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病」的问题
 
李维
 
2000年10月3日发表
 
【人民报讯】有个不太能惹人笑的故事。一个人被箭射伤,前来求医,医生只用剪刀把留在皮外的那部份箭剪了下来。病人说:箭留在肉里会死人的。这位医生道出了看似我们现今医学界的一句名言:我只管治病,不管死人。这个故事一看就是编的。我要是医生,我就不会傻到和人说这些的地步。虽然看着不真实,但也还算有点儿意思。

我有个故事就没那么有趣,但却真实。有个朋友,肝硬化晚期,失血已经几天,而且由于找不到失血部位,无法止血,而且胃静脉又突然破裂,血清总蛋白已经降到15/L。这个指标只能说明:他再没有抢救的可能了。当时,家里人都不知道这些技术问题,而接受了医生提出的「硬化治疗」方案,要止住他胃里出的血。可是,他血清里已经没有足供他生存的蛋白质(总蛋白如果低于17/L,则肝损害不可逆转),况且,他又失血过多。其结果是:他死于「硬化治疗」的过程当中。胃里血管还没硬,他先硬了。我的担心有两点。一是,怕别人看了开头就不会再读下去。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关心别人死活的习惯。二是,即便是读完了,也会有人告诉我:这样的事太多了,没劲。可是,我还是不太明白:为什么到了那种程度,医生还要做出「硬化治疗」的决定。「傻瓜,为了钱」,我知道很多人都会这样亲切地提醒我。可我还是无法想像这样一个画面:医生们在忙着搬石头,就因为那口井里有一个将要垂死的人。等井填满之后,你在每张脸上都能看到「心安理得」四个字。

我小时候赶上了判断是非很容易的年代。毛主席说「是」,就是「是」,其余的你完全可以都看成「非」。像这样的时期,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不少。但我们可能恰巧活在其余的一部份时间里,至少是现在我们得自己去作判断。这当然会让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迷惘,使得很多不太像人干的事一一出现了。可我还固执地认为:即便只剩下人们直觉的标准,我们也仍然可以分清什么是人应该做的。尽管直觉的标准在伦理学上有很大的争议。王小波先生的说法:孟子有些偏执。这老头儿也确实有点儿底火儿,动不动就开骂。但我觉得还是要看他骂的是什么东西。他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如果缺一样,他就说:非人也。如果一样都没有,恐怕他老先生连骂也没底气了。用我们现在的话说,他已经完全没有人性。

在我看来,如果人要练到这个地步,首先要做到一点,那就是除了和他有「关系」的人之外,别把那些直立行走、也能运用语言的动物当人。如果你在作手术时,把纱布留在绵羊的肚子里,你的内疚恐怕没有多大必要。或者是你要母鸡多给你蛋,如若不然你在给它割阑尾时就留下那么一点儿(如果鸡有阑尾的话),这也似乎看不出太卑鄙。其次还要进一步,就是不把他们当动物。假如你要无意中弄死了一棵草,就算你是有意弄的,也没什么了不起。有了这两点,大概才能用那些「生物」身上赚的钱,给自己的孩子交学费,培养他们「成人」。我总结这点儿玩艺儿,太浅。身在其中的人(如果「人」还可以用在这里),早就有一套与之相关的「哲学」。那东西之深,当然不是我辈可以问津的。

说实在话,看了卡夫卡的《变形记》之后,我吓坏了。在主人公变成大甲虫之后,他家人的冷漠与残忍足以让任何人胆战心惊。可我在看了我们的现实之后,小说就不那么可怕了。好在,人有适应性,可仔细一想,我们如果都适应成这样,那就更让人心里没底。看来问题还不仅仅出在医生身上。人性的衰落正在我们的大街上流行。就像每张专辑,不断翻新。我一点儿都不想感叹人心不古,而从来都认为重农主义过份平均的想法,一直横跨计划经济,夹杂着「大锅饭」保留到今天。怀念不发达的心理就如捡破烂儿的习惯,总是想在垃圾堆里挑出点儿什么。我坚决不干。首先,我觉得捡回来的东西好不到哪儿去。再者,我受不了垃圾站的味儿。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指的是精神垃圾,「大锅饭」该算一个。因为在那样一个时期,人们一定是怀有很少的「私有」观念。可我们如今能够认同的是:由于刺激这种观念,才使我们得以有今天的繁荣。

可有两点我们似乎有些忽略:一是,我们是在相信绝对平均的共同富裕基础上接受这种刺激的。从这一点来说,我们得到的刺激过于强烈。蜗牛被乌龟撞晕后抬进了医院,醒来时医生问它怎么回事。它说:一切都太快了,我还没来得及看清发生了什么,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幸运的是,这个蜗牛醒过来了。在面对「私有」这个观念的时候,很多「人」就没那么运气。二是,在我们想像现代化并决定去建设它时,似乎很少有人觉得它需要代价。原因之一也许是:我们那时太忙,每天都要骂西方的「精神堕落」,让我们没时间考虑我们需要什么支撑下岗、暴发、以及夹在中间、眼中布满血丝的人们。不是没有人坚持什么,而是不知道该坚持什么,除了那些捡破烂的。于是,很长时间里我们都有些渴望,至少在文化界。也有许多人谈到过「启蒙」。可惜,它又一度被许多可以称为「主流」的东西中断。学术借助一股学术之外的力量认为,已有的、被他们称为「理论」的那个大杂烩可以解救人性。对于这一点我想说,首先那和学术无关,其次也不能把什么都叫做争论,除非你认为压制也是争论的一种。王小波先生说:学者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信使,但他们自己并不知道报告的东西是好是坏。也有另一种被称为「学者」的,他们明知是坏的消息,偏偏要把它说成好的,而且完全出于自愿。这样的事从古到今我们就有根儿:「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学者要玩这一套,管保让你傻得心服口服。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如果说假话都可以做为一种职业,那么欺骗和残忍怎么就不能流行呢?所以管买大力丸的叫「学者」。这在我们这个社会也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那么还有没有一种药,能治疗人性的缺乏。向医生讨教这样问题是很危险的,万一遇到精神病医生更不好办。问学者,他们无论如何都要卖给你大力丸的。好在社会上还有这样的人,他们不沉默的原因,就是在召唤良知。他们会去找那种药。因为他们信奉这样一句话:我是人,人类的一切都和我血脉相连。--摘自民主论坛(http://renminb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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