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前還是一片淨土的中國，現在已經是到處都能發現艾滋病的國度。
15年前，人們談論起艾滋病的時候，臉上還都帶着一種曖昧的笑；現在，人們談論起艾滋病，就像談論晚餐吃什麼。
官方報告：到1999年中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總共爲15000多例；專家估計：保守數字至少50萬人，並且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長。專家斷言：艾滋病在中國已經進入快速增長期。
艾滋病留給中國的時間已經不多。2000年，中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將累計達到60—100萬人，由此，中國將爲此付出4602—7700億元人民幣的代價。艾滋病的流行將成爲國家性災難。
預防和控制還來得及。但可怕的是否認和冷漠，並由此而引發「不作爲」。不幸的是，一些官僚和政府機構正在這樣做。
難道，中國真的要爲這場災難付出沉重代價後，才開始總結經驗教訓，才開始亡羊補牢？
「假如不迅速採取措施，中國將成爲世界上艾滋病感染人數最多的國家之一，艾滋病的流行將成爲國家災難。」在一次學術報告會上，中科院院士、艾滋病研究專家曾毅的報告令舉座鴉雀無聲。
按照曾毅的測算，當艾滋病感染者人數達到60—100萬的時候，隨之而來的經濟損失每年可達人民幣4600億元到7700億元。這個數字曾讓中國有關領導人擔心：艾滋病一旦流行會破壞改革開放以來的辛勤建設的成果。
衛生部公開披露的數字是：從1985年中國發現首例艾滋病人到1999年9月底，中國共報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5088例，其中艾滋病病人477例，死亡240例。
在一些長期在艾滋病防治一線工作的專家學者看來，這類數據遠不能描述艾滋病蔓延的險惡。「這在流行病學上毫無意義，區區幾百人的死亡數字，只能誤導決策者，錯失抵抗艾滋病之害的良機。」
1994年以前，艾滋病毒感染者大多數爲雲南的吸毒者。1994年後，艾滋病傳播超出雲南省，迅速向全國擴散。1998年6月，青海省最後報告發現了感染者，短短四年間，艾滋病毒感染報告全面覆蓋中國31個省、市、自治區。專家估計的艾滋病毒感染人數直線上升，1993年爲l萬，1994年爲3萬，1995年爲10萬，1998年是30萬，1999年，保守的估計數字是50萬。
「開始我們在地圖上只標出一點紅，後來是一片紅，現在全國地圖上已經沒有空白點了。個別地區已出現了艾滋病患者的大批死亡，蔓延程度已超過非洲。」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專家說。血、毒、性 目前中國出現大批死亡的地區，是血源性感染的重災區。比如河南、河北、山西、安徽、湖北幾省的一些鄉村。歐美國家基本杜絕了血源感染這一途徑，這使得因賣血漿、輸血而染上艾滋病，幾乎成了中國的一大特色。
從1993年開始，全國有10多個省發現賣血漿人羣中，存在艾滋病毒感染者，數量極大。知情人士透露，血源性感染嚴重的一個原因，是基層血站的操作：把同血型的多袋血液混入離心機攪拌處理，上層的血漿保留，沉澱的血球重新注入職業賣血者體內，以便快速再造血。如此一來，艾滋病病毒的感染率10倍速地增加。
90年代，中國頒佈了《獻血法》，意在通過無償獻血阻斷由有償獻血等原因發生的感染。令人擔心的是：因此而感染艾滋病的職業獻血者並未徹底清查，這些人員又通過性傳播、母嬰傳播渠道擴散艾滋病。由於管理上的不嚴密，一些人仍在流動各地賣血。出售的含有艾滋病毒的血漿，又可能成爲新的傳播源。
地下采血也難以根絕。2000年7月，河南汝洲市公安機關搗毀一個地下來血窩點。三個血頭召集20多名賣血人，吃住在窩點內，進行封閉式採血，10天之內，採血400餘袋。化驗結果顯示：血液中含有多種病毒。
吸毒人員中的艾滋病感染者近幾年急劇增加。中國的吸毒活動現已經蔓延到全國2000多個縣市。根據公開的病例統計，因吸毒而感染艾滋病毒的，約佔總感染人數的2／3。
1992—1995年，雲南省吸毒人羣中艾滋病毒感染率爲5％左右，近年則上升到20％—30％。在新疆、廣西、四川、重慶、廣東、貴州等地，吸毒人羣中共用注射器的人數快速上升。新疆步雲南後塵，成爲因吸毒而發病率上升最快的地區。一種艾滋病毒——1重組病毒，從開始流行到達接近飽和的70％感染率，在雲南用了五至六年，在新疆只用了二至三年。
在非洲、亞洲的一些艾滋病高流行的國家，70％—80％的艾滋病毒感染是因性傳播引起的。性傳播雖然目前還不是我國艾滋病傳播的主要渠道，但在一些地區已呈迅猛發展之勢。1991年雲南省通過性傳播感染艾滋病的人員佔艾滋病毒感染者的3.8％。 1998年，這一數字上升到了10.3％。在中國的沿海城市，性傳播已經成爲艾滋病毒傳播的主要形式。
有專家根據目前中國商業性性交易的規模和活躍程度預測：若再無有力措施，中國艾滋病大流行看來「萬事俱備，只欠時日」。抉擇時刻 一些在一線工作的專家學者對中國防治工作的現狀表示擔憂。中國面臨艾滋病的威脅，這跟其他國家沒有任何區別，區別在於：中國對於艾滋病的流行控制非常滯後。
據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的資料，1996—1997年印度政府對艾滋病防治的投入爲746.7萬美元，泰國爲7406.2萬美元，越南爲454.5萬美元，我國則爲275.6萬美元。
曾毅認爲，幾個問題爭論不休，直接影響着中國艾滋病公共政策的正確選擇。
第一，中國的艾滋病蔓延究竟嚴重不嚴重?
在許多地區，艾滋病防治並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一些地方官員「諱疾忌醫」，生怕透露出當地艾滋病病情後影響「政績」，艾滋病防治人員被排擠、革職的現象時有發生。學者或者一些機構十分有限的調查也只得偷偷摸摸地進行。
1998年，河南血源性感染事件，有關部門調查感染人數，當查出132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時，調查被停止了。
「我們的工作有兩個：搞研究，和政府官員作鬥爭。」一位因披露河南血源性感染問題而被停薪停職的地方學者說。
第二，要不要下大力氣對公衆宣傳教育?
衛生部艾滋病預防控制中心1995年和1997年在火車上進行過兩次隨機調查，結果顯示，當艾滋病在以每年3倍的速度蔓延時，公衆對艾滋病的知曉度反而下降了3個百分點。
而另一項對京、津、滬8個城市居民(包括醫生)的性病、艾滋病知識調查表明，醫生對艾滋病的了解並不比一般民衆多。
「迄今爲止，還沒有一種可靠的藥物能治癒艾滋病，這使得預防格外重要。首先要投入的是對公衆的宣傳教育，讓人們懂得保護自己。」曾毅說，「我們想開展工作，可是沒有錢。」
第三，要不要對「高危人羣」開展有效的干預措施?
艾滋病蔓延的一般規律是，從「起始人羣」吸毒者向「核心人羣」賣淫嫖娼者傳播，然後覆蓋公衆。
如何對待吸毒人羣?強制戒毒的成功率之低有目共睹，1998年，中國國家衛生部準備借鑑國外經驗，試點向吸毒人羣提供清潔針具和使用口吸美沙酮代替靜脈注射海洛因。而公安戒毒部門認爲：爲吸毒人羣提供針具和藥品公衆不會接受，不符合中國國情。
如何對待性交易人羣?中國政府一貫「禁娼」作爲預防艾滋病的措施，公安部門一度把攜帶安全套作爲抓獲妓女的證據。中國「嚴打」方式在某種程度上使賣淫人羣轉入地下，在這樣的情況下，在賣淫人羣中進行預防艾滋病的教育十分困難。
90年代，當艾滋病成倍蔓延的十年間，中國試圖用貞潔教育對抗現代惡魔。「中國艾滋病人數在未來幾年內可能增加到100萬，也可能增加到1000萬，關鍵要看政府如何教育民衆，提供防禦措施。」1999年12月，著名艾滋病研究專家何大一說，「中國的艾滋病防禦正處在關鍵時刻。」(木子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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