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仇不報非君子也"成了中國人的口頭禪，有恩報恩，有仇報仇，恩仇分得很清楚，恩仇不分、有恩不報恩、有仇不報仇的人肯定是個渾人、小人。所以"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其中"義"字含有報仇意義，衡量一個人的道德標準之一，是否可以稱之爲君子，要從恩仇事件上評價。"君子報仇，十年不晚"是具體說明君子報仇在時間上伸縮性，只要有報仇的心理願望，允許在時間上準備，允許韜光暉跡，報仇實際上還允許不擇手段。伍子胥鞭屍的故事，說明中國人對報仇雪恨的重視程度。爲了達到報仇的目的，可以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即便是報仇對象已經死亡，也要予以掘墓鞭屍。"仇人相見，分外眼紅"，報仇心切是每個君子的心裏狀態。活著也是爲了報仇，"大仇未報，不敢言死"。對待仇人，可以恨不得將其"碎屍萬段"、"食肉寢皮"。報仇是理所當然的，是每個中國人都理解的，所以報仇是正義行爲，是男子漢的美德。

中國古典小說、戲劇和現代武俠小說裏都充斥著報仇的故事，如果沒有報仇故事就一定沒有武俠小說。金庸的《書劍恩仇錄》，其書名就是報仇，而中國讀者也就喜歡報仇的故事，沒有報仇的心裏，沒有報仇的願望，沒有報仇的故事情節，讀者根本不會有興趣閱讀。金庸倒是抓住了中國人的心思，將恨與愛貫穿於整個故事中，尤其對報仇雪恨的曲折過程寫得妙筆生花、出神入化，就更能吸引讀者。好象我們許多中國人生下來就肩負著報仇的重擔。

報仇首先是個人行爲。其仇恨中最仇恨的就是殺父（母、子、兄弟姐妹）辱妻（母、姐妹）仇恨，那是不共戴天的大仇，如果連這樣的大仇都不報的話，那簡直禽獸不如。《水滸傳》裏的林沖被逼上梁山，首先是因爲其娘子被侮辱，引發個人仇恨，故事情節的發展也是圍繞個人仇恨開始。報仇與法律是格格不入的，法律是制止和懲罰任何罪惡的手段，法律的建立是要否定報仇這種個人行爲，以法律形式解決個人仇恨。但中國的傳統報仇美德從來不以法律的解決爲標準，儘管也常常有通過法律手段解決仇恨問題的事例，但由於在中國歷史上人治大於法治，法律的公平性中國人是不相信的，"衙門大門朝南開，有理無錢別進來"，由於社會道德敗壞，法律在金錢權勢面前不起作用，所以解決仇恨問題一直還是以個人報仇爲主。直到現在，因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中國依然是一句空話，報仇的個人行爲到處可見。就說九月四日湖南邵陽醫院爆炸事件，也是一件個人報仇事件。甚至通過法律手段達到個人報仇事件在中國屢見不鮮，花錢買通法官達到報仇目的的事情太多，我這裏沒有時間去引用資料去說明，但讀者一定會清楚。

中國人的報仇行爲是有延續性、遺傳性、擴大性的特點。上一輩的仇恨沒有報，下一輩有責任完成復仇的重任，如果報仇對象死了，那麼仇人的兒女、家屬依然是報仇的對象，所謂"父債子還"就是這個道理，所謂世仇就是一代一代延續的仇恨，而且冤冤相報，沒完沒了。報仇經常還不是一命抵一命、一仇抵一仇，擴大化是必然的，對一個人的報仇會變成對一家人甚至一族人的行爲，對後代的行爲。有時生育竟然是爲了報仇的目的，當深仇大恨在現時不能實現報仇的願望，於是將報仇寄託與下一代，如果不能生育後代就無法完成報仇的願望。只有在被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才會藉助於外來力量報仇，一般報仇一定要親自報或者自己的子女親人來完成。結義兄弟如同自己的親兄弟，爲兄弟哥們報仇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如關羽被東吳呂蒙殺害，劉備傾國家力量報仇，雖然一把火將報仇願望化爲泡影，但這種報仇行爲是中國人所稱道的，儘管這種報仇行爲拿國家利益、人民利益的犧牲作爲代價，但中國人民的美德是有仇必報，誰去指責劉備的不是呢？

報仇可以擴展爲集體行爲。宗族仇恨、民族仇恨、階級仇恨、國家仇恨、宗教仇恨等，就是擴展了的個人仇恨，是從個人仇恨延伸的仇恨。中國共產黨和偉大領袖深刻了解民意，之所以能夠打敗國民黨，就是充分利用了人民的仇恨心裏，而且將這種仇恨上升到階級仇恨，使仇恨的力量集中起來，形成銳不可擋的社會革命力量。當年投靠共產黨，參加紅軍的許多人是有個人仇恨的原因，就象投奔梁山的諸多好漢一樣，懷著對貪官惡吏、地主資本家的仇恨，參加革命。也有許多是因爲觸犯了法律被迫參加革命，革命隊伍裏也集中了許多犯罪分子。毛澤東讚揚痞子運動是因爲痞子往往是犯罪分子，而犯罪分子是不怕死的，而且具有嚴酷的報仇雪恨心理，所以這些痞子一定能成爲堅強不屈的革命戰士。中國的革命是血腥的，被頌揚的革命都是從殺人開始，賀龍的"兩把菜刀鬧革命"故事，也是以殺人方式進行革命，不過後人都說是階級仇恨引起，哪怕是個人報仇行爲，如果將它上升爲階級鬥爭的高度，那就是革命。宋江殺媳、魯達拳打鎮關西、武松殺嫂都是犯罪行爲，但在中國老百姓看來，被殺的都是惡霸刁（淫）婦，都是正義行爲。

"憶苦思甜"是共產黨過去經常組織的活動，每個人都可以在憶苦思甜大會上訴說個人的仇恨，激起廣大貧苦農民對地主報仇雪恨的願望和情緒，形成羣體報仇意識。"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的口號，煽動羣衆把心裏情緒上的仇恨化爲具體的報仇行爲。共產黨經常教育參加革命的人民把個人的仇恨轉化爲崇高的階級仇恨，把個人的報仇願望化爲羣體的報仇慾望。

但中國人的集體報仇不完全是抽象的階級仇恨，一定要針對具體的階級敵人。於是"鬥地主、分田地"，揪出暗藏在革命隊伍裏的階級敵人，都是共產黨革命的具體對象化行爲。文化大革命也是煽動個人仇恨作爲革命基本動力，紅衛兵運動看起來是抽象仇恨行爲，但造反派的奪權運動就充滿了個人復仇意識，最早響應偉大領袖造走資派反的常常是那些對領導幹部懷有個人私怨的羣衆，徹底的革命者常常是無賴和流氓。就象上邊所講，報仇的對象常常擴大，比如資本家崽子、地主羔子都是報仇對象。共產黨非常重視一個人的社會關係，衡量一個人根紅苗正的標準，要看你的社會關係，直系親屬不必說，就是親戚裏面有地主、反革命，你就會成爲懷疑對象，一但你有點什麼錯誤，也會聯繫你的社會關係，從階級關係上分析問題。

煽動仇恨常常是統治者慣用的伎倆，尤其將個人仇恨轉化爲集體仇恨是維護統治者權威的手段。當年"反清復明"、"驅除韃擄，恢復中華"的口號是煽動漢族人對滿族人的民族仇恨，而且要報"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之仇，這的確是煽動，而且漢人也確實有這種報仇願望。不過這種報仇最後失敗了，因爲滿族人已經被漢族人完全同化，而且滿族人原來的故土東北已經成爲中國的一部分，如果再"驅除韃擄"也不知道把他們驅除到哪裏，此仇恨成了歷史，滿漢的民族仇恨已經自然消失。但對日本的仇恨就不可能消失，不存在"驅除日寇，恢復中華"一說，如果中國被日本亡國，而且也經過三百年統治，大概日本這個國家都不存在，可能成爲中國的一個省，日本民族也同樣被漢族同化，中國人想報南京大屠殺一仇的願望也就沒有了目標。爲了利用中國人對日的復仇慾望，保持中國人的凝聚力，中國政府沒有去化解這種仇恨，因爲這種民族仇恨還有利用的價值，就是對維護統治有價值。日本的對華援助對中國的經濟發展起了重要作用，包括在戰略上日本政府從來不敢小覷中國，當然由於日本民族一樣有中國漢族的劣根性，始終也不願意真誠就侵華戰爭道歉，中日的民族仇恨不會消除，這種仇恨將長期縈繞在中日人民的心中。

有一個流傳故事很好笑，說有一箇中國人，他的祖母曾在八國聯軍進中國時被日本人強姦，他的母親在抗日戰爭中也被日本人強姦，他的姐姐在中日合資企業裏也被日本人糟蹋，復仇的怒火在胸中燃燒，決心報仇，於是，有意識到日本打工賺錢，目的就是也要玩弄一下日本娘們，報"三箭之仇"。等賺夠了錢，專門吃了性藥，到日本的妓院狠很地操日本女人一回。結果那女人經不起他的長時間蹂躪，竟求饒他，用上海方言喊道："阿拉是上海人"。他這時才知道又搞錯了，好不容易攢點錢報仇，竟然又是自己人操了自己人，甚至不解怎麼中國婦女又主動來到日本，讓人家糟蹋？看來家仇國恨自己也不能雪恥。這個故事是中國人無奈自嘲的笑話，但也能說明中國人想復仇的意識。

如果煽動中國人的復仇願望，報仇的目標不僅是日本人，俄羅斯人是潛在的復仇目標。在中蘇珍寶島事件中，中國政府翻出歷史舊帳，沙皇俄國強加給滿清政府的不平等條約，使中國喪失了大片領土，而且這些領土列寧曾許諾歸還中國，當時中國人民新仇舊恨被煽動起來，激起中國人民對社會帝國主義蘇聯的復仇心理。但現在中國人誰會還有這種心理，早就丟到爪窪國去了。中蘇友好蜜月時期，政府只說蘇聯老大哥的好處，老百姓跟著政府歌頌斯大林、歌頌偉大的社會主義蘇聯。這就說明，中國人本來就有的報仇雪恨之火是需要點燃才能形成烈炎，如果不去煽動，中國人心理是平靜的，是屈從於現實的，就象歷史上曾屈從於蒙古人、滿族人一樣，就象日本侵華中的廣大良民和漢奸一樣。中國目前的經濟發展是與日本的對華援助分不開的，如果政府公開向人民展示日本的援助，恐怕老百姓仇日的情緒也會大大降低。國家仇恨、民族仇恨在政府的引導下，可以消失也可以加深。美國轟炸了中國駐南大使館，中國發生的抗議浪潮都是在政府引導支持組織下進行的，如果中國政府引導人民抗議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