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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自焚案」后《黄祸》成了禁书
《黄祸》被认定为“政治预言小说”,对大陆未来的变局的“种种变数,和那雪崩般的坍塌,悉尽描摹出来,写得惊心动魄。中共政权在强人辞世、法西斯青年军人搞暗杀抢班夺权,大军区司令们见风使舵,东南裂土,少数民族独立等一系列崩溃程序中解体,一环环都仿佛是无解的死结,一直引向核子战争、大饥荒、疯狂的全民族大迁徙; 神州沦为地狱,人退化为兽;由中国的灭顶之灾再扩散为世界性的大劫难。人类文明整个崩溃了。” 王力雄说:它“不是在为未来的中国构想了一种可能,更重要的是这种可能是建立在现实的土壤之中。”(《黄祸》卷首附文) 王力雄还说:「如果现实真按照我的描写兑现,倒会使我毛骨悚然」。 今年一月的「天安门自焚案」真的就按照 王力雄的描写所兑现,使所有善良的人们毛骨悚然 。 由香港《亚洲周刊》编辑部组织来自全 球十四位文学名家,联合完成了一项「不可能的任务」:「二十世纪中文小说 一百强」最近已经揭晓:描写中共勾心斗角、倒行逆施、 最后导致中国社会崩溃的王力雄政治预言小说《黄祸》获第41位。 故事还可能继续 其实《黄祸》故事中使用的元素这几年已经有不同面目的出现。《黄祸》开篇写的是大水,98年长江不是发了大水吗?波及两亿人口,造成两千多亿的损失。那灾难的背后原因就是人口过多,砍伐森林、围垦湖泊、堵塞河道等,造成了生态的失衡。 《黄祸》中发水的是黄河,98年的黄河却是一大半时间无水入海,那当然也是一种生态灾难。黄河断流的天数91年是16天,95年122天,97年226天,断流长度也从131公里增加到704公里。危机加深的速度是惊人的。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断流的意象比发水还令人沮丧。黄河近年没发水跟北方持续干旱有关。其实黄河自身的泄洪能力早已惊人下降。98年花园口1号洪峰的流量仅为58年的21%,水位却超过58年0.56米。下游黄河有几百里高悬空中(高出河南新乡20米,高出开封13米),一旦遇到洪水决堤,破坏将难以估量,成为推动危机爆发的引信完全可能。 目前中共党内虽然看似偃旗息鼓,然而党内斗争说穿了就是争夺权力,只要权力结构是专制的,得到权力就只能通过斗争,平衡必定就是暂时,发生斗争才是必然。而社会的基本矛盾从底层向上传递,最终也会引发高层斗争,不同的利益集团都会在高层寻找自己的代表,由此形成向上的凝聚和富集。只要有一天社会的深层危机浮上表面,眼前平静就会立刻打破。 台湾现在采取对大陆不介入的对策,但是台湾的当权者和百姓不会不明白,近在咫尺的大陆是躲不过去的。只要大陆仍然由中共统治,台湾头上就时刻悬着利刃。面对这样的威胁,我不太相信一旦有一天只需要台湾助一把力就能在大陆推翻中共,台湾仍然会不介入,那不是帮助大陆,是在救台湾自己,现在只是还没出现那个时机而已。 设想未来,如果中共再继续镇压下去,人民失去基本生存权的时候,那么风起云涌的暴动示威就会使中国发生动乱,再加上天灾人祸,经济萎缩,这块土地无法再养活如此多的人,被求生欲驱使的中国人就一定会走出国界,走向世界。 现在只是为了挣多一点钱,他们都不惜冒死偷渡,将来面对的是生死之交,难道能指望他们坐以待毙?当年几十万越南人漂洋出海震动了全球,如果百万、千万、上亿中国人走向世界,将导致怎样的反应链条?最终造成什么结局?现在虽然无法预料,但可以确信那必定是致命的。 99年4月25日,上万法轮功信徒包围中南海,震动了中共,也震动了世界。随后的《亚洲周刊》说《黄祸》预见了气功团体的强大能量,并称“文学的洞见往往出奇的准确”。 王力雄说,我则在祈祷,《黄祸》中后面那些可怕的故事千万不要再继续成为现实。 十年来,我的内心没有随时间的过去而放松,反而越来越强烈地感到劫难正在逼近。无疑会有人认为我把问题极端化了。我说中国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但类似的说法历史上从未断过,中国国歌的歌词也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哪个年代的忧国之士不曾担心中国要亡? 对此,首先应该谈的不是危机,而是中国目前为什么会这样稳定?如果真存在那么严重的危机,为什么现在看到的现象是相反?而我恰恰在这种稳定之下,感到着最大的危机。 今日中国除了政权以外,没有任何有组织力量可以在整体上对社会进行整合。政治反对派、意识形态、国家化军队、宗教、公民社会那些任何完善社会所不可缺少的整体性整合机制,不是已经死亡就是被铲除,或是在压制下无法生长。唯一的整体整合力量只剩下中共政权。中国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前所未有的稳定一点也不奇怪的,因为目前在大陆,除了独裁政权本身,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凝聚」社会,「引导」人民,足以对暴力政权形成挑战。一切都只能在独裁中共政权的指挥棒下运行。 所以,当今中国的基本状态是这样的: 就是一只政权的桶装着十四亿人的散沙。散沙内部进行着活跃而无序的分子运动,而桶因为失去信仰的凝聚也已经“脆化”,从毛泽东时代的铁桶变成了今天的玻璃桶。当然散沙无论如何不会挑战桶,哪怕桶是玻璃桶,这就是今日中国在外人眼里显得稳定和繁荣的原因所在。 但是,这稳定并不是吉兆,却应该说蕴含着极大的危险。危险在于,万一一次意外的震动使那玻璃桶破碎了呢?──唯一的整合就会丧失,社会就会失控,那时的中国将会怎样,能够怎样呢?所有的危机将一同爆发,桶里的散沙也就会漫天飞扬,无法收拾。 嘲笑这种担忧是容易的,但远不如正视这种担忧对中国更有益。“杞人忧天”顶多是白费了忧虑,而“不见棺材不落泪”却会在看见棺材时悔之莫及。前者的代价微不足道,后者的代价却是承受不起。生活常识经常告诫“以防万一”,那么哪怕未来发生危机的可能只有万分之一(何止),我们也只用万分之一的力量应对,十四亿中国人中就至少应该有十四万人投入为危机做准备。而事实上有几个人?且都被视为“有病”。 悲观论者不一定全是在扮演糟糕角色。古人教导“临事而惧,三思而行,好谋而成”的慎行原则,就是要多考虑不好的可能。从这种意义上,悲观有其独特的价值。然而悲观论者面临一种悖论,人们如果听信他们的预言,做出了努力去防止,他们的预言就会落空,也就会因此被讥笑为杞人忧天。 所以万能的上帝为了避免这种尴尬,做预言时总要附加一个条件,就是人们全都不信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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