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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中共再次面臨1989年的總危機時刻
黃榆
2025年1月10日發表
【人民報消息】2025開年才一週，春天遠未到來，中國社會卻彷彿突然間醒來了，似乎所有人都意識到了一場真正的大危機正在來臨。而且，這場大危機與36年前，即1989年，中國人所面臨的政治和社會危機極其相似，甚至更加嚴峻。
雖然媒體上不再出現2024年頻繁發生的系列社會性報復案件，但是從資本市場到社會領域，空前強烈的恐慌情緒正在蔓延。度過新冠結束後混沌不明的兩年後，聽了多年的「黑犀牛」和「灰天鵝」之後，中國人民終於發現，「危機之狼」真的來了。
36年前的危機重新降臨？
跨年後的第一週，股市、債市和匯市連跌不止，投資者的市場信心遭到重創；中紀委的年度工作會議放出新一輪的清洗信號，黨內情緒似乎不再是被動反應式的人心惶惶，而是普遍不滿；兩個地方法庭分別宣判了拍攝「白紙革命」記錄片的導演陳品霖和為「709」案件受害律師辯護的人權律師余文生，國際人權組織紛紛表示失望和譴責；陝西渭南地區蒲城因為一樁學校霸凌-死亡案件發生大規模抗議示威，遭到當局強力鎮壓，猶如昔日瓮安事件重演。
與此同時，在人民收入普遍下降、中央要求財政過緊日子的關鍵時刻，從今年1月1日起，中國官僚體制內開始提高人均月工資標準300到500元，且一次性補發半年之多；一個不包含進口原研藥反而充斥大量中成藥的新醫保藥品名錄從1月1日起生效實施。
雖然中國高層在去年12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終於承認需將提振內需放在經濟政策首位，但是與稍早的十萬億國債發行類似，只是作為地方債的置換，救地方政府而已。當全中國處於可見的處於經濟蕭條中，收入下降、就業惡化，而中央的反危機政策姍姍來遲，雷聲大雨點小，僅有的實惠都施諸於體制內官僚和利益集團，民眾幾乎得不到任何實質性的福利增加，連基本的健康保障藥品都被剝奪。
凡此種種，匯成了一個與36年前政治危機相似構因的社會危機圖景，中國正在面臨一個真正的總危機時刻。
1989年爆發的大規模學生民主示威，之所以最終演成血腥屠殺並且讓中共政府面臨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機，導致中共面對1976年之後最大政治危機的關鍵在於中共領袖鄧小平拒絕政治讓步，拒絕與新興精英集團或者黨內新興改革力量分享哪怕些微的政治權力，儘管此前已經進行了十年圍繞承包制展開的企業管理權力的下放。而要求政治分權是學生和知識精英運動之初的主要訴求，也是趙紫陽與鄧小平在分權和讓步雙重問題面臨決裂的根本原因。
2025年的中國危機，不僅與36年前的政治危機極其相似，而且某種程度上堪稱一場更嚴重的雙重危機：一方面無論中共怎麼試圖在經濟上放鬆管制，中國領袖就是「堅決不改」政治制度，不願意在憲政層面重新確認私有產權並承認資產階級的政治權力，不願意進行任何的政治權力分享；另一方面，整個官僚集團加入了這種頑固體制的共謀，抵制再分配的調整，拒絕向底層民眾、中產階級等社會主體讓利，反而以官僚階級掌控的國家暴力嚴格限制民眾有關欠薪、改善工作條件、提高工資等等所有要求增加經濟分配的訴求，將鎮壓常態化。
尤其後者，理論上才是中國經濟危機的根源，而有關拒絕分權和讓利兩種強硬的威權主義立場則在總體上構成了由威權領袖與官僚集團共同拒絕向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政治訴求和底層階級的經濟訴求讓步、讓利從而可能爆發一場持續性的政治危機。
而且，相比1989年由學生和知識精英及其黨內代理人趙紫陽的代表性博弈，由於當下所有黨內外的政治異議代表都被消滅殆盡，中共領袖和官僚集團不得不直接與階級和公眾進行集團性博弈，其範圍和複雜程度都遠遠超出1989年的情形，並可能讓這場政治危機被表面的社會危機或者經濟危機所掩蓋。
中國模式的總危機
譬如，日本媒體最近已經將2024年中國連續發生的社會報復性殺人案歸為一場「階級戰爭」，包括其中幾樁針對日本兒童的屠殺案件，從階級衝突的角度提醒國際社會，中國加劇的社會危機或許是政治危機的表象。
在中國，人們同樣越來越清晰地看到，在一個不承認所有新興階級的政治制度內部，新中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先後淪為犧牲。從「房住不炒」政策推行以來，根據英國巴克萊銀行的最新報告，中國房屋價值已經跌損18萬億美元，即市場經濟40年以來整個新興階級的財富縮水三分之一。這符合過去幾年各地平均房價下跌三分之一的感受，其中以中產階級受損最重。
資產和大資產階級在持續多年的政治壓力下，則集體面臨著「遠洋捕撈」的現實威脅，成為各地方國家暴力和財政機器的獵物，人身安全、財產安全和經營自由都岌岌可危，其階級狀況不比內戰時期的「土豪」或者建政初期的資本家好多少。
即使對底層階級來說，在「扶貧攻堅」運動結束後總體上被拋棄了，陷入新冠疫情後的掙扎。而中國最高層磨磨蹭蹭釋出的幾乎所有反危機措施，都證明了中共及其官僚集團的自私自利，對公眾和體制外階級則百般吝嗇，唯一的善意就是警告官僚集團們下手輕一點兒：一方面口惠而不實的呼籲善待民企、稱其為「自己人」以示安慰，先後拋出一份份文件要求行政機關少去打擾企業、要求「合法捕撈」等等；另一方面，「遠洋捕撈」的勢頭一點不減，各地看守所裡仍然擠滿了大批企業家、投資者，還有最新進去的經濟學家、自媒體評論人。
一言以蔽之，在經濟危機到來逐漸成為共識之際，幾乎各個體制外階級也都看到了，中共的整個官僚集團才是那個最大的灰犀牛、房間裡的大象，顢頇、吝嗇，死死握住權柄和刀把子，不肯分權讓利，將共和國的公共政治變成了私人國家、將國家再分配變成了體制內的分贓和對民眾擁護與否的獎懲。
這種情形下，當中國人普遍將當下時局比擬為晚清或者明末，王亞南在內戰時期出版的《中國官僚政治》或許更為貼切地指向了今日中國的危機所在：官僚集團的空前膨脹、霸佔政治和竊據權力，並作為國家資本主義的代理人，形成一個龐大的官僚經濟和官僚社會，不過表明中國仍然處於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轉型過渡階段。
相應的，各地方的「遠洋捕撈」最好不過地再次說明瞭中共體制內部的「封建」特性，即從所謂革命時期就形成的割據傳統，構成了1949年後中國政治的中央-地方關係的主線，並且與條狀系統混合，形成了一個龐大複雜、自私自利的官僚集團體系，主導著所有人的階級上升和內部的利益和權力分配。歷史上，這種吝嗇頑固保守的特質從未改變，只有在他們意識到集體存亡困境且有足夠強人能夠主動讓步媾和的情形下才可能鬆動，無論是清末還是1970年代末。
可見的，是沉寂多時的民企大佬馬雲、劉強東等以各自方式重出江湖，或者以演講方式再度表明心跡，或者以回鄉發錢反饋鄉里，刷新資產階級的存在感，也洗刷當局多年來對資產階級「無序擴張」的污名化。
另一廂，當2025年新年伊始北京釋出第一份有關統一大市場的改革文件，而非照往年慣例的有關農村問題的一號文件，就已經表明官僚集團及其自我割據已經成為中國最大的危機根源，而溫州出身的李強似乎正在扮演資產階級政府總代理人的角色，配合黨的領袖以「自我革命」的名義向官僚集團開刀。
這是何等迷幻的一種政治景觀？！不啻一場自我政變。
而類似的自我政變剛剛發生在臨近的韓國。問題在於，中國如此悄悄地從左到右的180度J型急轉彎，到底是總危機到來、還是中共正在發動自我政變的信號？
如果考慮到領袖熟悉的金庸小說，一定深諳所謂欲練神功必先自宮。或許，這是頑固、吝嗇的政黨面對狼來了之後唯一能做的改變吧。△（轉自美國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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