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前还是一片净土的中国，现在已经是到处都能发现艾滋病的国度。

15年前，人们谈论起艾滋病的时候，脸上还都带着一种暧昧的笑；现在，人们谈论起艾滋病，就像谈论晚餐吃什么。

官方报告：到1999年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总共为15000多例；专家估计：保守数字至少50万人，并且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专家断言：艾滋病在中国已经进入快速增长期。

艾滋病留给中国的时间已经不多。2000年，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将累计达到60—100万人，由此，中国将为此付出4602—7700亿元人民币的代价。艾滋病的流行将成为国家性灾难。

预防和控制还来得及。但可怕的是否认和冷漠，并由此而引发“不作为”。不幸的是，一些官僚和政府机构正在这样做。

难道，中国真的要为这场灾难付出沉重代价后，才开始总结经验教训，才开始亡羊补牢？

“假如不迅速采取措施，中国将成为世界上艾滋病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艾滋病的流行将成为国家灾难。”在一次学术报告会上，中科院院士、艾滋病研究专家曾毅的报告令举座鸦雀无声。

按照曾毅的测算，当艾滋病感染者人数达到60—100万的时候，随之而来的经济损失每年可达人民币4600亿元到7700亿元。这个数字曾让中国有关领导人担心：艾滋病一旦流行会破坏改革开放以来的辛勤建设的成果。

卫生部公开披露的数字是：从1985年中国发现首例艾滋病人到1999年9月底，中国共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5088例，其中艾滋病病人477例，死亡240例。

在一些长期在艾滋病防治一线工作的专家学者看来，这类数据远不能描述艾滋病蔓延的险恶。“这在流行病学上毫无意义，区区几百人的死亡数字，只能误导决策者，错失抵抗艾滋病之害的良机。”

1994年以前，艾滋病毒感染者大多数为云南的吸毒者。1994年后，艾滋病传播超出云南省，迅速向全国扩散。1998年6月，青海省最后报告发现了感染者，短短四年间，艾滋病毒感染报告全面覆盖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专家估计的艾滋病毒感染人数直线上升，1993年为l万，1994年为3万，1995年为10万，1998年是30万，1999年，保守的估计数字是50万。

“开始我们在地图上只标出一点红，后来是一片红，现在全国地图上已经没有空白点了。个别地区已出现了艾滋病患者的大批死亡，蔓延程度已超过非洲。”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专家说。血、毒、性 目前中国出现大批死亡的地区，是血源性感染的重灾区。比如河南、河北、山西、安徽、湖北几省的一些乡村。欧美国家基本杜绝了血源感染这一途径，这使得因卖血浆、输血而染上艾滋病，几乎成了中国的一大特色。

从1993年开始，全国有10多个省发现卖血浆人群中，存在艾滋病毒感染者，数量极大。知情人士透露，血源性感染严重的一个原因，是基层血站的操作：把同血型的多袋血液混入离心机搅拌处理，上层的血浆保留，沉淀的血球重新注入职业卖血者体内，以便快速再造血。如此一来，艾滋病病毒的感染率10倍速地增加。

90年代，中国颁布了《献血法》，意在通过无偿献血阻断由有偿献血等原因发生的感染。令人担心的是：因此而感染艾滋病的职业献血者并未彻底清查，这些人员又通过性传播、母婴传播渠道扩散艾滋病。由于管理上的不严密，一些人仍在流动各地卖血。出售的含有艾滋病毒的血浆，又可能成为新的传播源。

地下采血也难以根绝。2000年7月，河南汝洲市公安机关捣毁一个地下来血窝点。三个血头召集20多名卖血人，吃住在窝点内，进行封闭式采血，10天之内，采血400余袋。化验结果显示：血液中含有多种病毒。

吸毒人员中的艾滋病感染者近几年急剧增加。中国的吸毒活动现已经蔓延到全国2000多个县市。根据公开的病例统计，因吸毒而感染艾滋病毒的，约占总感染人数的2／3。

1992—1995年，云南省吸毒人群中艾滋病毒感染率为5％左右，近年则上升到20％—30％。在新疆、广西、四川、重庆、广东、贵州等地，吸毒人群中共用注射器的人数快速上升。新疆步云南后尘，成为因吸毒而发病率上升最快的地区。一种艾滋病毒——1重组病毒，从开始流行到达接近饱和的70％感染率，在云南用了五至六年，在新疆只用了二至三年。

在非洲、亚洲的一些艾滋病高流行的国家，70％—80％的艾滋病毒感染是因性传播引起的。性传播虽然目前还不是我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渠道，但在一些地区已呈迅猛发展之势。1991年云南省通过性传播感染艾滋病的人员占艾滋病毒感染者的3.8％。 1998年，这一数字上升到了10.3％。在中国的沿海城市，性传播已经成为艾滋病毒传播的主要形式。

有专家根据目前中国商业性性交易的规模和活跃程度预测：若再无有力措施，中国艾滋病大流行看来“万事俱备，只欠时日”。抉择时刻 一些在一线工作的专家学者对中国防治工作的现状表示担忧。中国面临艾滋病的威胁，这跟其他国家没有任何区别，区别在于：中国对于艾滋病的流行控制非常滞后。

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资料，1996—1997年印度政府对艾滋病防治的投入为746.7万美元，泰国为7406.2万美元，越南为454.5万美元，我国则为275.6万美元。

曾毅认为，几个问题争论不休，直接影响着中国艾滋病公共政策的正确选择。

第一，中国的艾滋病蔓延究竟严重不严重?

在许多地区，艾滋病防治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些地方官员“讳疾忌医”，生怕透露出当地艾滋病病情后影响“政绩”，艾滋病防治人员被排挤、革职的现象时有发生。学者或者一些机构十分有限的调查也只得偷偷摸摸地进行。

1998年，河南血源性感染事件，有关部门调查感染人数，当查出132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时，调查被停止了。
“我们的工作有两个：搞研究，和政府官员作斗争。”一位因披露河南血源性感染问题而被停薪停职的地方学者说。

第二，要不要下大力气对公众宣传教育?

卫生部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1995年和1997年在火车上进行过两次随机调查，结果显示，当艾滋病在以每年3倍的速度蔓延时，公众对艾滋病的知晓度反而下降了3个百分点。

而另一项对京、津、沪8个城市居民(包括医生)的性病、艾滋病知识调查表明，医生对艾滋病的了解并不比一般民众多。

“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种可靠的药物能治愈艾滋病，这使得预防格外重要。首先要投入的是对公众的宣传教育，让人们懂得保护自己。”曾毅说，“我们想开展工作，可是没有钱。”

第三，要不要对“高危人群”开展有效的干预措施?

艾滋病蔓延的一般规律是，从“起始人群”吸毒者向“核心人群”卖淫嫖娼者传播，然后覆盖公众。

如何对待吸毒人群?强制戒毒的成功率之低有目共睹，1998年，中国国家卫生部准备借鉴国外经验，试点向吸毒人群提供清洁针具和使用口吸美沙酮代替静脉注射海洛因。而公安戒毒部门认为：为吸毒人群提供针具和药品公众不会接受，不符合中国国情。

如何对待性交易人群?中国政府一贯“禁娼”作为预防艾滋病的措施，公安部门一度把携带安全套作为抓获妓女的证据。中国“严打”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使卖淫人群转入地下，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卖淫人群中进行预防艾滋病的教育十分困难。

90年代，当艾滋病成倍蔓延的十年间，中国试图用贞洁教育对抗现代恶魔。“中国艾滋病人数在未来几年内可能增加到100万，也可能增加到1000万，关键要看政府如何教育民众，提供防御措施。”1999年12月，著名艾滋病研究专家何大一说，“中国的艾滋病防御正处在关键时刻。”(木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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