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胜利我们无路可退 ——美国朝野对抗中共进入新阶段

2024年4月14日发表

【人民报消息】（范吉编译报导）美国朝野对抗中共、围剿中共的政策、奇谋和民意不断升级。4月10日，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发表了一篇名为《除了胜利我们无路可退》的文章，作者之一是曾担任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的中国通马特·波廷杰（Matt Pottinger），他的中文名叫博明；另一位作者是担任美国众议院「中国特别委员会」主席的美国共和党要员麦克·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以下是文章全文翻译： 除了胜利我们无路可退 在阿富汗、乌克兰和中东的威慑失败之际，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却相对成为一个亮点。政府加强了美国在亚洲的同盟关系，限制了中国对关键美国技术的存取，并且支持了两党对竞争的共识。然而，政府正因陷入一个熟悉的陷阱而浪费这些早期成就：优先追求与中国领导层的短期缓和，却忽视了长期战胜其恶意策略的重要性。拜登团队的「管理竞争」政策，可能会过分强调过程而非结果，牺牲全球安全以换取双边稳定，并推动那些表面上追求合作但实际上只会导致自满的外交举措。美国不应仅仅管理与中国的竞争，而应该致力于取胜。北京正在推动一系列全球性计划，目的是瓦解西方并建立一个反民主秩序。它支持俄罗斯、伊朗、北韩和委内瑞拉等扩张主义独裁政权。自2020年以来，它的核武器库增加了一倍多，并且正在以自二战以来最快的速度扩充其常规军力。这些行动显示中国并不仅仅追求僵持。美国也不应该这样做。胜利将会是怎样的？中国的共产党领导层将放弃在与美国及其盟友的热战或冷战中取得优势的企图。中国人民——从统治阶层到普通市民——将会被激励去探索新的发展和治理模式，这些模式不依赖于国内压制和对外的敌对行为。除了对终极目标有更明确的认识之外，美国需要认识到，实现这一目标将需要在美中关系中引入更多的摩擦。华盛顿需要采取可能会感到不适的对抗性言辞和政策，但这些实际上是必要的，以重新确立北京及其追随者所侵犯的界线。这意味著要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因其煽动全球混乱的政策付出代价。这意味著要坦率地讨论中国如何损害美国利益。这意味著要迅速提升美国的防卫能力，以对北京形成明显的质量优势。这意味著要切断中国对西方技术的存取，并阻挠习近平将国家财富转化为军事力量的企图。这还意味著只有在美国实力被华盛顿和北京双方认可的情况下，才进行与北京的密集外交。没有国家会对发动新一轮冷战感到兴奋。但中共领导层已对美国发起了一场隐形的冷战。华盛顿不应该否认这场角力的存在，反而应该主动接受并争取胜利。那些若无其事地否认冷战存在的温和言论，反而可能招致真正的战争；这样的态度向美国民众显示出自满，对中国领导层则是妥协。如同最初的冷战，新冷战的胜利不会依靠妥协或犹豫不决的言辞。要取得胜利，我们必须公开承认，一个进行种族灭绝、煽动冲突并威胁战争的极权政权永远不可能成为值得信赖的伙伴。正如 1970 年代华盛顿对苏联采取的失败缓和政策，当前的策略将无法从中国领导人那里换来多少合作，反而会加固他们认为可以肆无忌惮地破坏世界秩序的信念。 拜登政府的新出发点 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起初似乎充满希望。总统 Joe Biden 延续了前任 Donald Trump 对中国出口产品征收的关税，这是对中国大规模盗窃美国智慧财产的回应。他也对 Trump 下达的一些行政命令进行了调整，这些命令旨在限制对与中国军方有关联的公司的投资，并禁止进口被认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中国技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Biden 在 2022 年 10 月大幅扩大了对高端半导体及其制造设备出口的控制，这一举措放慢了北京主导先进微晶片制造的计划。在亚洲，Biden 的外交团队加强了与长期盟友和新伙伴的联系。他们组织了四方安全对话（Quad）的首次峰会，汇聚了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的领袖，并举办了日本和韩国领导人的高规格三边峰会。Biden 还推出了 AUKUS 防御协定，这是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之间的合作。然而，现实却是侵略来自意料之外的方向——欧洲。在入侵乌克兰前不到三周，俄罗斯总统 Vladimir Putin 在北京与习签订了一项「无限制」的安全协议。入侵后，Biden 通过视频通话向习发出警告，表明如果中国对莫斯科提供「实质支援」，美国将实施全面制裁。尽管如此，习仍然找到了多种方式支持俄罗斯的战争机器，包括提供半导体、无人机、火药和其他物资。中国还通过换取俄罗斯的大量石油，为莫斯科提供了迫切需要的资金。据美国国务院称，中国官员在全球范围内为亲俄宣传花费的金额甚至超过了俄罗斯本身。北京正在与伊朗和北韩加强合作，尽管这些政权正向莫斯科提供武器，助其在欧洲进行战争。与此同时，华盛顿却在推行一系列孤立的政策——同时对抗俄罗斯、安抚伊朗、遏制北韩，并与中国进行既竞争又合作的策略——这些政策合在一起显然缺乏一致性。实际上，习近平在拜登政府上任之初所预言的局势正在成为现实：「世界最显著的特点，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混乱』，这一趋势似乎将持续存在，」习在 2021 年 1 月的共产党高层研讨会上表示。习清楚地表明，这种混乱对中国是有利的。「时代和潮流站在我们这边，」他说，并强调「总体来看，机遇大于挑战。」到了 2023 年 3 月，习表明他不仅是全球动荡的受益者，更是其幕后推手。「现在，我们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他在克里姆林宫访问结束时对普京表示，「而我们正是推动这些变化的力量。」如果有一个合适的时机来指责北京制造混乱，并对其采取系统性的应对措施，那应该是 2023 年初。然而，令人费解的是，拜登却采取了相反的行动。2 月 1 日，蒙大拿州居民目睹了一个巨大的白色气球向东漂移。政府已经在追踪这个中国间谍气球，但原本打算不向公众通报就让它飞过。在政治压力下，拜登命令气球一旦飞抵大西洋就将其击落，国务卿布林肯也因此延后了计划中的访问北京之行以示抗议。有报导指出，政府之所以对气球事件保持沉默，是为了搜集情报。但是，美国政府在其他情况下对北京的挑衅行为采取低调回应的模式，似乎仍将持续。温和的声明，若装作冷战不存在，反而可能会误导地引发热战。 2023年6月，媒体泄露的消息显示，北京计划在古巴建立一个联合军事训练基地，并已在当地发展了一个针对美国的信号情报设施，这一举动令人联想到冷战时期的情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发言人否认了有关间谍设施的报导，而一位匿名的白宫官员则对此表示淡化，认为中国在古巴的间谍活动「并非新事」。此外，对于新的证据显示 COVID-19 可能源于中国实验室的意外泄漏，美国政府也未予以重视。如果这种病毒在逃逸前已被人为增强，并导致全球约2700万人死亡，那么这一发现将成为人类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其重要性堪比核武器的出现，这迫切需要美国领导全球对危险生物研究进行管控。 2023年春季，随著北京的行动日益大胆，拜登政府启动了一场白宫称之为「全员上阵」的外交行动。然而，这场行动并非旨在对北京施压，而是在5月至8月期间派遣了五位内阁级美国官员访问中国，以此来讨好对方。布林肯在6月与习近平的会晤象征了这种关系动态。习近平此前不久还与亿万富翁比尔·盖茨友好地会面，而美国国务卿却在人民大会堂的会议桌旁被安排在一旁。多年来，这是首次美国在双边关系中被定位为请求方。那么，美国通过这些外交努力换来了什么？拜登政府认为的收益包括：北京承诺恢复之前单方面暂停的军事对话、就人工智能的负责任使用开展新的对话（北京已在社交媒体上利用这项技术对美国人民进行假图像和宣传攻击），以及初步合作遏制流入美国的芬太尼前体化学品（这些化学品主要由中国公司供应）。在10月7日哈马斯在以色列的袭击事件后，习近平将美国的姿态视为软弱的疑虑被消除。北京通过TikTok散播大量反以色列和反美宣传，该平台的算法受到中共的控制。中国外交官会见了哈马斯领导人，为该恐怖组织提供外交掩护，并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否决了谴责哈马斯的决议。此外，尽管美国提出了要求，北京几乎没有采取措施帮助遏制红海上胡塞武装对商船和美国战舰的袭击——这些袭击是由该叶门叛军组织使用伊朗导弹进行的，其中包括中国首创的技术。（不出所料，中国船只通常被允许自由通过这个危险区域。）不论是出于机会主义还是有著宏大蓝图，或者两者兼具，习近平显然在挑起危机中看到了对自己有利的机会，他希望这些危机能够耗尽美国及其盟友的精力。在十月中旬的一次严肃的椭圆形办公室演说中，拜登似乎深刻认识到了这一严峻形势。「我们正处于历史的一个关键时刻——我们今天所作的决定将决定未来数十年的走向，」他说。然而，令人费解的是，他在演讲中没有提及中国，这个他在演讲中明确指出的侵略者的主要支持者：伊朗、北韩和俄罗斯。拜登的遗漏似乎给了北京一个免责的机会。 那个 70 年代的节目 当前局势与 1970 年代有著惊人的相似之处。当时苏联在全球范围内破坏美国的利益，对其盟友埃及在 1973 年对以色列的突然攻击毫无预警；在安哥拉、葡萄牙和越南支持共产主义者；并迅速扩充其核武器库，大力投资常规军力。这些是缓和政策的苦果——这是由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和他的首席外交政策顾问亨利·基辛格所倡导的政策，后者在杰拉尔德·福特总统任内继续实施这一策略。美国试图透过压力和诱因，以及淡化意识形态差异，将俄罗斯吸引进入一个全球权力的稳定平衡状态。在缓和时期，美国削减了国防开支，对莫斯科的人权侵犯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当时的假设是，苏联对于国外破坏行动的欲望会自我限制。但俄罗斯人对缓和政策有著自己的计划。正如历史学家约翰·路易斯·加迪斯所指出的，苏联「可能将缓和视为一种工具，让西方变得自满，同时他们完成了组装施压的终极手段——成为美国全面军事对手的出现。」尼克松和基辛格认为缓和能够确保苏联在全球危机中提供帮助，并且如加迪斯所述，「将苏联绑入一个经济关系网，使其难以，甚至不可能在未来采取对西方利益有害的行动。」但这项政策并未达成其既定目标。 1977 年，卡特总统上任时意图延续「缓和政策」，但这策略对他来说也未奏效。他试图将苏联损害美国利益的行为与其在武器控制上的合作分开处理，但最终在这两方面都遭遇挫败。苏联在全球范围内变得更加侵略性，而美国国会对莫斯科的真诚度失去信心，拒绝批准卡特团队辛苦谈判的 SALT II 武器控制条约。同时，卡特的国安顾问布热津斯基对「缓和政策」愈发怀疑。布热津斯基认为，1978 年苏联支持数千名古巴士兵在非洲之角发动暴力革命，帮助埃塞俄比亚对抗索马里，这是转折点。他在日记中写道，隔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成为武器控制谈判的「致命一击」，也是「缓和政策」的终结。到了 1981 年雷根总统入主白宫时，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创意已岌岌可危。「缓和政策一直是苏联用来追求目标的单行道，」雷根在首次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从而实际上终结了这一概念。雷根致力于赢得而非仅仅管理冷战。他坦率地揭露苏联威胁的本质，指出独裁者常以诚实为侵略，使民主国家沉默。1987 年，当雷根准备在柏林墙附近发表演说时，他的助手们请求他删除一句可能过于挑衅的话。他明智地拒绝了，发表了他任内最具标志性的话语：「戈尔巴乔夫先生，请拆除这堵墙。」 无烟战争 当今，华盛顿必须采取类似态度，更积极地在中国境内传播真实信息，让中国公民能够安全通讯。拆除或至少破坏中国的「防火长城」，应成为华盛顿当前策略的核心，正如当年雷根对待柏林墙一样。北京正在对美国发动一场激烈的信息战，而美国尽管有先天优势，却在战场上处于下风。习近平及其核心团队认为自己在与西方进行一场关乎生死的意识形态战。习近平在 2014 年的官方出版物中明言：「心灵控制」的战斗在无烟战场上进行，发生在意识形态领域。控制了战场的一方能赢得人心，在所有竞争和冲突中占据主动。在意识形态战场上，我们绝不能妥协或撤退，必须争取全面胜利。对习近平而言，互联网是这场无硝烟战争的「主战场」。学者袁鹏在2020年，还未以中国顶尖间谍机构副部长的新身份重现于世时，便已识破控制网络言论的巨大力量：「在互联网时代……真相与谎言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谁掌握了话语权。」习近平投入数十亿美元打造和运用他所谓的「外部话语机制」，其他中国领导人也特别指出，像 TikTok 这样的短视频平台是话语权的「大喇叭」。他们毫不畏惧地使用这些大喇叭。根据 2024年2月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报告，中国宣传机构运营的 TikTok 账户「据称在 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期间针对两党的候选人进行了操作」。中共试图主导全球话语权，它最渴望的，远超其他，是来自美国及西方的沉默——对中国人权侵犯的沉默、对其对台湾的侵略行为的沉默，以及对西方自身坚守的信念的沉默，这些信念与党的主张截然相反。因此，中共在这场无硝烟战争中的策略，很大程度上是要压制它不愿听到的声音——无论是在中国境内还是境外。真正具挑衅性的是美国的沉默——而非坦诚——因为这向中共表明，中国正在进步，而美国正在退步。 重新武装、减少依赖、招募盟友 美国官员首先需要对与中国的竞争有清晰的认识。他们必须明白，若要遏止战争并在长远中取得胜利，短期内紧张关系的升级是不可避免的。在接受这些现实后，他们需要制定一项更佳政策：重新武装美军、削弱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并组建更广泛的联盟来对抗中国。习近平正在为中国准备一场可能发生在台湾的战争。按照目前的发展轨迹，美国面临著未能阻止这场战争的风险，这场战争可能导致数万名美军死亡，造成数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并可能终结我们所熟悉的全球秩序。为了避免这种未来，华盛顿必须立即建立并迅速增强足够的军事力量，以阻止习近平成功入侵台湾。然而，拜登政府最新的预算提案却削弱了迫切需要的战斗力，计划退役 10 艘船只和 250 架飞机，并将维吉尼亚级潜艇的年产量目标从每年两艘降至仅一艘。该预算仅补充了国会授权总统向台湾提供的 10 亿美元军事援助的一半。而在其 2023 年的追加预算请求中，白宫仅为印太地区的武器和工业基地开支要求了略超过 50 亿美元——这仅占整个追加预算请求的五分之一。从预算趋势来看，人们可能会误以为现在是 1994 年，而不是 2024 年。拜登政府应立即改变策略，撤销这些实质上等同于通胀调整后的国防开支削减。华盛顿应该将国防开支从 GDP 的约 3% 提升到 4% 或甚至 5%，这仍然是冷战时期开支的低端。为了在台湾海峡实现近期威慑，应该在未来五年内每年追加投入 200 亿美元，这是迅速增加并分散亚洲足够战斗力量所需的大致金额。理想情况下，这笔资金将被设立为一个专门的「威慑基金」，由国防部长监管，将资源分配给最符合台湾防卫需求的项目。威慑基金应该是总统主导下，恢复美国在亚洲主导地位的长期努力的重点。首要任务应该是最大化现有生产线，并为亚洲的关键弹药，如反舰和反飞机导弹，建立新的生产能力，这些导弹能在远距离摧毁敌方目标。五角大楼也应该利用威慑基金来改进现有军事系统，或甚至是民用技术，比如可用于防卫台湾的商业无人机。作为其「复制器计划」的补充，该计划要求军种部署数千架低成本无人机，将台湾海峡变成所谓的「沸腾的护城河」，五角大楼应迅速采纳其他创新解决方案。例如，可以分散部署隐藏在商业集装箱中的导弹发射器，或部署动力联合直接攻击弹药，这是一种低成本的套件，能将标准的 500 磅炸弹转变为精确导引的巡航导弹。中国最渴望从美国和西方获得的，无非是沉默。为了真正对中国构成威慑，美军需要能够进入打击范围。考虑到印太地区的海洋地理特征，以及中国庞大导弹库对美军基地的威胁，美国国务院需要与盟友和伙伴国扩大军事驻扎和访问协议，以增强美军在该区域的存在。同时，五角大楼也需加强该地区美军设施的防护，并在太平洋各处预备必要的补给，包括燃料、弹药和装备。然而，即便美国能够遏制中国军力，如果中国在经济上对西方进行挟持，美国仍可能在新冷战中失败。北京正试图利用其对全球供应链的控制和在关键新兴技术领域的主导地位作为武器。为了削弱中国的影响力，并确保是美国而非中国引领未来关键技术的发展，华盛顿需要重新定义双边经济关系的规则。首先，应取消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这一地位让中国能够在优惠条件下进入美国市场，并将中国转移到一个新的关税等级，对于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竞争力至关重要的产品实施逐步提高的关税。增收的关税可以用来抵消美国出口商因中国报复措施而承担的成本，以及加强美国在战略产品供应链方面的能力。华盛顿还必须切断美国资金和技术流向那些支援北京军事扩张和高科技监控系统的中国企业。拜登政府于 2023 年 8 月针对对中国的部分对外投资发布的行政命令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但这还不够。华盛顿必须扩大投资限制范围，涵盖超音速、太空系统和新生物技术等关键和新兴技术。此外，美国金融机构不应再提供投资于美国政府黑名单中的中国公司的公开交易金融产品，如交易所交易基金和共同基金。以现行对先进半导体的出口控制为例，商务部应该在量子计算和生物技术等美国创新的关键领域实施类似的出口禁令，以减少关键技术流向中国。随著中国加强对经济自力更生的依赖，并逐步停止从西方进口工业产品，美国需要组建一个友好伙伴联盟，深化彼此间的贸易往来。华盛顿应该与英国签订双边贸易协议，升级与日本的双边贸易协议，并与台湾建立新的贸易协定，这些协定未来可供该地区其他合格经济体加入。美国应该推动一项印太数字贸易协定，以促进志同道合经济体间数据的自由流通，并以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设定的高标准为基础。为了重整陈旧的国防工业基础，美国应该通过从盟友国家招募有才能的工人来加速国防产业的创新。美国政府每年透过 EB-5 计划发放约 10,000 个签证，该计划允许移民透过在美国企业的大笔投资获得绿卡。然而，这个计划充斥著欺诈，已经偏离了其创造就业的初衷，变成了一种让中国等地的富豪成为永久居民的途径。这些签证应该重新定位为工作许可，发给那些在国防关键领域拥有高等学位的合作国家公民。美国政府还需要招募新一代的冷战战士，让他们的才华投入到与中国的竞争中。首先应该扭转军队招募的危机，不是降低标准、承诺轻松的薪资，或是灌输多元、公平、包容的意识形态，而是毫不避讳地宣扬精英、无视肤色、全志愿军队的优点，并挑战年轻美国人挺身而出。情报界也需要招募精通新兴技术、金融和开源研究的专家，并简化从私营部门到政府部门的过渡。国家安全机构需要在亚洲事务、中共的历史和意识形态上培养深厚的专业知识。军事学院和战争学院的课程，以及持续的专业军事教育，都应该反映这种转变。最后，美国官员需要动员普通美国人参与这场斗争。尽管苏联和今日中国之间存在许多不同，但美国政策制定者对「冷战」这一术语的谨慎态度，使他们忽略了它能够动员社会的潜力。冷战提供了一个框架，美国人可以用它来指导自己的决策，比如企业是否应该在中国设立敏感的研发中心，或者个人是否应该下载 TikTok。然而，左右两翼的政治人物往往给人留下印象，认为与中国的竞争范围狭窄，美国人可以不必担忧地采取这些措施。他们想让人们相信，与北京的竞争不应该过分牵动普通公民的关注，而应该通过白宫的精确政策和国会的立法来处理。 将中国视为一个正常国家 当今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奇特现象是，众所周知的棘手问题——华盛顿在与北京的竞争中所追求的最终目标——竟成为一个禁忌，以至于无论政府如何更迭，都未曾明确阐述竞争的终极目标。拜登政府将「管理竞争」作为目标提出，但这其实不是一个真正的目标，而是一种手段，且是一种反效果的手段。华盛顿正让其对华政策的目标沦为一种流程：原本应该用来推动美国利益的会议，反而成了自成一目的。华盛顿不应该对越来越多中国人所期望的结局感到恐惧：一个摆脱共产主义独裁束缚、能自主定位的中国。习近平的铁腕政策甚至让不少中共党员意识到，导致中国近期繁荣、地位和个人幸福急剧下降的体制，需要重新审视。这个体制不仅创造了全面监控的国家、强迫劳动营和对境内少数族裔的种族灭绝，也亵渎了中国的哲学和宗教——这些正是更优秀社会模式将来可能涌现的源泉。多代美国领导人都认为，冷战以战争或美国投降告终都是不可接受的。如果说 1970 年代给华盛顿带来了什么教训，那就是试图与一个强大而野心勃勃的列宁主义独裁政权达成稳定而持久的权力平衡——即和解——最终会对美国造成反噬。最有效的策略，最终在里根时代得到了完善，是让苏联意识到他们正走在一条必败的道路上，这反过来又让他们对自己的整个体制产生了疑问。华盛顿正在让其对华政策的目标沦为一种流程。美国的胜利当然不仅属于里根。它是基于两党总统制定的策略，并体现在像 NSC-68 这样的文件中，这是 1950 年杜鲁门政府的政策文件，主张美国的「政策和行动必须能够促成苏联体制的根本变革」。从这份文件可以直接看到国家安全决策指令 75 的脉络，这是 1983 年里根政府的命令，旨在「对苏联施加内部压力，削弱其帝国主义的根源」。从某种程度上说，和解的年代，而非里根的年代，才是冷战策略中的一次异常。讽刺地，雷根最终与苏联的接触比他的任何前任都更为全面且成效显著——但前提是他先强化了华盛顿相对于莫斯科的经济、军事和道德地位，并且苏联出现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这样的领导人，雷根才得以与之取得实质性进展。雷根深知，一切都在于先后顺序。他也清楚，对抗的第一阶段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他在 1982 年 5 月的国家安全战略首项指令中预言：「八十年代可能会带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峻的生存与福祉挑战。」那确实是一段充满紧张与不安的时期，在此期间，雷根公开指责苏联为「现代世界的邪恶焦点」，并刻意削弱其经济，对抗其在全球范围内的破坏性行动。然而，这些努力最终得到了回报。习近平诋毁戈尔巴乔夫，模仿约瑟夫·斯大林的领导风格，一再证明他不是美国人可以共同解决问题的领导者。他是混乱的制造者。华盛顿应该努力削弱中共帝国主义的根源，并期待一位不像顽敌般行事的中国领导人出现。这并不意味著要强行更迭政权、进行颠覆或发动战争。但确实意味著要「实事求是」，正如中国领导人常说的那样，并且要明白中共并不愿意与推崇自由价值观的大国无限期共存，因为这对其统治是一个根本性的威胁。大量中国人民选择离开祖国，这证明了他们渴望生活在尊重人权、遵守法治、提供丰富机会的国家。台湾的例子清楚地显示，中国也有可能成为这样的地方。实现这一目标的道路可能漫长。但对于美国自身的安全，以及中国人民的权利和抱负，这是唯一可行的方向。人民报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