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宣傳當局對本屆諾貝爾文學獎的反應，也許像一出荒謬劇，本身就充滿戲劇的張力，也充滿時代的反諷。中國文學在諾貝爾獎近一百年的歷史中缺席，但零的突破卻又立刻面對政治風雨的吹襲。不過如今面對風雨的已不僅是高行健一個人，而是一部中國當代文學史，因爲箇中牽涉的不再是個人好惡的主觀評價，而是客觀存在的史實問題，必須衝破泛政治化的煙幕，還以歷史的真貌。

首先必須肯定，高行健作品的文化定位及淵源都是百分之百中國。北京一些宣傳官員輕飄飄的說，高行健是法國公民，他獲獎只是法國人的榮耀。但歷史的真相是，高行健是中國文壇的「子弟兵」，他是道道地地中國成長、以中國社會及文化爲題材的作家。他一九六二年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學院法語系，無論是劇作或理論探索，在八十年代就受到當時中國文壇的高度重視，一些前輩作家如巴金、曹禺、夏衍、王蒙等都很支持他，並在「反精神污染運動」及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的爭議中，肯定他的創新精神。他在北京人藝當劇作家，演的幾齣戲如《車站》、《絕對信號》、《野人》等也很紅火。這些重要的創作經驗與磨練，也因而成爲他日後撰寫長篇小說《靈山》與《一個人的聖經》的重要精神資源。

極受諾貝爾獎評委推崇的《靈山》，其實是一部現代史詩式的老殘遊記。高行健在八十年代深入中國西南山野，遠離政治鬥爭和中原，上下求索，發掘民間的禪意，找到「親江湖、疏儒生」的新空間。他迴歸民族文化之根，但又找到全新的啓發。在江南山水的空靈中，他歷時七年完成這部中國現代小說中幾乎唯一的「詩體小說」。文學評論家趙毅衡說：「就其美學精神而言，《靈山》是中國的，就其追求來說，《靈山》也是中國小說中最能與世界文學心靈交會的」。

這部源於中國但又與世界接軌的作品，難道不是中國的文學寶藏嗎？難道非要把它推給法國人不可嗎？原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劉再復表示，如果中共今後禁止出版高行健的作品，就是對中華民族的「犯罪」。

中國文化界及出版界其實一直沒有排斥高行健，一九九七年中國文學雜誌《收穫》在慶祝創刊四十週年時，就選錄了高行健的作品。一些大學的文學教材，也涵蓋了高行健作品。只是由於他的劇本近十年沒在中國大陸上演過，年輕一代都不熟悉他的名字，但如今在諾貝爾獎的熱潮下，又會勾起社會上對高行健的強烈好奇心。

也許北京宣傳部門的官員對高行健在「六四」事件時的表現仍未能忘懷。他曾經宣佈退黨並譴責鎮壓學生，但在中國文壇上，當年有這樣「紀錄」的人佔了多數，如今爲何又「獨厚」高行健一人？事實上，高行健從來都不是一個愛談政治的作家，他倒是一直在逃離政治對文學的干預，要找到一個不受主義、時髦、市場和功利所污染的文學世界。

但現實政治的諷刺卻是：他不愛政治，政治卻找他。這位在海外與民運並無關係的作家，近年其實更希望退到社會的邊緣。他在即將出版的評論集《另一種美學》中的最後一段話說：「一個藝術家，脆弱的個人，對抗不了時代潮流，如果不願被席捲而去，唯一生存之道是退居一邊，待在社會邊緣，保持靜觀，才有可能繼續做想做的事，畫自己想畫的畫。」

北京泛政治化之網仍撲面而來。不過歷史教訓不容忘記。中共建政以來，由於泛政治化的觀點，文學史變成一個被任意捏來捏去的泥娃娃，也變成沾在政權臉上的尷尬。八十年代以前，文學史中不敢提沈從文和張愛玲的貢獻，好像他們都不是中國人，又或是沒有任何文學成就。但如今沒有哪一位北京宣傳官員敢否定他們，或是敢站出來說：「張愛玲只是美國公民，她的文學榮耀只是美國人的榮耀。」

俄羅斯文壇其實早就看穿政治干預文學的虛妄。迄今俄羅斯總共有五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其中《齊瓦哥醫生》的作者帕斯捷爾納克和《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的作者索爾仁尼琴，都不爲當時蘇聯當局所喜。帕氏被開除出蘇聯作協，索氏後來被判叛國罪。但自九十年代開始都全部平反，也都成爲今日俄羅斯文學的瑰寶。俄羅斯文學的昨日，難道不是今日中國文學的鏡子？

從全球華人的視野來看，總希望這次北京的泛政治化決策只是「情報失誤」之下的「誤判」，使文學的誤會成了政治的誤會。但政治的荒謬劇應該落幕了，因爲真正的文學史從來就是由人民來定稿，而不是由政府欽定的。在中國文學的殿堂裏，供奉的永遠只是「人性」而不是「黨性」。

百年缺席，一朝突破，中國人在千禧年中迎來諾貝爾獎的曙光，也迎來中國文學必須迴歸民間、拒絕泛政治化的吶喊。(http://renmin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