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炳章: 放棄革命的權利就等於放棄了一切-----南斯拉夫的革命昭示了我們什麼?
 
2000年10月10日發表
 
米洛舍維奇倒臺了,南斯拉夫的民主革命取得了勝利。民主,又攻佔了一塊獨裁者的土地。

我十幾年前就結識過南斯拉夫的民運鬥士。大概是一九八四年,我去美國首都華盛頓演講、並會見其他民運朋友。當時,《中國時報》駐華盛頓記者冉亮女士,請我到她家做客。沒想到,她的丈夫是一位南斯拉夫人,而且是一位思路清晰的革命者。我們相談甚歡。我記憶最清楚的,是這位南斯拉夫人士對未來南國政局的準確預測。他預言,而且毫不留有餘地地預言,南斯拉夫在鐵托去世後會發生解體、爆發內戰,共產主義當然也會隨風而去。我問他爲何如此自信,他說,這是南國內部矛盾的累積使然,任何人也改變不了。他還嘲諷那些美國所謂的南斯拉夫問題專家,說他們對南國問題認識非常膚淺,往往從主觀願望出發而制定對南政策。

現在,這位南國民運人士的預言已經獲得驗證。他是一名知識分子,我當年在他身上,卻沒有聞到那股酸儒的書生氣味,反而感觸到一種革命家的激情與果斷。今天,我們從電視上觀看南斯拉夫人民推翻米洛舍維奇的革命,是否也領悟到了其中的那種激情與果斷?反觀我們中國的八九民運,羣衆動員的規模遠比南國的革命大得多,但我們爲什麼沒有成功呢?這就要對比一下:人家有什麼,我們沒有什麼;人家是怎樣做的,我們是怎樣做的。然後,我們思考一下,我們是否應當從南國的革命中學些什麼。一,攻佔國會-----奪取政權的意識

我分分秒秒都在關注南斯拉夫的革命。這幾天夜裏,我常常爬起好幾次,打開電腦,從中英文各種管道捕捉信息。因爲我知道-----就象我多次講過的,獨裁政權一旦出現危及,其垮臺的時間不是以月記,甚至不是以天記,而是以小時記算,其崩潰是異常迅速的。我不想錯過任何一個關鍵的鏡頭,爲的是從中領悟要絕,給未來的中國民主革命提供參考。

南國革命的轉捩點,是羣衆攻佔國會大廈。佔領後,立即宣佈奪權成功,反對派領袖及時宣佈接管權力。也就是說,南國民主運動的領袖和羣衆,有十分明確的政權意識,目標就是要奪取政權。他們從一開始動員羣衆,就確定了這個目標,而且從不動搖。我們看到,南斯拉夫的民主派佔領國會、宣佈奪權成功後,局勢一瀉千里,首都武裝警察紛紛倒戈。俄國政府也不得不迅速宣佈承認新的政權。

中國話說「心想事成」。你心裏想到「奪權」,想要「奪權」,才能「奪權」成功。心裏沒有「奪權」的想法,沒有政權意識,奪權的機會來了,你都不知道抓住機會。甚至,把權力放到你的手裏,你都不知道權力是什麼,你都不會抓住它。

「奪權」?犬儒式的書生論證者,一聽奪權,就嚇得渾身發抖。一聽要推翻一個即有的政權,就指責這是「胡鬧」,這是「過激」,這是「以暴易暴」,這是「野心」等等。一句話,「推翻政權」要不得;「奪權」更是要不得。他們甚至站在民主革命者的前面,舉着牌子,擋住革命者的去路,牌子上寫着:「告別革命!」

如果南斯拉夫的革命者們聽從這班中國腐儒的話,國會不去佔領,權力不去奪取,米洛舍維奇今天依然會穩穩地坐在權力的寶座上,而且,這個獨裁者還會津津有味地做下去。「書生論政而悟國」,有道理乎?二,八九民運毫無政權意識

反觀我們八九民運,毫無政權意識。主流運動壓根兒就沒想到「革命」,更沒有去想「奪權」。我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四日闖關回國,目的就是想在運動中宣傳革命的理念。不幸的是,我被攔截在日本東京,日航屈服於中共壓力,拒絕載我飛往北京。在解放軍三大總部的遊行隊伍走上街頭、支持學生、要求政治改革時,我看革命的時機已到,就拼命聯絡在天安門廣場的民運朋友們,讓其帶話給學運領袖們,應當迅速佔領電臺、電視臺和人民大會堂。但連我的朋友都說,這樣太激進,學生肯定不會聽的,學生們恪守「和平、理性、非暴力」,他們不會放棄這個原則。我說,那就去找劉曉波等知識分子,劉曉波回國前,我們在紐約密談過。但我的民運朋友告訴我,北京知識界的主流也不會接受我的建議,讓我暫時不要着急。我怎麼不着急?一位美國朋友當時講,按照政治常識,當時的北京政權已經癱瘓,問題是需要一個替代政權,可惜這個替代政權改出現的時侯沒有出現。這樣,就給了中共業已癱瘓的政權死灰復然的機會。

問題就在這裏,八九民運時,在六四開槍鎮壓之前,北京市內,從中央到地方的黨政機關大都罷工、癱瘓了,民警也不願再爲共產黨效勞了。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人民日報社、解放軍三大總部、高級黨校的幹部羣衆,通通上街遊行,要求變革。警察都不聽話了,這是鄧小平調兵勤王的重要原因。可是,舊政權癱瘓了,老百姓擁護什麼政權呢?黨政幹部擁護什麼政權呢?軍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