機浮出水面。
故事還可能繼續
其實《黃禍》故事中使用的元素這幾年已經有不同面目的出現。《黃禍》開篇寫的是大水，98年長江不是發了大水嗎？波及兩億人口，造成兩千多億的損失。那災難的背後原因就是人口過多，砍伐森林、圍墾湖泊、堵塞河道等，造成了生態的失衡。
《黃禍》中發水的是黃河，98年的黃河卻是一大半時間無水入海，那當然也是一種生態災難。黃河斷流的天數91年是16天，95年122天，97年226天，斷流長度也從131公里增加到704公里。危機加深的速度是驚人的。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搖籃，斷流的意象比發水還令人沮喪。黃河近年沒發水跟北方持續乾旱有關。其實黃河自身的泄洪能力早已驚人下降。98年花園口1號洪峯的流量僅爲58年的21%，水位卻超過58年0.56米。下游黃河有幾百裏高懸空中（高出河南新鄉20米，高出開封13米），一旦遇到洪水決堤，破壞將難以估量，成爲推動危機爆發的引信完全可能。
目前中共黨內雖然看似偃旗息鼓，然而黨內鬥爭說穿了就是爭奪權力，只要權力結構是專制的，得到權力就只能通過鬥爭，平衡必定就是暫時，發生鬥爭才是必然。而社會的基本矛盾從底層向上傳遞，最終也會引發高層鬥爭，不同的利益集團都會在高層尋找自己的代表，由此形成向上的凝聚和富集。只要有一天社會的深層危機浮上表面，眼前平靜就會立刻打破。
臺灣現在採取對大陸不介入的對策，但是臺灣的當權者和百姓不會不明白，近在咫尺的大陸是躲不過去的。只要大陸仍然由中共統治，臺灣頭上就時刻懸着利刃。面對這樣的威脅，我不太相信一旦有一天只需要臺灣助一把力就能在大陸推翻中共，臺灣仍然會不介入，那不是幫助大陸，是在救臺灣自己，現在只是還沒出現那個時機而已。
設想未來，如果中共再繼續鎮壓下去，人民失去基本生存權的時候，那麼風起雲湧的暴動示威就會使中國發生動亂，再加上天災人禍，經濟萎縮，這塊土地無法再養活如此多的人，被求生欲驅使的中國人就一定會走出國界，走向世界。
現在只是爲了掙多一點錢，他們都不惜冒死偷渡，將來面對的是生死之交，難道能指望他們坐以待斃？當年幾十萬越南人漂洋出海震動了全球，如果百萬、千萬、上億中國人走向世界，將導致怎樣的反應鏈條？最終造成什麼結局？現在雖然無法預料，但可以確信那必定是致命的。
99年4月25日，上萬法輪功信徒包圍中南海，震動了中共，也震動了世界。隨後的《亞洲週刊》說《黃禍》預見了氣功團體的強大能量，並稱「文學的洞見往往出奇的準確」。
王力雄說，我則在祈禱，《黃禍》中後面那些可怕的故事千萬不要再繼續成爲現實。
十年來，我的內心沒有隨時間的過去而放鬆，反而越來越強烈地感到劫難正在逼近。無疑會有人認爲我把問題極端化了。我說中國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頭，但類似的說法歷史上從未斷過，中國國歌的歌詞也有「中華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時刻」。哪個年代的憂國之士不曾擔心中國要亡？
對此，首先應該談的不是危機，而是中國目前爲什麼會這樣穩定？如果真存在那麼嚴重的危機，爲什麼現在看到的現象是相反？而我恰恰在這種穩定之下，感到着最大的危機。
今日中國除了政權以外，沒有任何有組織力量可以在整體上對社會進行整合。政治反對派、意識形態、國家化軍隊、宗教、公民社會那些任何完善社會所不可缺少的整體性整合機制，不是已經死亡就是被剷除，或是在壓制下無法生長。唯一的整體整合力量只剩下中共政權。中國社會在這種情況下前所未有的穩定一點也不奇怪的，因爲目前在大陸，除了獨裁政權本身，已經沒有任何力量能夠「凝聚」社會，「引導」人民，足以對暴力政權形成挑戰。一切都只能在獨裁中共政權的指揮棒下運行。
所以，當今中國的基本狀態是這樣的： 就是一隻政權的桶裝着十四億人的散沙。散沙內部進行着活躍而無序的分子運動，而桶因爲失去信仰的凝聚也已經「脆化」，從毛澤東時代的鐵桶變成了今天的玻璃桶。當然散沙無論如何不會挑戰桶，哪怕桶是玻璃桶，這就是今日中國在外人眼裏顯得穩定和繁榮的原因所在。
但是，這穩定並不是吉兆，卻應該說蘊含着極大的危險。危險在於，萬一一次意外的震動使那玻璃桶破碎了呢？──唯一的整合就會喪失，社會就會失控，那時的中國將會怎樣，能夠怎樣呢？所有的危機將一同爆發，桶裏的散沙也就會漫天飛揚，無法收拾。
有人也許會說，中共政權垮了難道天就會塌？車到山前自有路。歷史有過多次大起大落，政權崩潰也層出不窮，不都過來了。不錯，歷史有多種可能，但今天中國與過去的不同是， 我們今天面臨的狀況可能比過去任何時期都要絕望，獨裁的中共可能馬上就遭遇一個碎片化乃至粉末化的墜落過程，而被它矇蔽甚深的中華子孫所遭遇的最終災難非常可能是毀滅性的。人類歷史曾數度發生過大文明的毀滅，我們沒有理由盲目相信中華民族一定不會滅亡。
嘲笑這種擔憂是容易的，但遠不如正視這種擔憂對中國更有益。「杞人憂天」頂多是白費了憂慮，而「不見棺材不落淚」卻會在看見棺材時悔之莫及。前者的代價微不足道，後者的代價卻是承受不起。生活常識經常告誡「以防萬一」，那麼哪怕未來發生危機的可能只有萬分之一（何止），我們也只用萬分之一的力量應對，十四億中國人中就至少應該有十四萬人投入爲危機做準備。而事實上有幾個人？且都被視爲「有病」。
悲觀論者不一定全是在扮演糟糕角色。古人教導「臨事而懼，三思而行，好謀而成」的慎行原則，就是要多考慮不好的可能。從這種意義上，悲觀有其獨特的價值。然而悲觀論者面臨一種悖論，人們如果聽信他們的預言，做出了努力去防止，他們的預言就會落空，也就會因此被譏笑爲杞人憂天。
所以萬能的上帝爲了避免這種尷尬，做預言時總要附加一個條件，就是人們全都不信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