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大逃港」催生一個恐怖職業：拉屍佬（圖）

金欣

2024年2月6日發表

一名不願遣返中國內地而從卡車上跳下的逃港者，攝於1962年。（公有領域）

【人民報消息】（人民報記者金欣綜合報導）2019年反送終運動及2020年國安法實施後，香港這個昔日的自由港，已經逐漸變成了與中國內陸城市無差別的普通城市，曾經的世界金融中心地位逐漸衰退，外界已經把香港稱作「世界金融中心遺址」，隨之而來的是，香港爆發了大規模移民潮。

據BBC2023年8月報導指出，從2020年7月至2023年8月，三年間，機場的香港居民淨離港數字高達53萬人，這段期間中小學生淨減少人數也增加逾10倍。而單以英國自推出BNO計畫至今，已有近17萬港人申請。

香港爆發的這一波移民潮，令獨立時評人、作家蔡慎坤回憶起幾十年前從中國逃亡到香港的「大逃港」，在香港又稱為偷渡潮，是指在1950年代至中國改革開放前，大量中國民眾嘗試偷渡至英屬香港之現象。

2月3日，蔡慎坤在社交平臺X上發文稱，香港正在改變，變成一個類似於內地的任何一座城市。但是幾十年前，香港是英國殖民地，在內地人看來，這是一個「自由世界」。

他回憶說，「1949年中共新政權建立，許多人無法忍受饑餓和貧困以及歷次政治運動的煎熬，不惜在警犬和槍彈的威脅下，冒著生命危險，強渡或偷渡深圳河，逃往香港這個被英國殖民的『自由世界』，而且30多年間從未停止。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如今輪到港人逃離了」。

1949年中共在竊國之後，連續在中國發動三反五反、鎮壓反革命、土地改革等政治整人運動，大量仍留在中國的資本家、地主、富農、以至於曾經在中華民國政府任職、以及曾經參加過國民軍的退伍軍人及其家屬，都受到中共的清算、批鬥、酷刑迫害，許多人死於殘忍的酷刑折磨，導致南方尤其是廣東、福建一帶許多被列為迫害對象的所謂「黑五類」民眾，以及文革中受迫害的知識分子等，在邊境封鎖後通過各種方式逃離大陸，逃亡香港。逃港者除了為了躲避政治迫害運動，也有很多是盼望逃出飢餓和高壓生活的普通民眾。

自1951年中英封鎖邊界開始，共出現四次大規模的偷渡，第一次是1957年前後，實行人民公社化期間；第二次是1961年開始，至三年大饑荒後1962年；第三次是1972年；第四次是1979年。逃港潮也促使並強化了英屬香港的反共意識形態。

逃港者通常利用水路或陸路逃往香港。大量人員在偷渡過程中被鯊魚咬死、游泳氣力不足淹死、跳火車時摔死，更多的是在偷渡過程中被中共邊境軍隊開槍射死。

蔡慎坤錶示，「與香港緊鄰的深圳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才對外開放，羅湖區一家港資大酒店開業，慶典開頭很尋常，到了港商致辭時，情況發生了變化。站在臺上的董事長，唸了一半歡迎詞，捧著演講稿嚎啕大哭。臺下一片寂靜，人們望著這個失態的港商。港商稍微停頓了片刻，用腳蹬了蹬鋪著嶄新紅地毯的地面，哽咽著說：『我的父親……20多年前，就在我現在站的這個位置，背著我，已經快到河邊了，一顆子彈打來……』」

蔡慎坤在帖文中指出，「當年深圳對偷渡者的打擊異常嚴厲，凡是沒有合法手續前往香港，都被視為『叛國投敵』，抓到就會有牢獄之災。而邊防部隊遇到不聽命令的偷渡者可以隨時開槍，許多偷渡者被打死在灘塗上和樹林裡。」

「這種風險極大的逃港潮，在當年還催生了一個職業——『拉屍佬』。逃港最鼎盛時期，深圳活躍著200多個『拉屍佬』。上世紀70年代末，深圳蛇口海上派出所曾經規定，『拉屍佬』每埋好一具偷渡客屍體，就可以憑證明到蛇口公社領取勞務費15元。媒體曾採訪過一個當年的『拉屍佬』，這個老人說，最多的一天，他從公社領到了750元。」

資料圖片：2014年5月，一座刻有「越山越水越界越海英魂永垂」的石碑在香港吉澳島立起。（黃東漢提供/大紀元）

據維基百科資料顯示，由廣東省偷渡至香港的人數超過二百萬人。香港人口由1950年的220萬以每十年100萬的速度增長，為香港在1970年代的經濟騰飛提供了大量廉價勞動力，香港人口在1980年上升到大約500萬。逃亡成功的大陸公民獲得了香港身份證，他們都成為了香港的廉價勞動力，對於香港經濟起飛，成為「亞洲四小龍」作出了巨大貢獻。

蔡慎坤指出，「有人做過統計，在香港回歸時排名前100位的富豪，有40多人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其中包括金利來集團董事局主席曾憲梓、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期貨教父」劉夢熊等人。不僅如此，著名作家倪匡、「樂壇教父」羅文、「金牌編劇」梁立人等香港文化精英，都是逃港潮中的一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