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访河南“艾滋病村”──千余人卖血卖出祸患
 
2000年9月16日发表
 
【人民报讯】1999年夏,河南上蔡县的一位医生在当地发现了一个令他坐卧不安的大问题:他的病人患有艾滋病!他立即把情况通报了他的老师──湖北某大学桂教授。桂教授在该县文楼村第一次提取了11个人的血样,有10例检疫呈阳性;第二次提取了140人的血样,有80多例呈阳性──这样多的人染上艾滋病,桂教授感到非常震惊……记者知道这一消息后,于去年12月12日赶到当地去采访……

◇村里十多个青年相继死去

河南上蔡县共有130多万农业人口,虽然土地不算贫瘠,但却戴着一顶“国家级贫困县”的沉重帽子。记者到该县文楼村采访,这个行政村里生活着三千多口人正被一种恐惧笼罩着,因为,继该村的一个中年妇女何玲因艾滋病于1999年6月死去后,村里又陆续有十多个青年人相继死去……

何玲丈夫对记者说:“何玲于1997年就开始犯病,当时,我不在家,她打电话对我说,已收了花生,自己煮了一锅在家吃,刚吃完就觉得胸口疼得厉害,于是就到对门的诊所打了一次点滴,这样陆陆续续地维持了几个月。”

1998年,刘新带着何玲看遍了县里大大小小的医院,但不管是当成啥病治,都好不过三天。随后,他们又跑到了郑州、驻马店、漯河等城市里的大医院求诊,但没有人搞得清何玲到底患的什么病。

1999年收罢麦子,何玲的病情再一次加重了,而且开始咳嗽,再到医院检查,又被诊断为冠心病,但吃药打针照样只能好三天。挨到最后,何玲又开始拉肚子、发喘并伴有持续不退的低烧。县医院的大夫这一次给她做了血样化验,结果出来了,大夫对刘新说:“吃过药,如果能熬到第四天,就不是艾滋病;如果不能熬过四天则肯定是艾滋病,这是最后的结论了!”

1999年6月的一天,也就是医院的大夫做出最后诊断的第四天,何玲在自家的院子里死去,丈夫刘新相信了最后一个结论──何玲患的是艾滋病。

◇一千多人在外地卖血留下祸根

何玲死后,文楼村又有十多个青壮年人像何玲那样死去了。村支书说:“他们得的病基本上差不多,都是先拉肚子后发烧。”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一个人口不到800人的文楼自然村就死去十多个人。到底是什么原因使这些死者染上“怪病”?“那些人都是前些年外出卖血留下来的祸根!”村支书向记者揭秘说,文楼村是远近闻名的“卖血村”。

村里的卖血风气在90年代初形成了一个狂潮,文楼行政村三千来人口,就有一千多人在外地卖血,这些人年龄大的六十来岁,年龄小的则只有十几岁。为了能把血卖出去,他们不惜给人送礼,甚至一天要重复卖好几次。有一次,村里七个人到驻马店卖血,一连抽了七天,七个人把钱凑到一块儿合伙买了一辆7000多元的农用四轮拖拉机。拖拉机买了后,但七个人把拖拉机摆弄了一个多小时,谁也没有力气开动拖拉机,因为他们都脚软手软。

当时,何玲和死去的另外一些人就是这时候出去卖血的,他们的本意是换钱维持生活,他们没有想到依靠卖血贫穷挥之不去,瘟疫却跟脚而来!

◇村支书说:咱们村男的娶不回老婆,女的嫁不出去

记者的手上有这样几份从报纸上得来的资料:

1996年,河南省新野县一个六岁儿童在玩耍中从五楼落下,摔成重伤,经过输血抢救捡回一条生命。然而,时间过去一年,这个孩子在一次体检中却被发现已患艾滋病!追根溯源,其罪魁祸首就是输进了带有艾滋病患者病毒的血!儿童的父母一怒之下,将提供血浆的新野县血站及新野县卫生局推上了被告席。

1997年,山西省一名一名刚考上北京某大学的学生,在新生报到体检时被发现体内携带有艾滋病病毒!经查证,该学生的病源也是因为输血!

文楼村支书忧虑地说:“现在没有外村大人来我们村提亲了,男的娶不回老婆,女的又嫁不出去!这不是把我们村给封闭了吗?”现在外村人都猜测文楼村个个都有病,但村里究竟哪些人得了艾滋病或者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却没有人能够给他们一个准确的答案。在记者来之前十多天,河南省卫生厅来了三个人,抽取了160个人的血样,拿去郑州化验,村里人还不知道化验结果,但村民们对化验的态度却普遍很消极。

“我不想化验,有那病也没法治,自己知道了反而不舒坦。”何玲的丈夫刘新就代表着这种消极的心态。何玲死后,他要带着三个孩子在自己家的青砖瓦房里过下去──这是何玲卖血盖起来的。刘新说:“我做梦经常梦到一片片血!”他说到这里已经泪流满面了,“我不想思过去,也不敢想今后,反正活着就得挺下去。”

压抑的文楼村人不愿提起“艾滋病”三个字,都用“那病”代替了。他们原本以为那是有钱人得的病,怎么就和他们这些老实巴交的庄稼人联系上了呢?和刘新一样,文楼村许多人拒绝面对这个残酷无情的现实。在他们看来,他们宁愿坐等死亡的到来,也不愿知道自己已经染上了艾滋病。他们虽然拒绝了过去,却不敢面对将来。

◇有关部门拒不承认

采访文楼村,记者的心里始终是沉甸甸的。记者在回郑州的路上,文楼村村支书的话一直在耳边响个不停:“外边的人只知道了文楼村,其实,周围的几个村庄卖血比我们这里更厉害!”为了证实他的说法,记者又来到了县卫生防疫站和县卫生局,但两位负责人却否定地对记者说:“谁说我们这儿有艾滋病?”“其他村,没调查,不清楚。”卫生局一局长还以“无法解释”的回答,拒绝了记者的提问。

1999年12月13日,记者电话采访了刚从北京回到武汉的桂教授。他在电话中说:“上蔡县就我去过的地方来讲,患这种病的人很多……总有一天大家都会知道。”“我相信我只是看到了冰山一角。但是艾滋病诊断有特殊的要求,每人要花500元钱才能做确诊试验。很遗憾,我没有这个经济能力,这需要政府和社会能提供一些帮助。”

“现在无法估计出上蔡县有多少人患了艾滋病或携带有艾滋病毒,但我相信数量肯定是惊人的!”桂教授还说,艾滋病毒绝非一个县的力量所能解决了的,需要外界从技术、经济上给予支持。如果需要,他表示愿意为当地老百姓出力。(http://renminb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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