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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怕鬼停業」到「遠洋捕撈」 中國民企躲得過嗎？（圖）
2024年11月27日發表
 | 廣東許多商家貼出五花八門的藉口關閉，如「怕鬼」、「夫妻吵架」、「老闆心情不好」。（人民報視頻截圖） |
【人民報消息】在「遠洋捕撈」成爲2024年熱詞後，潮汕地區商家爲躲避檢查紛紛閉店引發熱議。中國大陸的民營企業現在的狀況到底如何？他們如何看待這種現象及其根源？在經濟下行、盤剝日益加重的環境下，他們又有著怎樣的心態？
據自由亞洲電臺報導，民營企業在中國的生存狀況正越來越艱難。
上週三，浙江省檢察院在新聞發布會上通報的一起案件也引髮網友熱議：兩名外省警察，以辦案爲名，在江蘇抓捕了一名企業家，該企業家在浙江跳車逃跑並報警。浙江警方抓獲外地警察後，以「濫用職權罪」將二人分別判刑七個月和八個月。
一位有四十餘萬粉絲的法律博主評價說：「正規警察進入敲詐勒索行業，這就是當前最大的悲哀。」
兩天後，地處中國東南沿海的廣東兩個地區的商戶紛紛貼出停業通知，以避免即將到來政府檢查。「對抗檢查」因商戶們公示的理由變成了一場搞笑的行爲藝術：「豬腳被偷」、「夫妻吵架」、「怕鬼」。
「現在在中國做企業沒有一個人會感覺自己是安全的。」旅美中國企業家胡力任對自由亞洲電臺表示，「雖然中國的宣傳部門都是在倡導保護民營企業，但實質他們所做的完全相反。」
在中國經商的Z先生在電話中向自由亞洲電臺表示，「不論是政府檢查還是『遠洋捕撈』，這些在中國都是潛規則，我們做企業的都見怪不怪了，因爲只有辦案子，他們才有錢。」
遠洋捕撈，是比喻司法機關出於利益的追求，跨區域、有針對性地對外地民營企業進行的執法活動，往往伴隨著罰款、查封和凍結賬戶。
美國光傳媒創始人王安娜曾在中國經營企業多年，她對自由亞洲電臺表示，「中國的中小微民營企業一直受各級政府、各個方面的盤剝，包括街道辦事處、派出所、消防、稅務……不只『遠洋捕撈』，各個政府、各個部門其實都是趨利性的，只有程度深淺、明顯與不明顯的區別。民營企業在中國，每天的生活就是等著各種罰款、各種檢查、各種藉口。」
「遠洋捕撈」存在已久
「遠洋捕撈」在2024年成爲一個熱詞，但其實存在已久，以前的名詞叫做「異地辦案」。律師遊飛翥就代理過很多起這樣的案子。
他向自由亞洲電臺舉例說，他在2019年接手的一個案子與通報案例非常類似。一個重慶的企業家，被江西修水縣警察以「傳喚」名義帶走。在車上，警察對他說，他將被以「非法經營罪」起訴，但如果他能掏2,000萬給他們，就放他走。企業家沒有同意。
「七名被告都不是江西人，也不在江西經營，但江西修水縣說他們在網上賣的書有問題，賣到他們這個縣裡去了，所以他們就去抓人。七名被告都是從重慶、貴州、河北抓去的。」遊飛翥在電話中評論說：「這個理由當然是很可笑的。如果這個理由成立，那賣到美國的東西，美國是不是也要去中國執法了。」
但他沒能幫助委託人獲得勝訴。最終，這起「非法經營」案件的七名被告人均被判刑，其中第一被告被判4年半，罰金450萬；第二被告判處3年有期徒刑，罰金450萬，第三被告判處兩年有期徒刑，罰金50萬。
另一位中國律師向自由亞洲電臺證實，他接過許多類似諮詢，有些可能算不上是「捕撈」，因爲金額不大，大多是以銀行帳戶上有一筆有問題的款項爲名，凍結賬戶，被警方帶去做筆錄，筆錄之後警方就表示：如能交一筆錢取保候審，可以算了，金額通常是幾萬元人民幣。
「但這個根本並不是取保候審，因爲都是私人轉賬，警方也不給開任何手續。這種事情太多了。」這名律師表示，出於安全考慮，他選擇不公開姓名。
王安娜分析說，「各地政府不敢動國企，不敢去外資，最後只有民營企業能成爲砧板上的肥肉。」這個砧板有時來自外省，更多是本地。
她感觸最深的是消防和稅務部門。曾有消防部門檢查後，表示她所使用的門不具備消防功能。「其實是有的，但他們就說必須要買指定廠家的門。這個指定廠家就是消防局幾個人私下開的。這個所謂的消防門，價格比市面上翻一倍。就這樣的事，我們經營企業的每天都要遇到。」
王安娜認爲，「遠洋捕撈」在2024成爲熱詞，或是因爲「近海」已經很難有收穫了。讓她產生這種判斷的信息之一，是陝西省咸陽市乾縣公安局發布的一則徵集犯罪線索的通告。「這個通告說，要徵集中小微民營企業內部的犯罪線索，我看了不只是震驚，而且是後背發涼，就是說現在大企業已經搶得差不多了，到中小微企業了。」
「套路」與利益根源
媒體分析，今年大規模的「遠洋捕撈」發生，與貧困地區的財政吃緊有關。
據中共財政部官網：今年1至9月，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同比下降2.2%，其中，全國稅收收入同比下降5.3%，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同比下降24.6%。同時，以「罰款」爲主要表現形式的非稅收入，卻同比增長了13.5%。
但在東南沿海經商的Z先生看來，這種向民營企業「打草谷」的現象與貧富無關。他經歷過一個案子，南京警方到深圳去執法，扣押了二次銷售的蘋果手機，以銷售假貨爲由，要求經營者「掏錢平事」，「要100萬、200萬」。「還有一次，深圳警方到江蘇鹽城去辦案，一次去了100多個人。」他說，「這和貧富無關，現在是全民撈錢。」
遊飛翥看來，變化來自於異地執法與本地利益的衝突。按照中國相關規定，異地執法需要與本地司法機關聯合辦案，但最近曝光的案例，基本是司法機構到異地去單獨執法。
2021年3月，義烏警方公開發布了《義烏公安致全國各地公安機關的一封信》，信中提到，電信網路詐騙案件犯罪團夥與地下錢莊勾結，將詐騙贓款直接變現成貨款轉給經營戶進行洗白，造成義烏經營戶銀行賬戶被全國各地公安機關凍結情況頻發。公開信說：凍錢很容易，但問題是這往往一刀切，轉來一筆1萬，但「防詐騙大數據」分析那有嫌疑，可能就連著整張卡裡原有的20萬都一塊凍結了。更棘手的是，凍結沒有期限，三年五年都行—凍完哪怕以「案情複雜」爲由，隨便拖上一段時間，小商戶根本撐不起，最後就衍生出權力尋租的機會，塞點錢，「經查無犯罪事實」就解封了。」
這相當於變相公開了異地執法與「遠洋捕撈」的套路。
王安娜分析說：「警方願意去外省辦案，因爲本地企業或多或少在本地都有一些人脈，警方很難把案件擴大，去外省，一個經常用的方式就把民事案子轉成刑事，然後把刑事案子往黑社會上套，案子一涉黑，財產就都要被沒收，就大獲全勝。但如果你只是普通的經濟糾紛，官司打來打去他也沒什麼好處。」
Z先生認爲，「不找當地警方，一種可能是怕當地有地方保護，二是如果當地警方能辦？我還用舟車勞頓跑來嗎？我能撈到什麼好處？」
遊飛翥就有類似的經歷。廣東一家地方法院到廣西某地去凍結一個企業的賬戶，但廣西本地法院聽到消息，先行凍結了該企業約四十億的資產，導致廣東司法部門只凍結了兩個億。
多年代理案件的經驗，他還發現了規律：「很多縣城警方，辦一類案子辦順了，它就專門辦這類案子。比如江西修水，主要是就去抓知識產權和著作權；還有河南商丘，主要是銷售假冒僞劣商品的案子。他們就是拿著錘子找釘子，全國各地找案源。」網際網路商業又爲這種模式提供了便利因素，「都是在網上賣，只要有一例賣到他們那裡，就可以去抓人、凍結賬戶，全國都可以抓。」
但多位自由亞洲採訪的人士分析，像浙江警方抓捕外地警務人員並判刑非常少見。遊飛翥說：「肯定是有了利益衝突。你把我這邊的肥羊牽走了，把我這邊的企業生態破壞了，整一個企業可能上上下下就有幾千人失業了。」
他認爲這也屬於一種警告：「什麼濫用職權？立案要分管副局長簽字的，開著警車，拿著警用設備，什麼手續都沒有，他敢跑到外省去抓人？而且哪個企業有錢，有多少錢，他們其實都是先查好了才去的，不可能跑這麼遠抓一個沒有錢的。」
王安娜分析說：「這兩個辦案人員就是縣公安局的，小蘿蔔頭，浙江的檢察院也不怕，拿他們開刀最合適，要是省級的，他可能就會考慮；第二是我覺得他們抓的這個商人，可能也不是普通商人，在公檢法或者政府也有關係。」
不受監管的權力
不過，多位人士對自由亞洲表示，中國民營企業多多少都有自己的「不合法」把柄。
王安娜解釋說，這是中國特有的土壤導致的。「中國制定法律都是各個部門負責起草，他們起草的時候都是使本地部門的利益合法化、最大化，但各個部門之前是不通氣的，在辦企業的時候就很可能躲得過這裏躲不過那裡。」
Z先生也贊同，「比如本來企業是合理避稅，不只合理，而且是合理合法，但稅務局非要說你逃稅，那就要罰。」而中國企業家的心態大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願意「破財免災」，「所以可能也助長這種風氣」。
但在遊飛翥的經驗裡，破財通常不免災。「有兩種情況。一是給私人塞錢，他怕你舉報，可能會給你稍稍運作一下，但也有很多人是拿了錢不辦事的。第二種情況，司法機關查封你的廠房，拉走你的原材料，他拿了你上千萬資產，那必須給你定罪，不然怎麼能沒收這麼多錢呢？不定罪他就得把錢還給你。所以金額越大，罪名就越重，因爲要符合這些資產的法律標準。這個時候可合法了。」
今年早些時候，中國人大代表、同爲企業家的58同城董事長姚勁波曬出了一封來自最高人民法院的感謝信。根據信中信息，姚勁波建言有關部門破解地方政府的「趨利性執法」，嚴格規範跨區域執法司法的審批流程，同時建議「罰沒款應歸中央財政」。這也是中國大陸法律人士的普遍建議。
最高法回覆：「將認真研究、積極改進」。
但Z先生認爲，這並不能扭轉目前的現狀。「最重要的私慾。比如說量刑，可以判你一到五年，那到底是一年還是五年呢？那就要談。你明白哦！我有個朋友，在裡面，按照正常的司法程序是能夠取保候審的，但現在人家要600萬人民幣才行，你就要跑關係啊，你明白我什麼意思吧？」
王安娜說，「最重要的是在辦案子的過程中，每個人都有個人好處。他給公家罰100萬，但他自己可能撈200萬，這才是他的動力根源。所以罰款歸中央並不會減輕辦案的動力，因爲他的動力是在私人落200萬的好處那裡，爲什麼我要停止呢？不會停止。」
「根本原因是權力不受監督，同時違法成本太低。」Z先生說，「現在公布出來的貪官，貪污30個億、20個億的，最後也就是終身監禁，以前偷了點東西都會死刑。大家都是抱著大公無私的精神去遠洋捕撈的嗎？在這種情況下你是不會拒絕合法的遠洋捕撈的，說來說去，不是爲了把什麼東西給國家，主要是爲了給自己。」
企業家的報復：留下債務，人變現
多位受訪人士表示，中國的營商環境，使得多數民營企業家已經失去了對經濟的信心。
王安娜觀察到民營企業有兩種情況。「一種是直接躺平，大攤子收縮成小攤子，小攤子直接關掉；另一種是只做和政府有關的生意，政府有項目就做點，沒有就算了。」她說，甚至有人和她談起了「三反五反」、「反對投機倒把」這些歷史辭彙。
胡力任則認爲，即使浙江政府拋出「檢察護企」的煙霧彈也於事無補。「浙江開新聞發布會拋出這個案例，意思就是說，你們不要跑，我們會保護你的。但沒有用，因爲在這個案例背後有千千萬萬個這種案例，他們是不管的。」
他看到的現象是：一部分人關掉企業，直接養老。「現在只要有網際網路，和外界的聯繫是不斷的，所以大家都把生意關了，組團跑到雲南、貴州這些生態比較好的地區去，每天曬曬太陽，反正錢也賺夠了。」
另一部分人採取了更極端的做法：「把債務留在國內，人跑出來了。現在中國企業家滿世界跑，美國、加拿大、歐美、澳大利亞……這其實也是一種報復：我以前爲你交了那麼多稅收，現在我的企業完蛋了，主要原因是什麼？是你政府不作爲，是你惡意封城，是你把整個國家的經濟搞垮了，而且沒有任何補救方式，對吧？那麼他們就想辦法把債務留在國內，然後自己想辦法悄悄變現走人。」
根據人民法院公告網的相關數據，僅2024年上半年，中國就有超100家房企、60家家裝、30家照明企業發布了破產或清算公告，據世界化工網統計，2024年中國有超過1,000家化工企業宣告破產，另據中國工商註冊資料平台企查查數據顯示，2024年中國餐飲店註冊數量減少約100萬家。
「最慘的還是老百姓，因爲最終都是老百姓買單。」胡力任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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