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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線碰撞--布林肯與中共的交鋒（圖）
北彥
2024年4月28日發表
 | 2024年4月26日，布林肯在北京與習近平會面。（視頻截圖） |
【人民報消息】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對中國的年度訪問終於結束。人們只要認真觀察他從上海到北京三天的全程交流，就不難感受各種詭異氣氛，也能透過最後中（共）國官方的所謂「五點共識」發現中（共）國面臨的外交困境。那就是紅線的碰撞，美中之間圍繞中俄經濟關係和其他紅線展開了面對面的交鋒，彷彿一場大戰將臨前的緊張。
最後通牒？
類似的情形曾經出現在1941年。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軸心同盟成立，軸心國都意識到英美是他們試圖建立所謂新秩序的障礙。到1941年6月德國突然入侵內心依附軸心國的蘇聯，促成了英美同盟，其歷史性標誌是1941年八月中的美英首腦會談和隨後公布的《大西洋憲章》。這一形式上有關戰後秩序規劃的政治聲明，標誌著世界兩大陣營的形成，他們的對抗焦點即是對世界秩序的不同展望，也啟動了全球反法西斯動員，儘管那時美國還未正式對任何國家宣戰。
正是這一戲劇性的形勢發展，即美國領導的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和太平洋地區反日同盟的建立，例如亞洲的ABCD同盟、以及美英首腦峰會後美英政府給予日本的聯合聲明，告誡日本「美國將採取各種手段」報復日本的進一步軍事行動，迎來了日美談判的關鍵時刻，也就是以美國時任國務卿赫爾的對日「赫爾照會」為中心的最後外交斡旋。
這份明知日本不可能接受的外交照會，一方面旨在為美國在歐洲戰場優先的戰略下努力通過談判拖延時間，另方面也是迫使日本在要麼回到現有國際秩序框架內的合作、要麼陷入國際孤立的兩難間做出選擇。其結果，日本在戰與和、南進與北伐的戰略困境中被迫更換首相，也在日益加劇的絕望中做好了戰爭準備。
今天的美中關係、印太地區同盟形成和歐洲俄烏戰爭的背景發展，特別是美國國會新近批准了總額950億美元對烏克蘭、臺灣、以色列的援助法案，以及耶倫在上月訪問中發出的警告，都將布林肯國務卿的此次訪華賦予了特殊又熟悉的外交使命，如同赫爾照會的最後通牒，要求中共停止支持俄羅斯戰爭體系的經濟輸血。
在結束會談後的北京公開外交聲明中，布林肯說，「如果中國不解決這個問題，美國會的」(If China does not address the problem,we will)，顯示美國在迫使中（共）國做出二選一的戰略選擇的同時，美國將主動發動一場可能包含廣泛制裁措施的經濟戰爭，反擊中（共）國在援助俄羅斯和發展新質生產力輸出過剩產能兩個領域的經濟戰。
在這個意義上，如果未來的歷史書將布林肯此行視為美國對中（共）國外交的最後通牒並不過分。
國家焦慮
有趣的是，早在布林肯4月底踏上中國土地前夕，幾乎所有人都意識到他將帶來美國的最後通牒。這恐怕是過去幾十年美中外交互動中僅見的，似乎中國人民和知識份子終於集體清醒過來，彷彿聞到了新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的氣息，陷入到一種國家焦慮中。
例如，北大俄羅斯問題專家馮玉軍在4月11日的英國《經濟學人》雜誌撰文，指俄羅斯在這場戰爭中面臨必敗的結局，中（共）國需要調整對俄、對美、對歐政策，呼應早前清華大學教授閻學通要求中（共）國嚴守中立避免中俄結盟的主張。在中（共）國當下嚴密控制內部思想討論的情形下，這種公開的政策建議轉向無疑極具價值，至少顯示中（共）國的安全系統（也就是馮玉軍等人的背景）已經意識到耶倫-布林肯的警告是認真、重大的。
畢竟，俄烏戰場形勢即將發生重大轉變，一直陶醉在持久戰幻想裡的中（共）國決策者也不得不面對可見的戰後秩序重組，中（共）國將不得不為自己在過去兩年多偽中立、實策應的中俄特殊夥伴關係付出慘重代價。事實上，在布林肯訪華前，G7外長峰會、美國國會領袖和北約秘書長相繼對中俄緊密關係發出了迄今為止最嚴重的警告，至少在戰略認知層麵粉碎了中（共）國試圖在中美歐和中俄歐兩個三角關係上玩弄機會主義的迷思。
以至於，布林肯訪華三天面對的是連串微小但頗具象征意味的變化跡象：首停上海站，布林肯不僅與美國商團見面，還對上海市委書記陳吉寧談了美中外交的幾乎所有重大問題，儼然將陳視為李強總理的隨時接班人；在與王毅外長的會見中，以親俄派聞名的王毅面對布林肯幾近語無倫次；類似言辭失當、身形緊張同樣發生在中（共）國最高領導人接見布林肯的時刻。
面對布林肯的強硬立場，中（共）國領導人卻避實就虛、大談美中友好，頗有「太極外交」風度，卻暴露了他們的慌亂動搖和進退失據，只剩下「美中友好」的言辭盾牌作為保住面子的話術。就在布林肯於北京大使館召開記者會、繼續闡述其強硬立場的同時，中（共）國官方通訊社新華社迅速拋出布林肯訪華的所謂「五點共識」，費盡心思用一些枝節性共識渲染美中關係的穩定，掩飾這場外交戰的失利。
這與此前美中外交各說各話的情形大相逕庭，也自我解構了此前被中（共）國外交部誇耀的所謂主場外交優勢。譬如，中（共）國外交部門拒絕派出高階官員迎候布林肯到滬，僅以地方外事官員接機，全程都無紅地毯、閱兵安排等。甚至，中（共）國官方還安排了一條大型先進驅逐艦以慶祝海軍節的名義停泊在布林肯下榻的和平飯店一側的黃浦江邊，作武裝示威狀，全然不顧黃浦江水文複雜多變不適合大型艦隻進出，與布林肯結束訪華官方議程後造訪798藝術區選購黑膠唱片的輕鬆形成鮮明對照。
紅線碰撞
如此詭異氣氛和反差，毋寧是1941年太平洋地緣政治格局的歷史投射：針對中（共）國在南中國海和臺灣意圖的美澳日菲同盟已經形成，AUKUS聯盟擴大到日本。而中（共）國不僅面臨北方聯盟和南進戰略的雙重失敗，其最後一根稻草——中歐之間的經貿合作和戰略牽制，還因中俄經濟合作關係和「新質生產力」戰略而面臨雙重破裂的危險。
在這種背景下中（共）國面對布林肯的最後通牒，似乎除了強調所謂中（共）國紅線不能碰之外並無應對之法。因為，布林肯此番訪華給予王毅以及中（共）國管理層的最大衝擊，恰在於他口頭照會的結束中俄經濟關係的警告，是更為具體的美國外交紅線，意味著可操作、可評估、可協商的外交威懾，全然不同於王毅部長口中念叨、手中揮舞的紅寶書一般的紅線。
在歷史層面，中（共）國的所謂外交紅線，與戰前日本軍部和外交所堅持的國體論高度相似，也就是日本天皇權威的不可質疑、不可動搖。對中（共）國來說，所謂紅線也分核心與次級，其核心就是中（共）國自己強調的政治安全，即政權穩定，然後派生出次級紅線，如臺灣統一、南海主權等等。然而，在中（共）國的外交語言裡，所有紅線均不可討論，視為政治禁忌一般，拒絕了外交協商和解決。
更糟糕的，在這種僵硬自閉的紅線論調下，中（共）國領導人似乎意識不到紅線的交換可能，拒絕與他國進行根本利益的交換，也就是紅線的交換，只是一味以紅線的名義擴張、蠻幹。只有如此狂熱，才有與美國紅線衝撞時刻的國家焦慮，不亞於舊日本帝國在1941年底的絕望感。
恰恰是因為這種畫地為牢、守土有責的紅線論，自我製造了過去十餘年的新疆問題、香港問題和南海問題，自我否定了「一國兩制、和平統一」，也否定了現有國際秩序，朝向追求所謂新秩序的超級威權主義道路狂奔，造就民主世界和亞太地區對中（共）國的高度警惕和結盟應對。
當然，美中此時此刻的紅線碰撞，並不會立即引發第二次太平洋戰爭，爆發一場經濟戰爭的現實危險反倒更高一些。因為，雖然雙方都需要為將來的新太平洋戰爭爆發做好準備、需要利用經濟談判來爭取時間，但是中（共）國對紅線的僵硬堅持和不可談判限制了諸多經濟議題的談判空間。例如，中（共）國是否願意接受談判中俄經濟關係問題並且妥協，這是既關乎中（共）國聯盟戰略調整也關乎中（共）國領導人面子的「要命」問題，進而關乎中（共）國領導人地位穩固與否的政治安全問題。
如此一來，布林肯的最後通牒、抑或美中間的紅線碰撞所衝擊的，終究還是類乎舊日本帝國開戰前的國體問題。那也是中（共）國此刻的國家焦慮吧。△（轉自美國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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