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高行健访谈节录(四)
 
2000-10-22
 
【人民报讯】转(小参考)第943期
  陈:当你看到人被活活打死、人人都造反的时候,你是纯粹出于自保自卫的心理去参加造反呢,还是有别的什么原因?

  高:当时非常恐怖。如果我要是敢出来说一句话,马上就能给抓进去。恐怖到什么程度,我告诉你我的一次亲身经历:一天晚上也就十点左右,我去一个大学同学那想了解大学运动的情况和最新的教育情况,因为大家都很关心大学的动态嘛。当时人还没有到那么敏感,先敏感的基本都在那几所重点大学。我回家的时候正好碰到了“联动”,即“联合行动委员会”。参加这个“联动”的要求可严了。他们里面连工人子弟都没有,基本上都是革军、革干,还分有等级。所以都是比较高的高干、至少是处长以上的干部子弟才能勉强进去。而那里面很多都是高干,完全就是高干背景。他们衣服上戴着的都是红袖章,绸子的红袖章,黑字上面写着“联动”。他们全骑着摩托,清一色的摩托。你说这摩托哪来的呢?不都是他们的家里提供的嘛!那时几乎所有的人一下班就赶紧回家,别出门惹事。而我的家里那时父亲刚刚被送劳改,我还不知道我爸也有问题。我哪知道呀?我是后来才知道我家也有问题。我那时还以为自己是清白的呢,所以才敢在晚上骑车出去。不过那也是提着心、吊着胆的晚上都像戒严似的。一天我晚上骑车出去被拦了下来,要我工作证。那时工作证上都写着成分,还好我没事。下面接着来的也是个骑自行车的,剃个光头。那才叫恐怖。有些身份不好的人先把自己的头给剃了。那是在钓鱼台附近,周围街上都是警卫。为了安全,有些警卫还给放得很远。尽管如此,他们照样在路上放了一排摩托车,使所有的人都得经过他们。我是刚走,后面就传来那人哇哇的惨叫,一阵的打呀!我连头都不敢回啊,赶紧跑。

  那时候,机关为了加强警卫,年轻点的人都要留下值夜班。我有时也留下来值夜班。一天晚上九点多的时候,他们从黑夜冒出来。他们主要是到各机关造反,抓反革命。当时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听见一片嚷嚷声。他们看起来是很有来头的,我也不知道他们进来想干什么,也认不出他们是谁。这时,他们突然把机关的车子给封了。结果找了保卫处的人出来,保卫处的人还打官腔,问我有那么重要吗?可笑的是,他还觉得这只是小孩胡闹。

  刚开始这些孩子只是要破四旧。例如西单的小吃店里,那时贴着“狗崽子不许进来”,“为工农兵服务,狗崽子滚出去”。开始时还觉得挺好玩,觉得只是小孩在瞎胡闹。后来一天天地,人们发现形势变得很快。先开始,凡是女孩子扎长辫子的,就是资产阶级作风。跑到街上,也是女孩子,年轻漂亮的,在那破四旧。那时只能剃红军头,显得有档次的女军头。那时,你要是穿高跟鞋,见了就把鞋给你劈了,你就只能赤着脚,拎着鞋走,那个狼狈呀!这帮学生们觉好玩,在那瞎胡闹。我们大人呢则觉得小孩子失去理智了,在胡闹。

  陈:小孩子胡闹,也没人敢出一声吗?

  高:没人。打死人的都是小孩子。我一个同学的小外甥当时在上中学,在北京。他们有个老师,一个老教员。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拿着个铁钉子捅着他的下腰,让他交代,交代什么反革命罪行。怀疑他是反动家属,因为他有时到郊区以外去查看史料,就怀疑他是反动家属。就这么个罪名。那女孩子想玩这玩那,最后就拿着个铁钉捅在老师的后腰上,那还是夏天。她问老师:“你说不说“?不说,就敲钉子,噗的一下子。再不说,再来几下。几下子,钉子就进了肝脏,老师马上就死了。送医院也无法抢救了,都捅到肝脏了。

  陈:在回忆一个人过去的时候,很少能听到一个人反省他自己的作为,好像都是环境的问题。你对此怎么看?

  高:是,人人都受苦,人人都是受害者,但是人人也都是暴徒。在那时,人人都是暴徒;而现在人人都是正义,什么”因为我为了维护正义,我受了苦”,什么“我是无辜受害”。。。这个解释是错误的。在集权专政的压制下,人人都可能成为暴徒。你没成暴徒,只不过是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下你没成为暴徒。但是在那个基本环境下,你必须成为暴徒。如果你已被打成反革命,你就谈不上是暴徒了;但是你没被打成反革命的话,要你揭发别人的时候,你就得凶狠地揭发别人。能保持清醒是极难做到的。就算你是装凶狠,你也得凶狠,哪怕你是伪装凶狠。

  我承认我在当时的情况下就象个赌徒和暴徒一样。我当时是为了我的反压迫,但是你的反压迫用的是谁的口号?是毛泽东的口号!反压迫和反压迫者的人都用了同样的口号。你能离开毛泽东不喊他的口号吗?那些口号本身就是暴力,他的口号全都是赤裸裸的暴力,最法西斯的暴力。像什么“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打倒”。。。都是暴力。“打倒”说的意思,就是让人生失去自由。你喊出这个话,打倒某个人,他跟你同一个单位,在这种批斗会上,你说你喊打倒不打倒?每个人只不过是积极的程度不同而已。你说你根本不举手,不喊打倒,这人马上被被揪出来。

  因此,在客观上,人人都是暴徒。你不是牺牲者,就是暴徒。你扮演不了另一个角色。你自认为牺牲者就拥有正义,但你会发现,牺牲者只不过是这个肮脏的政治斗争中的牺牲者。你并不是因为正义而被牺牲的。你要作刘少奇吗?刘少奇不是刽子手吗?我们且不说他运动初期搞了多少人,就说他在以前的革命时期搞了多少人,以及他的左倾路线搞了多少人。他在共产党内部他又杀了多少人?他现在这个时候好像是个牺牲者、一个正义者。拨乱反正算他正确,他正确什么呢?他也是绞肉机中的一个机器,只不过他被别的机器绞了,被更强大的机器给绞了,因此没有正义的牺牲者。谁是正义的?维护刘少奇十七年专政的人是正义的吗?那个专政仍然是个专政。当然这也不是刘个人的问题,他不是个英雄,是老干部回过头来需要这么一个英雄、一个烈士。他本身同样是这个屠杀机器里的工具。如果像他那么极端的人台上的话,也是可怕的,他对别人也会是残酷的。

  所以这里必须跳出共产党的逻辑来谈这个问题。因此,我们一直回避的一个问题是:你是不是也是暴徒?在这场政治斗争中,你是不是也是赌徒?因为这里没有一个正义。它并不是说是一个民主与暴力的斗争,这里都是暴力,是共产党的甲派和乙派、毛派和周派,或者是毛派和刘派。他们的前提都是无产阶级独裁、专政。暴力,他们都是赞同的,只不过是落在谁的身上而已,用的分寸而已,手段是不是更合法而已。这里是没有区别的。所以要有这个认识,这在中国现在是不可能的。为什么?第一:你敢不敢对共产主义的暴力置疑。第二:要对自己置疑:你在这个暴力下,你是不是也成为了这个暴力的一份子。你要有这个认识:你并不代表正义,你不可能代表正义,那个时候没有正义。你只不过是乔装打扮。如果说我当年是反革命、两面派,我就是反革命、两面派。要不然我怎么生存?我就得是两面派。我喊着毛泽东,但不信毛泽东。不过,我要不喊,那我马上就是反革命。

  因此,在这个集权的政治下,你要逃出这个绞肉机,逃是唯一的办法。但是中国当时用陈毅的话说:天网恢恢连刘少奇他都逃不了,还死在监狱里,谁还逃得了?然后就是这个户口制度,你无处可逃。我当时整个的感觉就是要逃,一直在逃。尽管我最后还是逃出来了,但在中国的时候我就要逃。我主动要求下放,就是逃。因为这太恐怖了。但是怎么逃得了呢?逃了半天你逃不掉,但还得逃。逃不掉,无处可逃。无处可逃,那你怎么办?你就必须得伪装。哪有那么清白的?我就把“毛主席万岁”喊得响响的。我不能让任何人怀疑我还有潜藏,还有什么别的想法。你跟所有人讲话全是冠冕堂皇的,否则人就揭发你,所以你就得装模做样。

  但是,如果说你手上没有鲜血,那你要不就是软弱,天性软弱,要不就是你还有过去的文化背景,你做不了那种极端的事情。我就做不了那极端的事。叫我打人,我就打不了求。除非在对打中,我才会还手。叫我好端端地打个人,我反正打不了。我前面说过那个回忆在起作用,即童年生活的回忆。但是,在红旗下长大的人就可以打人。为什么那些小孩子,像我看到的那个女孩子,那么文弱的、亲切的,怎么就可以挥着皮鞭子打人?那是因为她没有一个教育的背景。但是,你要让个年记大的人去打,他就打不下去,因为他有个背后的文化。但是,你要叫个工人打,他很容易打,老工人还可以打;但你要叫个老知识分子去打人,他就很难,因为他有另一种文化在里头,他打不下来。但是他得伪装,至少他得喊口号,叫得很响,而且表现得义愤。那这个人的义愤是不是压力、是不是暴力?同样是暴力!你同样构成了暴力,只不过你可能没有动作而已。
(http://renminbao.com)

 
分享:
 

如果您喜欢本文章,欢迎给予捐助,哪怕3元5元也是鼓励和支持。让我们一起打拼未来!

 
PayPal在线支付

 
文章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