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達功:南斯拉夫政治變革與中國政治變革
 
2000年10月7日發表
 
【人民報訊】(博訊08日消息)南斯拉夫政局明朗化使得全世界都鬆了一口氣,沒有發生內戰,沒有發生大規模暴亂,也沒有象羅馬尼亞當年軍隊對獨裁總統齊奧塞斯庫進行激烈武裝反叛,最後倉促將齊氏夫婦槍斃那樣,值得慶幸的是米洛舍維奇沒有負隅頑抗,承認自己大選落敗,儘管晚了幾天,但還是乖乖的交出政權,避免了大規模流血事件,結局是令人滿意的。南斯拉夫政權的更迭,是南斯拉夫人民爭取民主自由的偉大勝利,它表明人民是不可戰勝的,民主是不可戰勝的。民主自由的道路是全世界人民爭取解放的唯一出路,獨裁專制暴政將會淹沒在全世界民主自由的浪潮之中。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任何阻擋國家實現民主政治的力量都是歷史的反動,都是螳臂當車,不自量力,最終會被碾得粉身碎骨。
  南斯拉夫的政治形勢發展是許多人早已預料到的,時間上也沒有大的出入,不奇怪。 包括祕魯的政局,人們都可以正確的預料其結果變化。

  我們中國則不同,誰能預料中國會在短時間內發生重大政治變革?中國不同於南斯拉夫或羅馬尼亞,甚至也不同於亞洲的印尼、菲律賓。我認爲,儘管許多國家似乎在一夜之間發生天翻地覆的政局變化,中國卻不能。

  中國是個歷史悠久的封建專制國家,人民直到現在也從來沒有沐浴過自由的陽光,廣大人民對於民主自由的認識極淺薄,不知道自己應有的天賦權利,被獨裁專制統治習慣了,逆來順受是中國人的傳統美德,最少我相信,喚起中國人民對自由民主的渴望還需要一個艱苦漫長的時間。

  南斯拉夫的米洛舍維奇不管怎麼說當時是通過民主選舉當上總統的,南斯拉夫有反對黨,反對黨可以通過宣傳自己的主張贏得人民的支持和信任,但中國沒有反對黨,根本就沒有政治力量可以取代共產黨的一黨專政。中國幾次民衆自發的運動,其目標不是要推翻共產黨統治,而相反,都是維護爲共產黨內廉正領袖統治引起的,或者通俗說是爲「清官」請援。一九七六年清明節,民衆是在悼念「清官」周恩來時爆發了一場反對「四人幫」運動,實際上這個運動是反對毛澤東的,只是中國的傳統歷來是「只反貪官,不反皇帝」,民衆膽子小得很;一九八九年,也是在清明節,首先是從悼念共產黨「清官」胡耀幫開始,爆發了一場從單純的學生運動變成全民參加的羣衆運動,從口號上看,從實際要達到的目的上看,都不是要推翻共產黨專制統治,而是要維護「清官」的聲譽,並且希望共產黨懲治腐敗和政治改革,所謂爭取「新聞自由」等也是這場運動後期提出的。一個周恩來,一個胡耀幫,這兩個「清官」就可以贏得民衆的支持,我甚至想象,如果有一天朱鎔基逝世是否也會引起大規模的羣衆悼念活動,進而也會爆發一場反腐敗的大規模羣衆運動。這些運動的本質性質與南斯拉夫、羅馬尼亞、俄羅斯、印尼、菲律賓等國家的羣衆運動截然不同,前者不是針對共產黨組織,只是針對共產黨個別貪官污吏,是一場爭取共產黨改良的運動。人民羣衆依靠的政治力量還是在共產黨內;後者不同,在蘇東地區,羣衆運動就是明確要推翻共產黨專制,建立民主自由國家,羣衆對共產黨不報任何幻想。有人以爲八九年春夏運動是迎合蘇東的鉅變,似乎幻想中國在一夜之間可以改變政治格局,那是天真的想法。

  南斯拉夫軍隊明確表態不幹政,羅馬尼亞軍隊是倒戈站到人民一邊,推翻齊奧塞斯庫獨裁政權,但中國是「黨指揮槍」,又說「槍桿子裏面出政權」,只要掌握了軍隊,就等於掌握了政權。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能夠取得共產黨領袖位置,是靠掌握了軍隊;打倒彭德懷、劉少奇還是靠掌握軍隊的控制權;鄧小平從未做過黨和國家一把手,但就是靠「軍委主席」的職銜進行經濟改革開放,也成了「總設計師」。什麼時候中國軍隊不幹政,只是行使保衛國家領土主權完整的職責時,政治上才有可能真正進行改革,否則都是空話。

  中國黨和國家領導人終身制問題,直到現在也沒有解決。地方領導人可以退休,但中央領導人即便是退居「二線」,常常也行使垂簾聽政古老傳統統治方式。權利的誘惑力就和人的生命一樣重要,他一定竭力保護。象「六四」期間,大規模的羣衆運動竟然沒有讓李鵬這樣的總理下臺。在西方國家,如果發生這樣的抗議浪潮,一定會使國家領導人引咎辭職,甚至內閣集體辭職。一場武力開槍鎮壓之後,政權領導人除了趙紫陽、胡啓立等同情學生的人下臺外,那些下令開槍的人還在臺上。在許多國家,開槍只能引起羣衆更大的抗議浪潮,而在中國,開槍以後,所謂羣衆運動就會偃旗息鼓。中國的確與外國不同,「秀才造反,十年不成」。歸根結底還是中國人的民主意識太低,做奴才做慣了,哪裏知道自己與國家領導人有同樣的權利!

  中國的政治改革首先要從共產黨的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