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深圳在當時也很有名氣，原因首先是大陸與香港僅有的兩個陸路口岸都設在這裏。６０年代，大陸曾拍攝過《祕密圖紙》、《跟蹤追擊》兩部電影，許多人不僅從這兩部風靡一時的「反特」片中知道了深圳，而且還知道這裏是那些企圖顛覆新中國紅色政權的敵特們出沒的地方，是「反帝前哨」。
從５０年代後期開始，深圳先後發生過多起大規模民衆集體越境逃港事件。到了１９７７年，逃港已發展成愈演愈烈的趨勢，邊防部隊對此已是防不勝防。據統計，自１９５７年始，２０多年裏參加外逃的計有１１９２７４人次，其中逃到香港的達６０１５７人。１９７９年深圳建市，第一任中共市委書記張勳甫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帶人去圍堵逃港的民衆。
在當時，大規模集體逃港被視爲惡性政治事件，廣東省的領導在彙報工作時對此自然不能避而不談。
鄧小平聽了，即刻插話：「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他又說：「此事不是部隊能夠管得了的。」
兩句話讓廣東的同志不解其意：說政策有問題，難道不準外逃的政策有變？說部隊管不了，那誰又管得了？
１０天后，鄧小平離穗回京，留下這兩句謎一般的話。
幾天後，鄧小平在廣東視察的照片沖洗出來了，望着這一張張照片，透過那睿智的目光，廣東的同志似有所悟。
之後，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吳南生赴深圳進行實際調查，當地羣衆的收入與深圳一河之隔的香港新界農民收入的巨大反差發人深思。深圳有個羅芳村，河對岸的新界也有個羅芳村。深圳羅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１３４元，而新界羅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１３０００元。更耐人尋味的是，新界原本並沒有一個什麼羅芳村，居住在這裏的人竟全是從深圳的羅芳村逃過去的。
問題很清楚，「前線」同時也是個「窮線」。吳南生寫了情況報告。看了報告，廣東的同志對鄧小平的話已是深有所悟。
再之後，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黨的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重新得到確立，廣東的同志終於恍然大悟。（原載：《黨史信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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