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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盛夏後的五年 流亡、掙扎著的港人 （多圖）
2024年6月13日發表
 | 世界新聞自由日，香港民主活動人士許穎婷在華盛頓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外抗議。2024 年 5 月 2 日。（RFA） |
【人民報消息】四個香港流亡者，遙望他們深愛的土地，被北京步步扼殺。
佇立在香港駐華盛頓經濟貿易辦事處對面的街道，許穎婷拋開壓在頭上的懸紅通緝令，忍俊不禁。
「這幢大樓的背後，是一個仍在全力追捕政治活躍人士的政權。其中一個就是我。」
香港長大、現居美國華府，24 歲的許穎婷閒時會去教堂、嘴邊哼唱著廣東話情歌，窩在堆滿毛公仔的床上製作YouTube影片，全然不是「頑固罪犯」的典型形象。
她批評北京日復一日地牢牢管控香港，包括強推國家安全法律。該法對叛國、顛覆和勾結外國勢力等行為的定義，廣泛而模糊。這也成為香港國安警察指控她的罪名。去年12月，香港警方把許穎婷列入通緝名單，並懸紅100萬港元（折合約128,074美元）緝拿她歸案。
許穎婷總是笑容滿臉，和她在通緝照片上的笑容一致，反襯當下現實的荒謬。在世界新聞自由日之際，她在香港駐華盛頓經貿辦外抗議，希望呼籲大眾關注對香港言論自由的箝制。「我想說，那裡就有一個攝像頭。」她停下來，轉身道。
她也是以一貫的笑容，應對突然被徹底改變的人生。
五年前的6月，超過100萬香港人走上街頭，抗議可把港人引渡到中國大陸的《逃犯條例（修訂）草案》。英國政府在1997年把香港主權移交中國時，北京曾作出「一國兩制」承諾。然而批評者認為，這項修法將進一步模糊中、港界線。
6 月 12 日，港府無視香港《基本法》所保障的言論和表達自由，開始鎮壓示威。
此後，成千上萬名示威者被捕、新聞媒體和外媒辦事處被迫關閉（包括自由亞洲電台香港辦事處）、公民團體被迫解散。今年3月，北京更進一步收緊對香港的控制，港府強推俗稱《基本法》 23 條的《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為香港再添一套新的國家安全法律。
過去五年，大批香港人逃離香港，流散到全球不同角落。自由亞洲電台訪問了四位身在美國的香港流亡者，回溯他們昔日在香港的生活，了解他們在美國的近況。他們當日在反抗甚麼？身在異邦，他們最牽掛甚麼？（叉燒嗎？）。他們又在憂慮甚麼？
他們當中，目前只有許穎婷獲批政治庇護，其他三人的個案仍在審核中。不過，得益於總統拜登針對2019 年的香港抗爭運動而啟動的「延遲強制離境」（Deferred Enforced Departure, DED）計劃，他們目前不用擔心會被驅逐出境，直到 2025 年 2 月。
他們共同的忌諱，是仍在香港的親友，只肯略略講述他們如何面對沒有親人在旁的日子。在香港的國安法律底下，任何人若被當局認為資助政治活躍人士（比如，贈以 50 美元作為生日禮物），都可能會被香港當局騷擾，甚至被監禁。
正如現居華府近郊的香港民主活動人士梁頌恆所說，「我們很難知道紅線在哪裏。」
也因為如此，他選擇和家人斷絕關係。
「突然之間，昔日的自由都變成犯法」─許穎婷
許穎婷一直都想到美國。她想在美國讀新聞、在華府工作幾年，然後回到香港，在這個新聞行業自由蓬勃發展的城市擔任外媒駐港記者。
2019 年 4 月，當時仍是波士頓愛默生學院（Emerson College）學生的她，在校園報紙撰寫了一篇專欄文章，題為「我來自香港，不是中國」（I am from Hong Kong, not China）。她在文中批評當時港府提出的《逃犯條例（修訂）草案》，並解釋在她眼中，香港人和中國大陸人有何不同。
這篇文章立即被廣傳，並引來迅速、甚至帶有威脅性的廻響。《華盛頓郵報》專訪了她，她其後全力協助組織在世界各地的聲援活動。
2019年11月，許穎婷回港，並義務為網媒TMHK（Truth Media Hong Kong）採訪示威。2020年3月，她再次回港幾個月，當時北京正蘊釀《港區國安法》。友人警告她，如果她繼續留在香港，將成為首批被捕者之一。
於是 21 歲的她做了一個改變她一生的決定─離開香港。
 | 許穎婷在美國國會外就香港《基本法》23 條的影響發表演講。2024 年 3 月 22 日。（RFA） |
從那時開始，香港倡議工作成為她的志業。身體力行在美國倡導香港議題，也使她成為美國國會聽證會的常客。今年5月，她向美國眾議院美中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作證時，砲轟香港經貿辦是間諜活動的「前哨基地」，呼籲美國政府將其關閉。中共駐美大使館發言人則否認有關指控。
許穎婷總是笑著、泰然自若地面對一切，然而背後，卻是潛藏內心深處的傷痛。她說，她在美國常感孤獨，也變得更內向，總是小心翼翼，不敢向別人透露太多個人感受，擔心對方未必認同她的觀點。
她也因而錯過和一起長大的朋友共同成長、成熟的機會。而她未來的每個人生重要時刻，婚禮、生孩子等，她的家人也將無可避免地缺席。
「不能和他們一起生活，真的很困擾我。」
儘管偶爾也會質疑自己當日的決定，她同時明白，當香港的言論自由被嚴加限制，她在香港也不會過得舒坦。
「我覺得很多當下身在獄中的人，都是偶然的自由鬥士。 他們只是想行使他們被應許、且自出娘胎以來一直都在行使的權利。然而突然之間，昔日的自由都變成了犯法行為。」
 | 林芷萱在華盛頓潮汐湖盛開的櫻花樹下漫步。2024 年 3 月 30 日。（RFA） |
「那就是想家的感覺吧」─林芷萱
在她原本的世界裡，25 歲的林芷萱此刻可能正在見病人。
她在香港求學時的志願，是成為心理學家。2020年，她大學畢業後，在維港附近一間診所找到一份助理工作。
她說，當她完成面試回家時，第一次注意到身後有人跟著。之後的幾個月，她一直發現到有人跟蹤她，雖不是同一個人，卻總是一樣的短髮、穿深色西裝，引人注目。
「一開始我以為是變態跟蹤者，但這樣的事情越來越頻密後，我意識到身邊應不會有這麼多變態。」林芷萱說。
這些跟蹤滋擾讓她感到疲憊不堪，她很快就認定那是國安。擔心自己最終會被捕，林芷萱於是去了美國，她的母親和弟弟也離開了香港。她們目前沒有和她一起在美國生活，但她不願透露家人身在何方。
林芷萱成長於示威抗議都是家常便飯的香港。她隱約記得2002年的「反23條」遊行，當時港府第一次想推動涉及國安、限制言論的《基本法》23條立法，50萬港人走上街頭，迫使政府撤回草案，也是港人一次成功的抗爭。
在2012年的「反國教」運動中，林芷萱通過大學的講座了解不同觀點。
到了2014年，當「雨傘運動」爆發，爭取全民普選時，林芷萱已經可以參與討論。她的中學允許學生停課，並開放禮堂讓學生辯論。
到了2019年，林芷萱加入「反送中」示威。雖然她從未被捕，卻曾為香港民主派立法會初選參加者張崑陽做義工。她認為，這使她被國安盯上。
她在 2021 年7月抵達美國，卻無法擺脫創傷。由於沒有就業許可，她無法在美國工作。初到美國時，她大部分時間都窩在華府郊區一個公寓裡。她一邊為自己的未來擔憂，一邊擔心著一位被拘捕的朋友。
「我當時同時要面對對未來的焦慮，以及離港的愧疚。我有些朋友在監獄裡，我再也見不到他們了。」她說。
因著DED政策，她得以在美國工作和居留，目前正擔任倡議組織香港民主委員會（HKDC）的發言人，並同時經營攝影業務。她已申請政治庇護，正等待審批，或需經年。
她想念香港的美食，想念運行時間更長，也更頻密的公共交通，而且沒有人會一直問她「你從哪裡來？」
雖然前景並不明朗，但她正考慮重返校園進修心理學。在香港，持碩士學位就可執業，但在美國就必須持有博士學位。不過她仍想幫助和她一樣、背負著創傷的流亡者。作為親歷者，她深有體會。
「香港社群中有巨大的需求。」她說。 「我一直都覺得香港是我的家，但唯有當你離開以後，這種感覺才真正刺痛著你。」
「那就是想家的感覺吧。」
 | 香港前立法會議員梁頌恆在華盛頓波多馬克河的龍舟賽上揮舞旗幟。2024 年 5 月 18 日。（RFA） |
「好吧，我還活著」─梁頌恆
隨著 2019 年衝突升級，梁頌恆協助組織地下醫療小隊，以臨時救護車把受傷的示威者送到酒店房間、辦公室等空間改裝的臨時急症室診治。
「很多示威者即使受傷，也不敢去醫院接受治療，因為那裡有警察駐守。」他說。
他還建立「家長車隊」，接載因公共交通被當局切斷，而被圍困在示威現場的人。
2019年，當示威者佔領香港機場抗議時，警方截斷連接機場的巴士和鐵路交通，大批香港人自發駕私家車到機場義載、營救被困者，被喻為「港版鄧寇克大行動」。
「我們香港人為著同一個目標團結一致，這是一個非常動人的時刻。」梁頌恆說。
38 歲的梁頌恆戴眼鏡、身型瘦削，並非「煽動者」的典型形象。在2015年，憂慮香港進一步被北京控制，他和友人創立政黨「青年新政」，主張香港民族自決。 2016年，他當選香港立法會議員，第一件事就是抗爭。
他在宣誓時身披一面寫著「Hong Kong is Not China」（香港不是中國）的旗幟，被裁定宣誓無效，喪失議員資格。他後來再因試圖進入立法會被捕。
2020年，他因衝擊立法會會議室，被裁定「參與非法集結」罪成，判囚4個星期。和林芷萱一樣，梁頌恆獲釋後發現自己被疑似國安跟蹤。他有感若再次被捕，將面臨漫長的監禁，消失於公共空間。他於是決定逃往華盛頓，抵埗後立即宣布與家人斷絕一切關係，並辭去青年新政一切職務。
因應《港區國安法》實施，英國政府在2021年啟動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NO）簽證計劃，為300萬持BNO資格的港人提供「救生艇」，以回應對香港的歷史責任。1997 年前出生、持BNO資格的港人可申請到英國定居5年，以取得永久居留權。英國政府其後再擴大計劃至 1997 年後出生、父母持BNO資格的港人。
持有BNO護照的梁頌恆本可到英國生活，他卻選擇到美國申請政治庇護，走一條更崎嶇的路，某程度上是為了緩解他內心的「倖存者愧疚」。他認為，美國是全球政治中心，具有更大影響力，更適合他繼續做倡議及遊說工作。
他目前已申請政治庇護，並得到工作資格，但由於長期居留問題一直懸而未決，他表示，自己很難重操舊業，在美國找回行銷領域的工作。他現在一邊透過商品交易賺錢，一方面繼續與白宮、國務院及國會接觸，試圖營救想到美國的抗爭者。
在他製作的YouTube影片中，他少談政治觀點，反而多分享投資心得。他認為，這向他的朋友和家人傳達了一個不言而喻的訊息。
「我知道他們正在受苦，但我不知道可以怎樣幫助他們。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每天拍一些YouTube影片……讓他們知道，『好吧，我還活著，不用擔心。』」
 | 支持香港抗爭者的藝術家Amity Chan在華盛頓菲利普美術館（The Phillips Collection gallery）一個展覽中。2024 年 2 月 13 日。（RFA） |
「你想死嗎？」─Amity Chan
2019年，當香港爆發大規模示威時，身在美國的Amity Chan只能隔空關注。她當時是巴爾的摩馬里蘭藝術學院的學生。她說，自己從小都對政治冷感，但港警毆打示威者的畫面使她悲憤交加。於是她在自己的工作室外設置「連儂牆」，讓自己和其他學生有渠道聲援在香港的抗爭運動。
「我無法親身參與，只能用自己的方式表達支持。」她說。
不過發聲，也有代價。最嚴重的一次，是她在校園派發傳單、宣傳華盛頓一場集會時，一群中國學生包圍她。「他們推我，說『你想死嗎？』我立即跑去找校園保安。雖然我沒有被他們打，但那次經歷讓我覺得非常不安全。」
從2017年起，她就在美國讀書。7年過去，對她而言，美國和香港一樣，都是她的家。不過，她能否留下來，仍然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受惠於DED 政策的延長，她至少在 2025 年之前都是安全的，可以留在美國。不過她自行填寫的政治庇護申請被轉介到移民法庭，意味著她的申請可能會被拒絕。
在沒有律師陪同下，她孤身出席移民法庭的首次聆訊，現場情況使她震驚─不同國家的人坐在法庭上、有老有嫩，有焦急的母親試圖讓懷中嬰兒停止哭泣，怕激怒法官；不少人都不會英文，大家都因著不同原因申請政治庇護，對接下來的一切感到茫然。她形容，整個申請政治庇護的過程，讓她感到非常煎熬。
「如果我被驅逐出境，那就等於把我趕出家門。」她說。
Amity現在聘請了一位律師幫她處理申請，然而要完成整個申請，總費用或高達一萬美元。她不能向父母求助，怕會讓他們置身險境。而為了省錢，她和兩個年輕女室友在華盛頓郊區合租一間兩房公寓，她睡客廳。為了保護私隱，她掛起一幅布簾，以作區隔。
 | Amity Chan 在華盛頓展示她創作的藝術作品。2024 年3月 8 日。（RFA） |
她目前在當地一家畫廊工作，財政情況逐步得到改善，還可以用畫廊的工作室，繼續創作傳達政治訊息的藝術品。在2019年香港的示威浪潮期間，她創作了作品《手扣》，鮮紅色的背景上，印上了黃色的手扣，這兩種顏色，代表了中共政府。
「我希望其他國家的人能夠更了解香港的情況。現在香港已不再是主流媒體頭版的題材，但仍有港人被政府壓迫，仍有許多人被囚禁，或正經歷審訊。」
「我希望以我的藝術創作，讓人們更好地了解香港人的處境，也關心移民的處境。」 △（轉自自由亞洲電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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