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憑這一點，米氏就可稱得上南盟真正的愛國者，救國者,或者更確切一些,南斯拉夫真正的民族主義者。不是說他向來都與他所標榜相符，但在關鍵時刻的關鍵舉動，足以證明他的那竇真情。因爲，在他最後的卸任之前，他仍是大權在握的正牌總統，還有對治局的左右之權，對軍隊警察的調動之權，即使不是百分之百，要說在首都的大街上小試牛刀，掃蕩一羣手無寸鐵，那還不是一句話的買賣。簡單地說，他還有把南盟重新置於他的卵翼之下的控制權，或對阻礙他行動的一切勢力的絕對鎮壓之權。對於一個總統，這難道還不夠嗎？他不用推翻一個政權，只要延續一個既成事實，這難道不簡單嗎？多少人多少代，不就是這樣簡單的重複着歷史嗎？
某種推理告訴我們，存在就是合理；另外的聲稱又絕非無據，當權就是某種民意。米氏在南盟，無論如何這兩條都能占上，他可以毫不慚愧地自稱「人民意志的代表」，尤其是當北約的黑雲壓城，烽煙四起之際，他不就是當代最傑出的民族主義者？有人指責米氏爲獨裁，他還剛好要證明自己不是：是獨裁敢用大選甚至直選來自毀嗎？他要是一口咬定我是階級先鋒隊的頭人，甭說三個代表，三十個代表他也能數出來，他就可以自以爲是地代表下去，誰敢說馬克思的理論基礎不好？
就依南盟前幾周風雨欲來的政局，街頭羣衆遊行的潮聲，其中任何一點都可以直接上綱上線，冠以「反革命暴亂，意圖顛覆國家政權」，或者破壞安定團結的大帽子，然後就可以名正言順地把坦克開上貝爾格萊德的主要街道，上演再一次的匈牙利事件、布拉格血案、天安門平亂的連本好戲，爲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再創新篇。那幫與他息息相關的同類早已按奈不住，頻頻遙相遞訊，無非就是「該出手時就出手」。以嗜血見長，玩弄權術盡美盡善而著稱世界的米氏，難道就不清楚或者沒有條件來他個「不惜殺他逆民二十萬，保住孤家的二十個太平年」？
兵乃國之兇，而且是極兇，無論從規模上還是從殘忍上論。而內戰就是最高一級的內耗，故聖人慎用。動用國家暴力，用人血染紅自己的交椅，一般來說都是萬不得已的下下策餘，就跟「緣亂求治」一樣地精神錯亂，緣木求魚，結果也只能屬於錯亂型。君不見，所謂大長無產階級志氣的文化革命，大滅資產階級威風的天安門事件，都只不過是在即將傾覆的天平上狂壓血本,天平倒是不再晃盪,代價卻是國家及社會的墮落，人心和人才的流散。從更長遠的角度看，把民意壓入地下，只能是促使潛在的潮流轉而實行其不交換不妥協的漸進──明明是那血流成河的當然繼續。
蔣家王朝在臺灣的境況就是這一非聖躁用的演示.二二八事件到國民黨謝位,半個世紀，感情不交換的人們實踐了政治地位的大交換，最初不妥協的人成了最後妥協的出局者。割裂民族或人民內在連繫的就是兵家元兇。過去的哲人說在天安門鬧市殺人是譜就血寫的謊言，說的還算是太文雅，太狹進。再往遠處看看，你一意調研血做的漿糊，要想把利刃劈開的血肉機體黏合回一，怕是比上帝或女媧用水來調泥製成人初更更難的棘題，哪怕你再在其上覆蓋上血寫的謊言。
米氏就有現成的謊言。比如說他可以宣稱他的一切所作所爲都是爲了南斯拉夫，爲了南斯拉夫人民，即使不是爲了眼前，也必定爲着大家的明天。爲了民族的繁榮昌盛，只有小米，才是南盟唯一的出路。我們有理由相信,他是會如是說,並且這也正是他競選的基調。說不定他還確實是這麼想的，那就更了不起.但是,在一個稍微開放的社會，就象南斯拉夫一樣，有多少人肯投票買你的賬，才是你的LEGITIMACY的最後底牌。
政治上的贏取選票，就象是商場的投標行爲，是供求雙方量度差距，也是供方的平等競爭。要是你多用點心機計，一喉雙簧，獨家投標自家招，那你當然永遠是中家，可就只好坑了羊毛出在羊身上的大家。這樣的騙局並不難戳穿，只要大家數數有幾位爭標對手，就獨眼龍看獨標蟲，一目了然。想當年，老蔣剛到峽東，不也是僅有的指導力量？可曾幾何時，被砍倒放翻的臺灣人，就自生自就成爲管理自己的社會力量。把同樣的道理用在大陸，你就不難知道爲什麼我們這麼害怕有意識的羣衆作爲。
在一個個人爲基元的社會，誰也沒有資格先行爲民代言,即使是民選的代言,還要每隔幾年重新認證。哪能就憑你光輝理論「證明」的幾個代表，就想坐坐「終身教授」馬列主義的王座，終身爲民代言。可惜，代言人習慣自己把延長線劃得太超前，坐在沒收他人的發言權積起的自家代言權上，還總以爲別人全是訥訥無語之鼠輩。米氏就認定直選會給自己最大限度的民意表現，不幸栽倒在自己的泡沫形象的虛幻中。被人民拋棄的代表，還要堅持代言，看樣子只好冒天下之大不韙，鋌而走險。
在把自己的國家引入內戰之前──不是我嚇唬你,我們確曾見過衆多的內戰,短的只要風高月黑的一夜，長的可以是血腥的十年──米氏就不可惜自己揣在懷裏暖了十幾年的國家最高大權？可到底時代不同了，殺人的代價與權位的利慾相比，他最後還是放下了屠刀，選擇了走以身謝國之路。
與衆人取笑米氏的所謂「下場」不同，我很欣賞他的絕斷，哪怕是出於無奈的絕斷。給一個國家、給自己的民族以和平發展的契機，這不是每個$$%肉食者鄙$$%都可以想像得出來的奉獻，他們首先想到的必定是自己的既得利益，然後把它攙在國家利益的大旗下向人民兜售。我在想，如果在中國，決心迎刃而以身殉國的不是譚生而是殺氣騰騰的慈禧退讓一步的以身謝國，決心在人民英雄紀念碑與刀兵相見的不是青年學生而是氣急敗壞的老鄧見大勢已頹的以身謝國，中國人要省卻多少內耗，我們的民族命運轉折點將是多麼前出，我們的現代史該是多麼的不同。
以身敗國者的戀臺，與以身謝國者的下場，以區區一身之榮辱，換取泱泱一國之興亡，這麼好的報國機會，又可能是多麼妙的竊國良機，卻不是匹夫都能攤到的幸運，而機運相逢的驕子，偏又都是要反向出牌的獨夫。令人每思至此，覺得真正心疼的是，這種偶然或必然正是、也只能是我們民族的擺不脫的噩運，中國人寫成了中國的歷史，我們能怨天尤人？
就在這一點上，米氏已經比多少專以他人之血青年之血一薦軒轅的任重道遠客偉岸了無數重倍，比多少爲自己眼下一點蠅頭小利把國家引入內戰內亂的舵主軍機清白了千萬分強，他愛他治下的小國，他又更愛他將不再治轄的大家。正是這種愛國的真心，使得他不忍心大開殺戒，使得南斯拉夫逃過了已是屢起難息的烽煙。
我要說，在米氏想到舉起屠刀之前，他已經立地成佛，要不然南盟的人民會有如此的好運？
所以，在大家慶祝南盟新生之際，我要提醒的是這種新生有其舊生的夤緣。三生石上，新舊精靈的交接之間,古謂的「君爲輕」和君爲重是同等的至關重要,如果我們不妨把「公僕」還原到他們原本的社會內涵。爲輕，是比起國家的長久命運，一個人，一個家族,一屆內閣的權力延續是無足輕重,哪怕他是開國始皇、鐵血宰相，用人的生命鮮血的維重來維繫來交換這至輕，素爲古來聖賢所鄙棄；爲重，是比起草民來對全局的決定作用，君之一言九鼎，可能構成千百萬人的苦難，也可能造福萬民天下皆歡，就看你碰上什麼樣的上皇。與其象我們的祖祖輩輩一樣，在君主決算的福與難中抓鬮，還不如把君可能有的爲重爲輕加以平均──世界都到了今天，誰還需要或希罕所謂的「君」的看護和恩典？
我又不敢斷言，米氏從未思想過屠刀的作用，但新生之來到，正是因爲舊生在蛻去。人民從跪倒到站立，從求人代言到自己手選；軍隊警察從黨的馴服工具到作爲國家軍隊的中立，寧願聽從民意而不是權益；遊行的羣體從單純的學生擴展到廣大的工農，這麼多的出舊立新的要求變革的因素疊加在一起，才最後促使米氏拿定了以身謝國的主意。
所以說，米氏謝國，固然悲壯，但實際上，是南斯拉夫人民自己，成全了他們的國家，和他們自己。
嘆曰：
見慣殺人者刀賦人權，聽厭愚民客獄倡民主。安得君子以身謝國難，秋決無血紅葉漫山簌。
作者老鄲寄自北美<<讀者週刊>>(http://renmin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