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一位志愿教我日文的女老师同感中国日本可以兄弟关系相比。我根据中日“教与学”关系的变化而言：“中国过去是哥哥，日本是弟弟；现在相反。”这位老师却说：“我认为中国一直是哥哥。中国很成熟，是‘成年人’；而日本并不成熟，象个孩子。”她在日本肯定是个“少数派”，但见解独到，引人深思。有如家中，“哥哥”可能不如“弟弟”个高，但“哥哥”毕竟有哥哥的成熟、魅力和心胸。

崇尚中国三位古人

出于虚心好学、崇尚权威的民族性格，日本人对中华五千年文明深怀敬意。孔子可能是迄今为止最有名、最有影响、最受尊敬的中国人了。但与我们将儒家之说称“儒学”首先当作学问来研究不同，不少日本人持一些西洋人的观点，认为它首先是宗教并且只称其为“儒教”。我认识的一位学者即如此，我与他辩论，互不相让。再一位日本家喻户晓的中国古代名人大概要属杨贵妃了，也许因她是中日交流盛世的唐朝人，也许因为她的美，日本人对她总是津津乐道。日本人对秦始皇的暴政和丰功伟业、对成吉思汗作为“中国的代表”两次犯日不成的历史亦念念不忘。中国在日本最有名的小说无疑是《三国演义》，日本人搞不清也不介意史书与演义的关系，一直称其《三国志》；人们最喜爱的主人公是诸葛亮（孔明），我的几位朋友为此取名“亮”、“亮子”。日本人虽绝对尊从“一把手”，却对“二把手”情有独钟：机智多谋，却不争权，扶佐正头，成就大业，鞠躬尽瘁，肝胆相照。同样理由，日本人对当代的周恩来最有感情最怀敬意最少争议。“三国”中的关羽因其忠义、又因华侨在横滨、神户、长崎“中华街”建了三座“关帝庙”，名声大于在中国。日本关于“三国”的电视剧、游戏、漫画书不断推陈出新。他们对三国人物在智慧品德、武艺战术、统领全局三方面打分，诸葛亮的智慧品德获得绝无仅有的满分——百分，曹操获“三项全能”最高分。此外《西游记》及书中孙悟空亦被日本人喜爱，而“中国古典第一名著”《红楼梦》却受冷落。在“旅游大国”日本，热衷出访的国度因人而异，但访华的热点多在“丝绸之路”和“古都长安”。

自明治维新特别是甲午战争，中国在日本人眼里一落千丈，千年威风荡然无存。由于中国国力的衰败，日本人关于中国的话题也变得“负面”了。当年在“满州国”，日本人是头等公民、殖民地的朝鲜人当二等公民，半殖民地的中国人只能当三等公民，分发紧缺物资也按十成、八成、六成的标准。至今有的老头老太太称中国时仍习惯用当年带有轻蔑意味的“支那”。日本人多回避“败战”而使用“终战”一词。一位青年和尚告诉我：“日本是不想打了，我们没有败！我们如果想打，会战斗到剩下最后一个日本人。”一些他们日本人不愿分析战败原因，他们认为美国的两颗原子弹、以及苏联红军的参战使得日本“不想打了”，中国人没有什么大的作用。但是日本人对中国人在他们“终战”危难时的大度仁慈却刻骨铭心。蒋介石提出“以德报怨”，对国家放弃战争赔款，对士兵创造条件使之尽快回国与家人团聚，对战俘的政策在战胜国中最宽大，只处决了少数最高决策者或民愤极大者。共产党对从苏军接收的千余名战犯“生活上从优、人格上不虐待”，教育改造，变敌为友。他们回日本后立即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我见到的事务局长高桥哲郎现已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待中国有如故乡般的亲切，并赠我由他们编写的《我们在中国干了些什么——原日本战犯改造回忆录》。与对中国的感恩相比，日本人对战败时抢走他们财产、并将日军战俘当劳力使用的民族，是耿耿于怀，结下疙瘩了。

对当今中国的看法

一位曾受周恩来总理关照、为日中友好奋斗一生的老大娘多次向我叹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令我们难忘！那时的中国人那么纯朴、那么真诚、那么高尚！我们访问团的一个成员在旅馆房间里忘记的一块手绢，中方竞从沈阳追到北京，送还给我们。”但她对现在中国出现的一些社会现象深感不满，她说：“再去访华，外出不安全，服务人员没好脸色，到处乱收费没章法。同团有人不理解，而我是看了心疼呀，有一次忍不住，我背过脸泪流不止。”

在去年对全日本３０００名有权者（有效回答率７５％）的抽样调查中，提出有名的中国人，第１位是毛泽东、第２位是邓小平、第３位周恩来、第４位江泽民。对于毛泽东，无论褒贬如何，没有人可以否认他作为大思想家、大政治家对自己同时代及后代、对于中国以及世界的影响力。

由于日本人原本独善其身、不爱发表意见，加之在战争问题上有短，就更不对中国内政发表看法了。但与世界各国一样，对“文化大革命”是持否定意见的，对当今中国的“后门”、拜金主义、贪污腐败，非常反感。

日本曾出版《中国旅游指南》，编者告诫日本游客，中国（人）有如下不同：“１、缺乏公共道德，如随地绿扔东西、买票购物不排队加塞儿；２、缺乏守法精神，如不守交通规则；３、服务态度差、上班聊天，……”我刚读时觉得很刺眼、心潮不平，但理智地思考之后，便感到每一个“愿意照镜子”的中国人都不会否认它。

比起谈论国家大事、意识形态，日本人更喜欢轻松、愉快、通俗、简单的话题。比如：天气变化啦，风味料理啦，京剧太极啦，通俗歌手啦，由于文化传播需要时间，当中国早已进入“气功热”的时代，日本的“太极拳运动”正方兴未艾；当中国已经唱《大海啊，故乡》时，日本人还在唱《我爱北京天安门》。日本人对中国的一些事物、一些看法、甚或事物名称爱“想当然”。比如曾流行中国的“中山服（装）”，日本人坚信它应该叫“人民服”，恐怕因为“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全体人民都穿的缘故吧。一位日中友协干部请我帮他看看他用中文写的在访问西安宴会上的致词，他的中文很好，可有一句让我忍俊不禁：“西安自古以来是我们日中友好的据点。”我忙说：“大爷，‘据点’这词最好不用，中国人最害怕‘鬼子从据点进村了’。”还有每当我们揶揄“日本男人到处小便”时，日本人总爱笑著反击：“看看你们的‘你好厕所’吧！”问起缘由，对方称，日本公厕绝对是“单间封闭式”的，而中国很多公厕，几米长的粪沟只用一些木板将人隔开，有的是单坑但不隔板，十来个人可蹲著互致“你好”或聊天。

最关心中国对日本的影响

其实日本政府也好国民也好，对别的都在其次，最最关心担心的还是中国的发展对他们国家有什么影响和要采取什么新的行动。比如邓小平的去世、政府首脑的换届是否会引起中国政府政策的改变或社会动荡从而导致日本在中国的利益受损，香港回归后是否会有政策不利于日本的经济浸透等等。日本人因殖民统治台湾５０年，对台湾有一种特殊“深厚的感情”，一些人向我表露，“我们爱台湾，台湾人也爱日本”；海峡两岸关系一有紧张，日本报刊电视就作特别报导，我曾对不断问我海峡关系紧张怎么办的日本友人们开玩笑地说：“你们对台湾比我还关心呢！”对香港也如是，日本一家大报记者在香港回归前夕采访我，尽管我一再表示“对此不仅大陆人民由衷高兴，香港人民和世界各地华人多抱欢迎态度。香港回归后政策不会变，我持乐观态度”，可是那位记者怎么也不理解（或不相信）我的话，自始至终深表忧虑。不出所料，我不合日本口味的感想没能见报，但高兴的是，当天的电视、报纸色彩明快，既报导了有人抗议、不满，也报导了大多数香港居民的喜庆祥和。

１９９５年、１９９６年是中日恢复邦交的最低谷。我所在大学的日本学生在校园内树起“要求法国、中国停止核实验”的大型标语牌，有时在车站被日本志愿者截住要求签字。有的朋友说，“我们由于过去的事（即侵华），运动矛头主要指向法国，其次才是中国。”尽管我一再解释中国的一贯原则，但他们很难听进去，有的表示“请不要刺伤我们的感情”。再有钓鱼岛（日称尖阁诸岛）的归属问题，日本各大党派、日本国民与政府表现出了少有的“共识”，不止一位日本导师告诉学生们“当然属于日本”。以上磨擦加上民间战争索赔案的提出等各种问题，虽明言“中国威胁论”者极少，但对中国持友好态度者减少。

在１９９７年接受《朝日新闻》统计调查的人中，除一半人弃权外，喜爱中国与讨厌中国之比为６：４（同期中国国民喜爱与讨厌日本之比约为２：８）；去年危龋说牡查结果大致相同。日本人对中国的印象是传统（２３％）、发展（１７％）、统（一控）制（１７％）、友好（１２％），当然也有少数人认为中国特点是改革、民主、侵略和停滞。

谈到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印象，根据日本畅销书《偏见的构造——日本人的人种观》（１９６７年发行，１９９４年第３８次发行）的统计，中国人被形容为“做事慢慢来”、“疏忽不细心”、“迷信”、“狡猾”、“保守”的民族。日本将世界有影响或与日本关系密切的１５个民族（国家）排队，中华民族被排在第９位。日本人最喜欢的民族依次为英格兰、法兰西、德意志、美利坚、或因其“礼貌、保守、冷静、讲道德”、或因其“富艺术气息、感情丰富”、或因其“科学理性、爱认死理”、或因其“有行动力、不断的进步”。

谈到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有人认为几千年来中国内部一直重视血缘关系、地缘（老乡）关系、秘密宗教结社等横向关系”，这是形成中国“关系学”、“关系网”、不重法、难执法的根本原因。而中国对外则一直表现一种“中华思想”。此词由日本人使用，主要不是指中国古代思想的丰富、思辨，而是指中国惯于居功自傲、以中华为中心、鄙视周围弱小民族的优越感。使多少日本人“气不公”的是，这一百年日本在经济上已大大超过中国，可中国从来没有对日本真正服气过。

日本政府和国民都希望与中国建立长期的友好合作关系。

对如何作出具体努力，民间抽样调查表明，日方认为首先要维护亚太地区和平稳定（２２％）、其次要处理好战争及过去遗留下的问题（１６％）、第３位是加强经济交流（１５％）；此外，要加强留学及各种交流和取缔非法出入境问题。

人与人、国与国的交流、理解是困难的，但只要心诚、心宽，是可以作到的。

原载《华声月报》六月号(http://renmin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