捨得一身剮,敢把江“皇帝”拉下馬!
 
高寒
 
2000-10-2
 
【人民報訊】江澤民復辟終身制的如意算盤,是以保住中央軍委主席、效法鄧小平搞垂簾聽政、將中共下一任總書記視為可玩弄於股掌中的“兒皇帝”為固守防線的。因此全體中共黨員、中共黨政軍內的高級幹部們,特別是那些已經離休、卻還時時關懷著中共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中共老幹部們,應當站出來,以中共《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和《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等黨規黨法為武器,利用各種各樣的渠道,採取形形色色的方式,以“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大無畏精神,堅定而清晰地向江澤民復辟終身制的行為大聲說“不”!向江澤民開歷史倒車的行為大聲說“不”!針對江澤民復辟封建皇權主義的造勢,大家應當在中共黨內外,凝聚起這麼一種針鋒相對的正義之聲,即:在今日之中共,在今日之中國,誰膽敢復辟終身制,全黨共討之,全國共誅之!********************************************************

(一)

今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五十一週年紀念日。半個多世紀過去了,中國確已今非昔比。是的,中共當權者早已為獲得的若干成就而沾沾自喜、洋洋自得了。然而,倘若人們知道,正是在今天,家長制、終身制、垂簾聽政制的陰霾又一次無比嚴重地籠罩在全體中共黨員和全體中國人民的頭上,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竟然又一次陷入最高權力家長制、終身制、垂簾聽政制的空前危機之中,那麼,人們就一定會問:五十一年來,中國的政治究竟進步了多少?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當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上豪氣干雲地宣稱“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的時候,有誰能夠想到,“從此站起來了”的,全中國只有毛澤東一個人!無論是中止執行“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的政策,還是廢土改、行合作化,無論是心血來潮推行“三面紅旗”導致餓殍遍野,還是無法無天搞“文化大革命”致使全國大亂,毛澤東幾乎都是和尚打傘、一意孤行。整個中國共產黨、整個中共中央、整個中央政治局乃至政治局常委會,更別說整個國家機器和全國老百姓了,幾十年來就都統統是圍著他個人的“一意孤行”旋轉,直到其至死方休,整個中華大地才抒緩過氣來。

這是什麼主義?這是地地道道的皇權主義,這是徹頭徹尾的“朕即國家”主義,這是無一絲一毫馬克思主義氣味的秦始皇主義。不過問題是:從什麼時候起,中共政治局常委間的關係竟然演變成了君臣關係的呢?為什麼一大批中共黨的開國元勛、高級幹部,包括劉少奇、周恩來等等在“主席”面前均諾諾如群臣?為什麼中央政治局乃至其常委會竟然成了毛澤東個人兜裡的橡皮圖章?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機制,使得中共黨內民主一步步地形同虛設,最終導致對毛澤東手中的權力竟毫無約束力呢?劉少奇也罷、林彪也罷,周恩來也罷,他們或許未曾想過,正是他們自己當年的賣力吹喇叭、抬轎子,正是他們自己當年對那試圖用早已很有限的黨內民主去稍許制約一下毛澤東的彭德懷之落井下石或事不關己,才使得黨內皇權主義逐漸得以成型、並最終泛濫成災的。

毛澤東時代終於隨著“主席”的壽終正寢而結束了。整個中共、整個中國,才得以在多年來的無所適從中逐漸恢復了過來。有鑒於黨和國家最高權力之家長制、終身制為禍甚烈、危害中華的慘痛教訓,中共黨內從上到下都是一片聲討家長制、終身制的強烈呼聲。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由鄧小平主持,中共中央分別於十一屆五中全會和十一屆六中全會先後通過了《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和《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兩個重要歷史性文件,其中對個人崇拜、權力集中於個人、黨內一言堂,以及黨和國家最高權力中的家長制、終身製作了嚴厲的批判和清算。自此,中共開始了在組織上實施幹部年輕化和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實行集體領導的進程。

可是,正象毛澤東當年對“民主新中國”的追求是葉公好龍一樣,鄧小平對“廢棄終身制”的呼喚也是典型的葉公好龍。歷史已經蓋棺論定,鄧小平對毛澤東家長制、終身制的尖銳批判其實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不過是用改頭換面的鄧記終身制去取代赤裸裸的毛記終身制而已,這與毛澤東當年反對蔣介石的“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真何其相似乃爾!和毛澤東晚年一樣,鄧小平晚年對中國最高權力的實際控制,也是到他進入墳墓的那一刻才事實上中止的。試問,這與古代帝王的“駕崩”有什麼兩樣!因此他們不過是號稱“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黨國王朝的“秦一世”和“秦二世”而已。然而,與“主席”毫不在乎當“現代秦始皇”不同,我們的“小平同志”晚年則是以他那“有中國特色”的現代版垂簾聽政方式來羞羞答答地緊握最高權柄的。這表明,畢竟歷史在進步,畢竟是潮流使然,因而在今天的中國,在今天的中共黨內和軍內,這黨政軍最高權力的家長制和終身制,是不得民心、不得黨心、也不得軍心的。

然而,在今天,中共黨內居然有人欲在鄧小平之後做起“秦三世”的癡夢來了。江澤民這個靠著“六四”屠城坦克顫顫兢兢地被推上“核心”寶座的投機政客,在過了幾天“核心”癮後,眼下居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要公然復辟中共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家長制、終身制和垂簾聽政制了。這個文沒有思想理論、武不懂戰略戰術,不過是靠著中共體制中的菁英負淘汰機制而小心翼翼往上爬的政治侏儒,此刻竟要邯鄲學步,東施效顰,欲將手中的權柄一直攥握到他進棺材時為止。而中共黨內一幫隨江澤民從上海進京、奉“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為圭臬幾個佞臣,包括頂著“學者”頭銜的少數無聊文人,甚至海外個別向以“押寶”心態干政治的所謂“異議菁英”,此刻都紛紛迫不及待地為這個“江三世”賣力地吹起喇叭、抬起轎子來。這些日子,各種試探性的氣球滿天飛,各式效忠似的表態開始啟動。江澤民試圖製造一種“勸進”、尤其是軍隊的“勸進”的氛圍,來為自己破壞中共黨規黨法尋找某種口實。這就如同當年袁世凱導演的那場復辟帝制的醜劇,似乎他是“民意難卻”才迫不得已去當皇上的。

不過問題是:在這一片為江澤民復辟終身制而造輿論的緊鑼密鼓聲中,整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員們在幹什麼?中共一大批還健在的前要員們在幹什麼?須知,他們如果還多少有一點歷史責任感,還多少有一點政治擔待心,多少將個人的既得利益暫時放一放,那麼他們是有足夠的力量能夠阻擋住江澤民掀起的這股猖狂的復辟皇權主義逆流的。試問,難道家長制、終身制曾恣意在中共黨內橫行,給中共黨和國家,給中華民族造成的災難還不夠深重嗎?難道我們今天還可以任憑它以種種理由借屍還魂嗎?歷史的教訓值得注意,正如中共《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指出,對於毛澤東當年搞個人崇拜、家長制、終身制,把個人淩駕於黨中央之上,破壞黨內集體領導原則等等給中共黨和整個國家造成重大損害的嚴重錯誤,除了毛澤東本人負有主要責任外,整個中共中央都負有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而今天,歷史正到了這樣的關頭:如果江澤民的家長制、終身制、垂簾聽政制最終能得逞,那麼,對如此嚴重的開歷史倒車的復辟行為,負有責任的就不僅只是江澤民本人,不僅只是那幫為江澤民吹喇叭、擡驕子的一幹人,而且所有現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委員,包括朱熔基、李瑞環、胡錦濤,等等,統統都得負責任;甚至,所有在世的已離休的中共前要員,包括喬石、萬里、張愛萍、洪學智、席仲勛、宋任窮、劉華清、張震等等、等等,統統都推卸不了應負之責,統統都得愧對歷史!

這裏猶須指出:江澤民復辟終身制的如意算盤,是以保留其中央軍委主席為最後底線的。因此,儘管他也在大放恢復中共主席制的試探性氣球而試圖公然全面復辟家長制和終身制,但更可能的,他則是來個“求乎其上,得乎其中;求乎其中,得乎其下”,以保住中央軍委主席、效法鄧小平搞垂簾聽政、將中共下一任總書記視為可玩弄於股掌中的“兒皇帝”為固守防線的。江澤民利令智昏地以為,僅憑他手中的封官進爵權,他就真的是、並且還至死都是中國陸海空三軍的最高統帥了。因此,衡量江澤民今天是否復辟家長制、終身制的關鍵指標就不在於看他是否讓出中共總書記和中國國家主席這兩個職位,而是看他是否同時也退出中央軍委主席一職。人們千萬不要為近日中共黨報、軍報所刻意渲染的“勸進”、“效忠”輿論所迷惑,那不過是江系幫派在為江澤民復辟終身制而拼全力造勢而已。相反,全體中共黨員、中共黨政軍內的高級幹部們,特別是那些已經離休、卻還時時關懷著中共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中共老幹部們,應當站出來,以中共《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和《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等黨規黨法為武器,利用各種各樣的渠道,採取形形色色的方式,以“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大無畏精神,堅定而清晰地向江澤民復辟終身制的行為大聲說“不”!向江澤民開歷史倒車的行為大聲說“不”!針對江澤民的復辟封建皇權主義的造勢,大家應當在中共黨內外,凝聚起這麼一種針鋒相對的正義之聲,即:在今日之中共,在今日之中國,誰膽敢復辟終身制,全黨共討之,全國共誅之!

在此,我也要對處於漩渦中心的江澤民說幾句:請不要聽信那幫成天圍著您轉的奸佞之徒們的讒言,他們與其是在為您著想,不如說是在為他們自己著想。您應當記得曹孟德當年對勸其稱帝的那幫謀士們說過的“不要把我放在火上烤”的話。您如果還真想有個怡養天年的生活,還真想如每一位老人那樣期盼長壽的話,那麼,我勸您見好就收,幹乾脆脆來個全退為妥,否則,您會因成為眾矢之的而將神經繃緊到最後一刻,這無論如何對一個年近八旬的老翁之健康是百害而無一利的。我衷心希望您有自知之明,您不是毛澤東、您也不是鄧小平。他們畢竟屬馬背上打天下的一代,那種權威地位是歷史造就的。您沒有、也不可能有他們的那種力壓群雄的氣勢和鐵腕,僅靠點小權謀,僅靠點厚黑術,是會弄巧成拙的。

(二)

不過,在今天這個“國慶”日裏,我們中國人是否應當捫心自問,為什麼我們至今還沒有擺脫老人政治的陰影、為什麼我們至今還沒有從國家最高權力之交班危機的夢癔中解脫出來?眼下,世界都已經進入信息時代了,可為什麼呈現在國人面前的,竟然還是那套古老的宮廷黑幕戲?為什麼對於那些個掌握著共和國最高權力的人來說,交不交班,退不退位,得全憑他本人的一念之差或自我覺悟呢?為什麼我們至今還建立不起一套常規化的國家最高權力的更叠機制?是的,戀棧之情,人皆有之。君不見,敗選的布什總統在告別總統職位時還要乘直升機圍著白宮揮淚兜幾圈呢。可為什麼人家可以戀棧歸戀棧,而離去則照樣離去呢?如果說那是外國的國情,那麼在同是中國人居住的臺灣,那李登輝不可謂不戀棧了,可為什麼在這塊中國的土地上,那裏的政權交接仍可以按部就班地進行,從而終於告別了中國已沿襲數千年的宮廷權術呢?環顧全球,就在江澤民當“核心”的十來年裏,有多少個國家的最高權力已經歷了有條不紊、按部就班的更叠;而正是在這類程序化的政權交接中,這些國家呈現出持續性的穩定和繁榮。就在幾天以前,法國還專門就總統的任期舉行了全國公民投票,結果,占73%的絕大多數贊成將總統任期從現在的7年縮短至5年。據報導,法國總統希拉克對此項公投結果“相當滿意”。試想,倘若希拉克有意競選連任,他面臨的將是總統任期的縮短。可人家希氏卻為何沒有象我們這位江氏一般,將那些希望其下臺或早下臺的人統統宣布為“敵對勢力”呢?

其實,這就是政治體制的力量,這就是制度文明的力量,這就是為什麼資本主義文明一定會戰勝封建皇權文明的力量,這也正是江澤民上臺後傾全力所抵制的政治體制的改革或改革的政治體制的力量。今天,我們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了:江澤民這十年來,以“穩定壓倒一切”為口實,堅拒任何政治體制改革之議,其真實用心何在,應算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因此中共全黨應當從江澤民這次欲復辟終身制或變相終身制的危機中吸取深刻的教訓:中共黨內的民主化、多元化的改革已刻不容緩了,中共的社會民主黨化轉型已刻不容緩了,整個國家的政治體制改革已刻不容緩了!

在總結毛澤東皇權主義錯誤的教訓中所誕生的中共《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曾莊嚴地提出了要把黨內民主和國家政治社會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的任務,並且還特別強調,對於既定之黨規黨法,絕不能隨著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絕不能隨著領導人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可近二十年過去了,這些個所謂準則,不僅至今仍是一紙空文,而且早已被踐踏得面目全非了。而最讓人驚愕不已的是:那帶頭踐踏這些準則的,竟然正是當初提出這些準則的鄧小平本人。

是的,早有人作出了這樣的解釋:其實鄧小平當初提出要將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時他內心並不真誠。無獨有偶,這與那種視毛澤東當年的所謂“建設民主新中國”僅為奪權謀略云云的闡釋可說是如出一轍。而我則以為,用“真誠”與否、“權謀”與否之類來闡釋歷史人物行為上的某種“前後矛盾”現象,恐未免將複雜的歷史簡單化、將複雜的歷史人物臉譜化了。這不僅因為,從相對意義上講,人是會變的,倘無良好的制度,天使也會變成惡魔(請看我們面前這位江澤民不就轉眼間從當年的誠惶誠恐之輩變成今日的恣意妄為之徒了嗎);而尤其因為,從絕對的意義上看,無論是毛澤東、還是鄧小平,乃至於整個中國共產黨,他們數十年來所寫所說、所不斷重覆的所謂“民主”,在本質上其實是一種與現代資本主義民主制完全絕緣的東西,是一種與黨內或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多元化完全絕緣的東西。因此,在他們心目中的民主,不僅全然沒有共產黨可以“下野”的概念、甚至全然沒有黨內多元化、沒有允許反對派存在這些個概念。而正是這些有關當權者可以程序性地下臺、執政黨可以程序性地下野、以及黨內黨外之多元共存等現代民主的A、B、C,其無論是作為事物還是作為概念,對整個中國共產黨來說,都至今還屬極其陌生、相當異端的東西。因此,從這種意義上來看待當年追求“民主新中國”的毛澤東,與其說他日後的行為是自食其言,倒不如說他當初壓根兒就是從用他自己的那套“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去代替蔣介石的“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壓根兒就是從中國數千年來的改朝換代封建文明中去理解和闡釋他、也是中國共產黨的“民主”觀的。同理,對於鄧小平,我們與其說他的日後的所為系言行不一,倒不如說他當初就是真誠地將其日後當太上皇之類包含在自己所理解和所闡釋的“黨內民主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概念之中的。

由此可見,當馬克思在論及未來的社會主義文明時,其不言而喻的歷史前提與理論前提便是現代資本主義文明,所以他才會將那實行不折不扣的普選權和選民罷官權的巴黎公社視為“新社會的曙光”;而當毛澤東、鄧小平等中國共產黨人在談及建設社會主義文明時,其不言而喻的歷史前提與理論前提竟然是從第三國際搬來的本質上是將現代資本主義文明視之如棄屣的那一套東西。正因為如此,中共才至今還一本正經地在家長制、終身制、垂簾聽政制中不停地折騰。這是因為,您不以資本主義文明為歷史前提與理論前提,那您的所謂“社會主義”、黨內“民主”,就只能賴以寄生於那有著數千年根基、且頑固地對抗著資本主義文明而不願退出歷史舞臺的封建專制文明的基礎之上了。這也就是為何那被中共曾多次慎重其事、曾多次莊嚴宣稱過的所謂的黨內民主卻至今仍形同兒戲,以及中共黨內至今仍是封建皇權主義盛行、人身依附不減的深層原因。

因此,完全有理由這樣認為,對整個中國共產黨來說,今天正面臨著一個回到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去的啟蒙;正面臨著一個走歷史必由之路、認清資本主義歷史階段不容超越的啟蒙;正面臨著一個弄清現代、當代民主真諦的啟蒙;正面臨著一個弄清何謂社會主義、何謂資本主義、何謂封建主義,以及三者間的歷史關係的啟蒙。而這整個啟蒙過程,一言以蔽之,也就是將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型的中國共產黨改造為第二國際即社會黨國際型的社會民主黨的過程。

這個改造,首先是指整個黨的基本指導思想的徹底改造。社會民主黨人所追求的社會主義制度,絕不是一種與現代、當代資本主義文明絕緣的制度,相反,它卻是、也不能不是以資本主義制度的高度發展為既定歷史前提,並以此為基礎或起點,將這種發展推進到更高歷史文明階段的一種制度。由此可見,中國當前的政局危機,絕非什麼資本主義自由化泛濫的問題,而是整個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中封建皇權主義猖獗的問題,是以江澤民為首的中共當權派成為整個國家政治體制改革絆腳石、要開歷史倒車、要復辟國家最高權力中的家長制、終身制的問題。

這個改造,其次是指整個黨的組織上的徹底改造。黨必須承認和開放黨內的派別多元化,讓黨內左中右各派,均可發出自己的聲音;並在黨內多元派別平等競爭的基礎上實行真正意義的黨內民主選舉,黨的各級領導人,一律憑黨員的票決產生。如此一來,所謂黨內家長制、終身制、指定接班人制、垂簾聽政制、總書記兒皇帝制、菁英負淘汰制、人身依附制……,等等、等等這些個在黨內橫行了數十年的烏七糟八的歷史垃圾,也就通通失去了其生存的空間,如此一來,喊了幾十年的黨內民主,才不致仍舊是一句空話。

這個改造,第三則是指整個黨的功能上的徹底改造。中國共產黨必須將自己從李自成、洪秀全一類封建農民改朝換代似的黨,從一個已經完全封建官僚化的黨,從一個全憑刺刀而執政的黨,改造為一個在多黨競爭中完全靠選民票決執政的黨。是的,按照馬克思主義,這還是資本主義的民主,而資本主義民主仍然是一種有著種種歷史侷限性、包括某種虛偽性的民主。但是,同樣是按照馬克思主義,正是這個有著種種歷史侷限性的資本主義民主,也比那封建皇權專制制度要進步一千倍、一萬倍,更尤其要比中共今天所推行的“有中國特色的”封建社會主義中的所謂“民主”,要真實一千倍、一萬倍。按照歷史唯物主義,人類社會,因此所有的國家,都得經歷這麼一個有著種種歷史侷限性的資本主義的民主階段,從而一步步地將民主制度由低級推向高級。任何所謂“民族特色”,都無法抹煞這一全人類文明進程的共通性。正是在是否承認這一點、並是否將整個黨的活動基點建立在這種承認之上,將第二國際的社會民主黨與第三國際的共產黨經緯分明地區分了開來。

是的,將中共改造為社會民主黨,這對於已經是封建專制主義病入膏肓的中共來說,或許是相當痛苦的,也會是異常艱難的。但是,我堅信,中共若還想獲得新生,它的這個改造將是命中註定的。這裏,我想重申我於七月一日那篇題為《資本主義歷史必然性不可抗拒》的“一論”將中共改造為社會民主黨拙文中的話:我寄希望於中共走歷史必由之路,寄希望於一切還懷抱著當初那朦朧但卻閃光的社會主義理想的中國共產黨人和一切不願為中國的最後一個封建專制獨裁政權殉葬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此,我還要對他們說,從現在起,就在您的周圍,就在您所在的支部、您所在的單位,去有意地促使人們來思考這個回到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去的問題,這個馬克思主義關於資本主義歷史階段不容超越的問題,這個黨內多元化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多元化問題,以及今天已迫在眉睫的江澤民欲復辟最高權力終身制的問題。如果您能在您的支部和單位,有形無形地開展這一類討論,實際上,您就已經在促使中共作社會民主黨的轉型了。或許有那麼一天,您所在的或其它類似的黨的支部、黨組或黨委,也就自然而然地轉變成了中國社會民主黨的一個組織。試想,倘若中共黨內的這一類討論得以持續不斷地繼續下去,哪怕僅是在私下裏進行,那麼,中共的社會黨化之改造,不就是指日可待了嗎?

毫無疑問,中國的問題,並不只是中共的問題;但同樣毫無疑問的則是,中國的問題又主要是中共的問題。這就是我今天這篇“國慶獻辭”要著重以中共黨內的復辟危機為主題,要著重以中共的社會民主黨化之改造為主題的緣由了。

謹以此文獻給大洋彼岸在“國慶”爆竹聲中仍不忘憂國憂民的人們!

2000年10月1日於紐約
(http://renminbao.com)

 
分享:
 
文章二維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