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爲原始時代和"文革"時代最流行的文化手段之一，詛咒與"大批判"當然有其重要而顯著的文化特徵，而且由於原理與功能的一致，兩者在文化特徵也必然是密切相通的。下面分析其中最具典型意義的三項。

第一，詛咒與"大批判"之殘酷性和野蠻性及其意義。

因爲詛咒是對真實的驅鬼和降災致害巫術的模擬，所以它就必然要充分體現降災致害巫術的野蠻性和殘酷性，否則詛咒也就失去了原的巫力來源。在更完整的文化背景上討論"文革"野蠻性、殘酷性與原始文化的關係，是筆者將另文詳述的內容，但是我們現在至少已經能夠看到："油炸黑幫"、"踏上億萬只腳"等等"大批判"語言的兇殘和野蠻，並不僅僅是宣泄憎惡之情感的方式，而更主要的是驅蠻的詛咒語言在"大批判"中承擔着非常現實和重要的文化功能，所以不論毛澤東在"文革"中怎樣號召"我們的鬥爭方法要高明一些，不要老是%%$砸爛狗頭%%$"[28]，但此類"大批判"語彙卻一直風靡全國。

人類學家對氏族部落中原始文化的調查說明："人受了施過巫術的長矛刺傷，唯一有效的療法是採取厲害的反巫術"手段之一，所以它也就充斥於各民族的原始文化之中，例如我國湘西苗族巫術儀式上對鬼的詛咒："開鬼腸，破鬼肚；破了鬼肚吃鬼心"[30]；再如漢代宮延驅鬼儀式中的對牛鬼蛇神的聲討："節解汝肉，抽汝肝腸！"[31]同理，當"文革"的發動者和參加者認定周圍的"牛鬼蛇神"隨時隨地都在向自己"刮妖風"、"放毒箭"時，他們生存的唯一希望，就是最大限度地使"大批判"中，"痛打落水狗"、"敵人不投降就讓他滅亡"之類喧囂才那樣驚天動地。更讓人膽寒的，是無數血淋淋的詛咒：吳□的屁股是坐在資產階級那一邊，爲資本主義復辟拼命效勞。只要我們掌握了階級鬥爭的觀點，就能剝也的皮，看他的骨，……[32]……誰要膽敢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毛主席，反對黨中央，反對社會主義，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不管他是什麼人，他的後臺有多大，他的魔爪有多長，他的僞裝多麼隱蔽，我們都要把他揪出來，砸個粉身碎骨！[33]劉少奇算老幾，老子今天要揪你！抽你的筋，剝你的皮，把你的腦殼當球踢！誓死捍衛黨中央！誓死捍衛毛主席！[34]用毛澤東思想這戰無不勝的千鈞錘，把中國的赫禿劉少奇，砸個粉身碎骨，血肉橫飛。[35]可惜我們今天只能引用這孤零零的片言只句，然而在"文革"的實況中，它們卻是與那鋪天蓋地的野蠻之海彙集在一起的，而這種兇殘的詛咒與野蠻文化體系共同的泛濫，正是"大批判"之"大"的重要內容。

從源頭上說，詛咒本來就是原始血親復仇的重要方法之一[36]，所以兇殘的詛咒在"大批判"中的泛濫，其直接的結果之一就是對全性非理性犯法和復仇狂熱的極度膨脹給予強有力的刺激（例如"文革"時的"全國內戰"有"文鬥"、"武鬥"之分，其中"文鬥"的主要內容就是復仇式的野蠻謾罵和相互詛咒），以及促使"階級鬥爭爲綱"的思維模式越趨強化。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大批判"中野蠻文化內核的膨脹同原始的詛咒巫術一樣，必然造成受害者極大的心理恐懼，而這正是它們能夠取得巨大的巫術效應和社會效應的原因之一。

關於詛咒巫術如何引起被詛咒者的心理恐懼、甚至使之迅速死亡，人類學家曾有過許多真切的記述，例如：坎農親眼觀察到一位澳大利亞土人得知自己被魔法所咒，遂即患病鴯死。魔法的效果和其它無數形式一樣，主要是間接地影響對方的精神狀態，被巫者對自身受咒殺的感知愈深，說明魔法的效果愈強，直至他精神的天平完全失去平衡，內心徹底絕望，加這不思飲食、水米不沾，最後無法抗拒意識帶來的滅頂之災而以死亡告終。[37]（在非洲多布島上）有一種最爲項怖的稱作"瓦達"的咒語。這種咒語是巫師親自面對傷人唸誦的。事前，巫師沮嚼大生薑，讓身體發熱以增加咒語的魔力，並且喝下大海水，使喉嚨乾枯，目的是不會隨唾液嚥下自己惡毒的咒文。……近前後立即唸誦咒文。受害人便會驚恐、痛苦地翻滾扭轉，如失去理智的狂人一般，小便失禁，內臟受傷，精力耗盡，最後漸漸死去。現在看業，造成如此慘痛的惡果，與受害人堅信咒語的魔力有着重要的關係。[38]坎農除了記述許多此類受詛咒而死的實例之外，還詳細分析了迷信詛咒法力的人因受到詛咒後的恐懼心理而可能引發的各種致命的生理反應例如交感神經一腎上腺系統的超負荷所導致的血壓的急劇變化、脫水、休克、血漿從毛細血管中滲出等等，以此具體說明詛咒對被害者身心的巨大傷害。此外，他還指出：原始氏族中的成員"只有通過社區性活動，他們才能發展出強烈的集體精神來抗禦各種能使他們的生活受到致命打擊的神祕而邪惡的影響"，他一旦受到社會的詛咒，就由此"變成了一個被拋棄的人，完全失去了自信心和部落社會的支持。在被孤立期間，他信仰的那些惡鬼就會包圍着他，得以惡狠狠地、不可抗拒的折磨他，從而最有效地發揮他們的邪惡力量。這個被嚇壞了的悲慘無助的受害者心中尤其充滿了對死亡這一直接威脅的恐懼，……他的氣力像流水一樣泄空耗盡；在一兩天內他就死去。"[39]與上述且詛咒而使受害者絕望而死、孤立而死極爲相似的施虐方式，正是"大批判"對無數受害者身心的摧殘。例如"文革"最早的犧牲者之一、著名作家鄧拓，就是因爲無力抗拒"大批判"的殘酷誣陷和詛咒、以及千夫所指的可怕境遇，遂自殺而死：……這些日子，鄧拓一直在極度抑鬱和沉默中度過。他幾乎從早到晚都枯坐在書房裏，憂思如焚。……在報紙上那些文章（王注：指1966年5月8日《解放軍報》發表的由江青主持寫作、署名高炬的《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同月10日在上海《解放日報》發表、次日全國報刊轉載的文元《評"三家村"、的反動本質》等"大批判"文章）裏，《燕山夜話》、《三家村禮記》都成了言外有意的"反革命黑話"。……5月17日一天直到深夜，鄧拓一直在伏案疾書，向黨組織作最後的傾訴："許多工農兵作者都說：%%$聽了廣播，看了報上刊登的鄧拓一夥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話，氣憤極了。%%$我完全懂得他們的心情，我對於所有批評我的人絕無半點怨言，只要對黨對革命事業有利，我個人無論經受任何痛苦和犧牲，我都甘心情願。"[40]受害者在自殺前的最後一刻，念念不忘的仍然是申明自己確信所有這些詛咒（"黑話"等等）的天然合法性，如些殘酷和無法逃避的強制性邏輯，顯然只能發源於原始文化的"神明裁判"[41].而更爲殘酷的，是"神明裁判"的強制性邏輯強迫受害者用自己對自己的詛咒和自己對自己的害。投身於"大批判"這種全社會的詛咒狂潮之中。例如天津市的一位女醫生在1966年8月28日與其父母一同自殺（方式是三人權衡許久，最後決定由女兒先殺死父母，然後她再自殺）之前留下的全部遺言，即是將自己詛咒爲充滿毒質的"人民公敵"：我們是人民公敵，爲了不讓周圍的人受毒，堅決從社會上除掉，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42]可見，詛咒已經被全社會一切成員所共同遵奉。

第二，詛咒之神聖功能的泛化，以及詛咒巫師的專職化。

因爲咒語是最方便的巫術手段，它又能夠隨意模擬任何實際具體的巫術儀式，所以其應用日益廣泛，甚至成爲萬能的工具。在西方的原始文化中，"沒有東西能反抗咒詛的力量。……倚伏仗着手中的巫術曲調，就連月亮也可以從天上拽下來。"[43]我國晉代葛洪說："吳越有禁咒之法，甚有明驗"，隨後他舉出咒語有驅鬼祛邪、禳災除疫、遠闢毒蟲、刀松不入、令水倒流，令敵人弩矢回射回自傷等等千奇百怪、匪夷所思的奇效[44].咒語之神力的這種極度的泛化，典型地反映宗教的非理性內核的自我膨脹邏輯。

詛咒原本只是一種具體的對敵手段，但是後來它卻如費爾巴哈所說，進而升格爲能夠滿足人們各種願望的神明，這種原始宗教自我膨脹的邏輯及其導致的結果，在"文革"時同樣可以看到。例如那時任何事情都要"大批判開路"，每遇天災人禍、歉收減產等等各種事故，亦都要"大批促大幹"。不僅每個成年人和青少年都要按照毛澤東規定的"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鬥爭"，甚至連不懂事的孩子也被訓練得把詛咒作爲生存的本能。例如在著名的山西省大寨大隊的幼兒園裏，"天天給孩子們講路線鬥爭的歷史"；"有一個剛滿週歲的小孩，還不會說話，但只要大人一喊%%$毛主席萬歲%%$，他就笑舉起小拳頭，做出喊%%$毛主席萬歲%%$的樣子；大人一說：%%$恨恨劉少奇%%$，他馬上就咬着牙，做出痛恨劉少奇的樣子。"[45]"大批判"的這種無所不能、無所不在，是"文革"時政治極度庸俗化的重要途徑之一。

與上述趨向相應的，是隨着詛咒巫術運用的日益廣泛而出現了許多專職的詛咒師。早在《周禮》中，就記有專司職的詛咒的巫官，漢代亦有"祕祝之官"，唐代僅太醫署就有"咒禁博士一人、咒禁師二人、咒禁工八人、咒禁生十人。咒標博士掌教咒禁生以咒近除邪魅之爲厲者。"[46]而民間的"咒師"當然更不在少數。較之古代的這種專職化爲人們熟知的，則是在"文革"時，"大批判"不僅成爲一種專門的職業，而且從業者數量極爲龐大：上至姚文元等，下至各級輿論傳媒及一切或大或小的社會組織中都必須設立的"大批判組"、"理論隊伍"等，皆以"隨時批判階級"爲神聖職責。特別是現代"咒師"姚文元、梁效（即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兩校大批組）、洪廣思（即北京市委大批判組）、羅思鼎（即上海市委大批判組）等等成爲左右中國政局的重要力量。這種狀況對於全民族文化心理、思維模式、語言模式等等的巨大毒化（例如不論是"四人幫"還是1976年清明節天安門事件中冒死反對"四人幫"者，都不約而同地把自己的敵人詛咒爲"妖魔"、"毒蛇"），是不言而喻的。這是因爲：詛咒原本就是以語言中的巫力和毒性爲存在基礎的，所以它的極度氾濫，也就必然最直接地把非理性的思維方式和相互仇恨的情感方式灌輸到社會的每個角落。

第三，"大批判"與詛咒在表述方式和語言習慣上的一致性。

"大批判"和詛咒既然都是要通過語言致害於敵人，那麼這種語言在形式上亦必須具有能夠致人死命的特點，上文介紹的"大批判"與詛咒語言的惡毒兇殘，即是其典型表現。唐代韓曾記述當時驅鬼儀式上詛咒巫師的語言風格和文字風格：詛師毒口牙，舌作霹靂飛；符師弄刀筆，丹墨交橫揮。（《譴虐鬼》）

這再清楚不過地說明：惡毒兇殘（"毒口牙"）是詛咒語言與生俱來的特質。

"文革"時兇殘的詛咒語言我們已有舉例，它們曾有過怎樣驚人的泛濫也是舉世皆知的，而現在更需要注意的是驅動這種毒質不斷惡膨脹的巫術原理和巫術邏輯：幾乎每一次"大批判"都必要加在敵手頭上的罪名，必有"惡毒攻擊毛澤東思想"、"惡毒攻擊社會主義"等款，而所有這些罪名的深層，實際上都是對惡毒詛咒之效力的普遍信仰和極大恐懼認爲越是惡毒的語言，就越能夠對被詛咒對傷者（如"紅太陽"、社會主義、革命路線等等）產生致命的傷害，於是就只能發明和普及更加惡毒的詛咒語言"以毒攻毒"[47]、實施反詛咒。"文革"時，有關"毒"的語彙鋪天蓋地既有用來詛咒敵人的，如"毒草"、"毒蛇"、"毒牙"、"毒素"、"毒根"、"放毒"、"毒箭"、"妖風毒霧"、"反革命互汁"、"狼子野心何其毒也"……也有用來形容自己的，例如"中了資產階級的毒"等等，即是這種原始信仰通過"大批判"而極度普及化的具體表現。而這種原始信仰的核心觀念，乃在於巫術文化認爲：異教神及其信奉者（異端、異教者）的靈魂、肉體、語言等等，無不具有劇烈而邪惡的毒性。例如莎士比亞名劇《麥克白》第四幕第一場，描寫了女巫如何爲麥克白煉製能夠召喚鬼魂的可怕符咒。而煉製這些符咒所用的原料，除了有"豺狼牙"、"蟒蛇肉"、"蚯蚓刺"、"鴟梟翅"、"水蜥眼"、"鯊魚胃"、"猩猩血"等各種駭人的毒物以外，同時還包括"猶太人的肝"！所以遵循這一古老的巫術原理，"文革"也就依舊認定牛鬼蛇神從頭到腳都充滿了邪惡毒性。因此，只有通過"大批判"而將更惡毒的語言傾寫到他們頭上，才能將這些毒質的具有者們致於死地。

與上述語言特點相輔相成的，是詛員是喧囂的聲音和不斷重複咒語以加強其魔力。在巫術文化看來，兇惡的事物皆可以使鬼怪害怕、辟易，具體到詛咒，除了語彙的兇殘外，聲音氣勢的喧囂亦是必需的手段。巫術文化還認爲惡鬼懼怕巨大的聲音，所以巫師驅鬼時往往要以鼓、爆竹等爲神器。巫術文化的這些特徵讓我們馬上想到"文革"的"大批判"時那震耳欲聾的高音喇叭，驚天動地的口號聲、責罵聲，萬人齊吼"東風吹，戰鼓擂，現在世界上究竟誰怕誰"的歌聲……。"大批判"的這種聲威氣勢，不僅直接使被批判者的精神受到極大的傷害，更主要的是在整個社會範圍內給宗教狂和近害狂的極度膨脹以強大的刺激。另外，對詛咒的不斷重複，也是強化其魔力的方法，例如：（"文革"時西北核試驗基地）有一個科學家，整天被"支左"的人圍在院子裏，逼着他像牲口一樣跑，一邊跑一邊喊："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頑固到底，死路一條"。[48]（某地在給"黑幫"戴高帽子游行時，逼迫他們唱：）"我是牛鬼蛇神，人民對我專政，我要老老實實；我不老老實實，就把我砸爛！砸爛！！砸爛！！！"[49]（三家村）這個黑店是資本主義復辟的一個重要的巢穴，內藏毒蛇，必須徹底弄清他，搗毀他！大家起來，搗毀三家材……[50]諸如此類對神聖判決的不斷重複，當然都是爲了把詛咒的效力發揮到極致。而隨着這類杈端兇殘而又聲嘶力竭的詛咒之大普及，整個社會的思維方式和語言方式的徹底毒化和徹底單向化、以及"全民族的心理地獄"的降臨也就是必然的。

詛咒與"大批判"在表述方式上又一重要的一致之處在於：它們都竭力追求強橫譎誑、氣勢凌人的語言風格。因爲詛咒發源於孱弱的原始先了抗禦兇惡牛鬼蛇神的強烈幻想，他們物質手段和理性邏輯思維能力的極度低下都決定了詛咒的效力只能建立在非理性邏輯和對惡鬼極盡仇恨的心理之上。而這一文化特質在詛咒在語言風格上，當然也要有最直接的反映。南朝文藝理論家劉勰曾總結：至如黃帝有祝邪之文，東方朔有罵鬼之書。於是後之譴咒，務於善罵。（《文心雕龍·祝盟》）

咒罵作爲"橫掃牛鬼蛇神"的基本方式，在歷代都有許多典型的例子，比如東漢著名的文學家王延壽記自己夢中驚怒於"鬼物之變怪"，遂奮起而罵鬼、殺鬼。他的這篇文章用了許多生僻的字詞形容各種各樣牛鬼蛇神的兇惡醜怪，但好在全文大致的意思並不難懂：不外是極盡誇張之能事，用盡一切有關打擊、殺戮的動詞和描述鬼怪失敗潰逃的形容詞，以便爲自己揚威壯膽[51].對牛鬼蛇神的詛咒文章以這種煽情和善罵爲基本風格，這當然有其產生的必然性，因爲狂熱的情緒是巫術文化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具體到驅鬼巫術亦完全如此，所以古人說："以氣凌人，則氣盛而鬼不敢逼；稍有遷就，則氣餒而苟乘之矣。"[52]毛澤東在通過編撰《不怕鬼的故事》而開始醞釀"文革"的"驅鬼戰略"之過程中，亦反覆強調"不要怕鬼，你越怕鬼，你就不能活"；"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沒有鬼了。"[53]又因爲隨着社會政治的發展，原來用來驅鬼的詛咒亦被用作對其他政治敵人的聲討，故此上述文風有了更多的用武之地。例如文學理論家劉勰曾概括古代軍事檄文的風格爲：竭力聲稱自己對敵人的討伐代表了世界的惡貫滿盈，同時奮揚怒火，使文章充滿了"橫掃"敵害的氣概[54].中國古代激烈的意識形態鬥爭和殘酷的政治廝殺，育成了許多這類奮其言辭、勢吞仇敵的著名檄文，它們的共同特點都是運用專橫的邏輯和語言而極盡對敵人的醜化和詛咒，並竭力聲音敵人野獸一樣的本性、他們爲虐之烈，以及自己掃蕩這些"醜類"時移山撼嶽般的聲威[55].這類檄文不僅都直接襲用着巫術文化視敵人爲"豺狼"、"妖孽"的文化心理和語言模式，而且藉助於政治和文學的廣泛影響而使之成爲一種流傳久遠的社會性潛意識。又由於"文革"發動者和領導者對這一政治和文學傳統的模擬，所以其風格在"文革"時的極度熾盛也就是必然的。其中取法乎上者，可以連篇累牘地寫出無氣勢如虹的"大批判"檄文；而才情貧弱者，也可以依靠把《敦促杜聿明投降書》等"紅寶書"中的檄文、以及"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等等古來氣吞萬里如虎的名句喊得震天響而足具討伐"牛鬼蛇神"的聲威。甚至連當時數不勝數的"驅虎豹"、"風雷激"等等戰鬥隊、造反團的名字，亦鮮明地帶有上述語言傳統的印跡。蕭乾先生曾總結"大批判語言主要有兩大特徵"："（一）重氣勢，也就是本着順我者存、逆我者亡的精神，……形容自己的行動時用%%$迅雷滾滾，海濤澎湃%%$；描述對方時則用%%$陰霾 迷漫，邪氣橫生%%$.……（二）大批判語言的另一特徵是不屑說理。文章的份量或支柱，主要靠的是從革命先賢著作中摘引出的名句。"（王注：顯然，如果從文化根源上看，這兩大特徵即來自我們介紹過的原始文化以敵人爲妖孽和詛咒時徵引神聖的傳統）隨後，蕭乾先生特別提出這樣的問題：大批判欄上的有些罵話，有時也給人以似曾相識之感，因而需要進一步探討的是：究竟這種語言是（一九）六六年自天而降或革命小將的獨創呢？還是早有其淵源？[56]通過本文的分析，讀者可以了解到："大批判"的這種語言風格及其文化內涵，的確都"早有其淵源"的。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大批判"語言所造成的後果，還遠遠不僅是上述對煽情善罵文風的崇尚，較之這更爲深刻得多的，是它以具有巨大"巫魁性"（馬克斯。韋伯語）毒質的社會語言爲工具而洗劫了整個民族的文化環境，並以"現代神話"虛幻的神聖性爲範式而強制塑造了整個了族非理的思維方式和行爲方式。對於"文革語言"的這種極爲危害深重的文化功能，筆者將在敘述"文革"與法西斯主義文化環境的相似性時加以詳細的論述。

注□見《社會學研究》（北京），1993年第3期第69-78頁。

□（英）弗雷澤着、李安宅譯《交感巫術心理學》，商務印書館1931年版，第51頁。

□□（英）基思。托馬斯着、芮傳明譯《巫術的興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04、354頁。

□□（德）恩斯特。卡西爾着、於曉等譯《語言與神話》，三聯書店1988年版，第80-01、82頁。

□（英）馬林諾夫斯基着、李安宅譯《巫術科學宗教與神話》，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第57頁。

□[30]張紫晨着《中國巫術》，上海三聯書店1990年版，第99、173頁。

□見《詛楚文》，《全上古三代秦僅三國六朝文。全上古三代文》卷十四，中華書局1958年影印本，第102頁。

□[43]（德）恩斯特。卡西爾着、張國忠譯《國家的神話》，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316-317頁。

[11]例如湖南侗族民衆每年正月十五日，都要在鼓樂鞭炮聲中，聚衆用掃帚掃寨，並同時念誦"掃除一切是非口舌、烏煙瘴氣、盜賊瘟疫"的祈語。又如貴州苗族民衆每年要由巫師挨家挨戶"掃寨"除魅，並同時念咒驅鬼，這種儀式成爲當地的宗教節日。詳見莫福山主編：《中國民間節日文化辭典》，中國勞動出版社1992年版，第295頁。又如在漢代宮延驅鬼儀式（"大儺"）中，巫師就一定要手持掃帚，張衡《東京賦》記載："爾乃卒歲大儺，毆除羣厲。方相秉，巫覡操（《文選》卷三，63頁，中華書局，北京，1977年影印本）；而列即是掃帚。

[12][50]姚文元《評"三家村"的反動本質》，見《紅旗》1966年第7期10、19頁；第13頁。

[13]郭沫若《紀念魯迅的造反精神》，見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辦：《紅旗》1966年第14期20頁；古人認爲魔鬼經常幻化爲蒼蠅，詳見（清）袁枚：《子不語》卷四"鬼多變蒼蠅"條（嶽麓出版社，長沙，1985年版，80頁），可見毛澤東、郭沫若以及後來的無數紅衛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