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警界危機
 
2000年9月17日發表
 
【人民報訊】2000年的夏天,對於中國警察隊伍而言,是一個多事之夏。一批警界敗類浮出水面,觸犯社會衆怒,中國警察隊伍建設引起各界關注。潛伏在警察隊伍中的各種危機也引發人們思索。種種危機交織在一起,結成了「生死扣」,中國警察有沒有能力解開,又如何解開?是關乎中國警界生存發展的大事。目前,中國警界面臨哪些危機呢?

1.聲譽危機,開槍殺人觸犯衆怒

最近兩年,中國警察遭遇了建國以來的最大聲譽危機。人民警察的形象一落千丈,尤其是接二連三的出現警察開槍濫殺無辜的幾幕慘劇之後,中國警察的社會聲譽更是降低到歷史低點。

這個夏天轟動全國的警察開槍殺人案,有河北霸州康莊派出所副所長杜書貴,因別人不讓其超車發生爭執後,怒而開槍殺人。有7月4日河南禹州警察劉德周槍殺無辜的更大血案。有昆明森林警察房建雲也當街開槍打傷數人。

這數起警員持槍殺人案在當地和全國引起強烈反響,可以說觸犯了衆怒,觸發了潛伏多年的中國警察聲譽危機。

其實,警察的聲譽危機,前幾年已露出冰山一角,長期以來,人們反映公安局的「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一直是公安系統的通病,始終得不到改觀。而且在相當一些地方公安局或派出所,對羣衆報案採取的是推拖甚至根本不加理睬。

中國警察所面臨的聲譽危機,使中國警察隊伍建設處於嚴峻的外部環境之中,由聲譽危機而引申到信任危機,由社會的信任危機而引發中國警察的「破罐破摔情緒」,對中國警察的自身建設相當不利。

2.素質危機,警員竟是黑社會老大

中國警察隊伍整體素質不高,這是一個不容迴避的問題。而在今夏,經輿論曝光的幾起警員參與黑社會活動的案件,可以說揭開了中國警察隊伍素質不高的黑蓋子。

前段時間,剛被判處死刑的長春黑社會老大梁旭東,捕前竟是公安幹警。而在瀋陽破獲的以民營企業家劉湧爲首的黑社會案件中,有兩名市局警員也是黑社會成員。

在去年年末,湖南省衡陽市的一警界敗類李志文、其主要罪刑就是組織類黑社會性質的組織。李志文的父親是原耒陽市公安局副局長李萬盛。

警匪一家,這是我們對舊中國警界的描述,但在目前中國警察中,卻又不少警察,充當了一方惡勢力的保護桑很多地方警察竟淪落到與社會「爛仔」同流合污,甚至加入黑幫組織,足見目前警察隊伍素質令人憂慮的狀況。

造成警察隊伍素質危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關鍵的原因是我們在進人關上把得不緊。致使不管該人素質如何,只要有關係就可以進入公安系統。

那個長春的黑社會頭子梁旭東在進入公安系統前,就是黑社會組織的頭子。1995年憑藉其兄多方「溝通,得以調入長春市公安局,成爲一名公安民警。一個黑社會頭子居然可以通過關係調入公安系統,這簡直是對公安系統人事制度的巨大諷刺,也是傳統公安進人制度的巨大悲哀。

由於存量人員的素質低下,和相當一批警察的法制觀念淡漠、特權思想嚴重,使得新進入公安系統的高素質警員也面臨被同化和被污染的危險。

社會上有人把公安系統比喻爲一大染缸,反應了公安系統的惡性同化力量不可小視。

3.精神危機,特權思想挑戰思政建設

價值觀危機、世界觀危機、人生觀危機,這些在相當一批公安幹警身上都存在。而在公安系統,精神危機的最集中體現就是部分幹警的特權思想嚴重。

中國政法大學洪道德教授分析,特權思想的表現有這樣幾個方面。一是自以爲是人上之人,不能以平等的態度對待人;二是自以爲是法上之人,不遵紀守法;三是自以爲是管人之人,不依法辦事;四是執法粗暴,亂耍威風。

目前中國警察隊伍中的特權思想,已成爲挑戰思想政治教育的巨大障礙,過去我們片面強調警察的辛苦,所以遇上警察出事,都是以教育爲主。但教育的力量目前已不能解決警察隊伍中的特權意識和精神危機問題。重要的要從制度上消除特權行爲。

這些年我們一直沒有放棄思想政治建設工作,但爲什麼卻精神危機嚴重,看來還是藥方不對,片面的說教,空洞的教育很難起到真正的作用,改進思政教育也是當務之急。我們不能把寶全壓在思想政治工作上。必須要讓權力得到監督。

4.經費危機,治安上去了,收入下降了

就連公安部部長賈春旺也承認,一些地方保證不了公安的經費。

正因爲如此,所以各地的公安系統尤其是派出所有較大的罰沒權。其中罰沒的一部分收入充抵經費。

另外,警察的總體收入在社會上是偏低的。但由於警察所處的特殊環境,他們自身收入較低的條件下,很容易在社會對比中產生心理失衡。所以,各地的派出所,由於有罰沒處置的尚方寶劍,所以執法的警察也近水樓臺先得月,給公家撈錢的時候,自己的腰包就順便鼓了。

由於派出所存在着經費危機,所以相當一些地方的派出所爲了保證收入,常常是「放水養魚」,在打擊「黃、賭、毒」時,對違法犯罪分子往往罰款了事,不願意打得一乾二淨。在很多地方流傳着這樣的順口溜:「公安蓋房,嫖客打樁、賭徒砌牆、婊子裝潢。」

我們必須承認,由於很多基層派出所的經費危機,使得派出所的精力都放在罰款上了,在罰款時,他們才有積極性。而很多情況就出現在這罰款過程中。

去年湖北隨州市出了件新鮮事,該市刑警大隊二級警督姜作君爲了搞「創收」,竟與賣淫女串通一氣,從抓嫖罰款中分成,並將處罰嫖客的部分錢款據爲己有。約定賣淫女每提供一個嫖客或現場抓獲一個嫖客,可按罰款總額的15%至20%作爲其提成獎,姜本人則得5%至10%。

可以說這是罰款惹的禍。而罰款的原兇,還是很多地方因不能保證派出所的經費,允其把罰款上交財政後再返還的政策。

適當提高警察待遇,給足公安機關的經費是刻不容緩的現實方案。

如今中國警界面臨的各種危機,已結成「生死扣」,如何解開,這是個系統工程,須多方下手,從長計議。

從體制入手,讓權力得到有效監督

公安系統有着很大的權力,這些年也搞了很多制約和監督,但作用不明顯。北京京都律師事務所主任田文昌律師認爲,這主要是制約和監督機制合一的問題。就是監督權和決策權被合二爲一了。監督機構直接參與了決策,這就產生了監督權和決策權的合一。後果一方面是決策者的權力被削弱了,更重要的是監督者參與決策,監督很難實施。

針對這種情況,田文昌認爲,我們應該把內部監督,人大監督,社會監督,放到圈外去,遠離決策,通過一個合理的、科學的、行之有效的渠道,落實監督權。這才是從體制上解決警風問題。

對於我國警界存在的體制問題,北京大學法律系法學博士陳瑞華認爲,中國的公安機關跟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警察體制不一樣,是一個行政和刑事警察雙重的組合體。一方面是治安保衛機關;另一方面又是一個非常強大的刑事偵查機構,擁有除逮捕以外的刑事偵查權力。這樣帶來的一個最大問題是,在進行治安管理的時候,通常可以把刑事偵查權力拿過來用。如把刑事拘留等刑事偵查的手段用於處理治安案件;而在進行刑事偵查的時候又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