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一期《外交事務》雜誌說，在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放緩、公共資金需求又大量增加之時，無力徵稅幾乎要使政府癱瘓。到目前爲止，所有解決這個問題的努力都歸於失敗。
全球市場預測和風險管理機構「新興市場戰略」主管甘博（William Gamble）爲《外交事務》撰寫的文章說，整個九十年代，中國不斷髮起打擊偷稅漏稅運動，但基本上都沒有效果。政府收入在國內總產值的比例中從1978年的百分之三十二下降到1998年的百分之十二，這個比例低於世界上幾乎所有自由經濟國家。同時，個人收入從國內總產值中的比例從百分之四十九上升到百分之六十一。
中國局勢分析家告訴多維社記者，前南斯拉夫解體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央政府財政資源太少，國庫空虛，各加盟共和國尾大不調。而中國政府的稅收佔國內總產值的比例自九十年代中期以來已經低於南斯拉夫解體前夕的水平。
《外交事務》的文章說，中國缺乏資金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國有企業虧損。這些沒有競爭力的流血企業必須由國有銀行貸款支撐，而國有銀行本身也資不抵債，需要資本重組。那些國有企業是中國城市最大的僱主，它們解僱的工人生活費用又要政府負擔。同時，北京又大量投資刺激經濟增長。中國政府還要增加鉅額軍費開支，以補償那些不再經商的軍隊。
在開支大量增加的同時，中國政府的收入卻在下降。北京試圖改革稅制，緩和這種危險的趨勢。最近的努力包括槍決偷稅漏稅者，更新稅務部門的電腦系統，加強銀行業務監督，堵塞漏洞。這些措施可以從某種程度上增加稅收，但由於中央計劃經濟遺留的低效率，它們幾乎無法扭轉政府收入在國內總產值中比例下降的趨勢。
文章說，稅收問題還在於中國政府的結構。在中國共產黨掌權初期，經濟、政治和法律所有權力都集中到政府手中，這種作法在最初似乎很有效率。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央政府的權力逐漸被轉交給地方官員和大型企業經理。那些大型企業經理同時承擔了地主、市長、救火隊長、甚至學校校長的責任。
正是這些地方經理和政府官員現在爲了個人利益、企業利益、行業利益或者當地利益而互相串通，抵制北京。其結果，中央政府的稅收比例越來越低，被迫過份依靠少數盈利企業或行業的收入，那些盈利企業或行業主要是國家壟斷性質的，比如通訊。
經過這些年的變動，中國稅收制度充滿各種圈套和漏洞，有利於既得利益集團和地方保護漏稅企業，但對中央徵稅沒有起到作用。一方面，權力下放刺激了地方經濟增長和改革；另一方面，隨著地方政府得到實際上的控制權，它們嚴重削弱了北京的宏觀經濟穩定和調控能力。
此外，腐敗造成稅收異常困難。中國低效率的中央計劃物資分配製度需要國有企業經理同地方官員合作解決過剩和不足。這就造成依靠非正式合同、易貨交易、互利關係和黑市等大規模交易網絡的形成，這種交易網絡養肥了參加交易的個人，但國庫幾乎得不到好處。儘管這種交易弊病叢生，但它對於糾正現有國有經濟的缺點、維持國有企業產值發揮關鍵作用。
本來應當幫助政府堵塞稅務漏洞的稅務官員也接受賄賂幫助個人和企業偷稅漏稅。但地方沒有獨立的機構監督他們的工作或制止稅務官員的腐敗行爲。相反，地方政府反而很高興當地企業能夠減少各種開支，包括國稅。更嚴重的是，如果個人和地方企業按照法規納稅，但不去賄賂稅務官員，反而會受到無故指責和罰款。(http://renmin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