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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说“北京城的变迁”
 
颜丹
 
2012年8月22日发表
 
【人民报消息】前几日碰到了一位刚从北京旅游回来的外国朋友,从他那儿听到的一则见闻让我感慨良多。他说在北京旅游的时候,一日去雍和宫附近的方家胡同吃饭。晚上6点左右,他坐地铁从北新桥站出来,只见十字路口川流不息的车辆和行人,到处霓虹闪烁,竟一时迷失了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他看到附近的大树下站着一位中年男人,于是走上前去问路。中年男人一口京腔,却颇有些无奈的说:“说真的,我打小儿在这儿生活,几十年了,真不知道这儿哪还有胡同!”面对这样的回答,这位外国朋友有些愕然,不知怎么办才好。当得知外国朋友要去方家胡同时,那位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惨然一笑,回答说:“有些胡同的名字还有,胡同早没了!”

后来,尽管朋友找到了方家胡同,也拍了数张胡同的照片带回国,然而那些照片上早已没有老北京胡同的味道。除了几处院子门口不同的古老院门和一间改成小学的王府大院,胡同里再也没有历史的遗迹和老北京人曾经如此眷恋的生活气息。胡同里,四合院的院墙早已被重新修筑,贴上了貌似复古却焕然一新的灰砖,房顶上也换上了水泥浇筑的青瓦。在京城的这个繁华闹市中,如此矫揉造作,不伦不类的独特装饰竟显得这般突兀,不合时宜。

回想那个中年男人的回答,不免有些伤感。承载着古老文明的北京城也许在多年前的强拆声中早已销声匿迹,如今留下的不过是变了味的建筑模型而已。

根据史料记载,“胡同”一词最早出现在元朝。那时的蒙古族称其为“水井”,在他们心中,胡同好比赖以生存的水源,连结着家家户户的和谐和关照,表达着邻里乡亲的情谊和热忱。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生活在水井边,流连于胡同的每一处或精致或质朴的院落前。这样的生活让人们不再憧憬山林隐居的静谧,不再向往世外桃源的唯美,因为胡同的院落里本就是一片宁静祥和。

如此回味无穷且令人神往的生活如一束幽静的丁香花,在京城这片厚重的土地上绽放了上千年。无论是来自蒙古高原的草原英雄,还是引领着不同文化的少数民族领袖,亦或是华夏汉民族的后裔,都在精心的呵护和装点着与城市相互依存的古老街巷与错落有序的民居住宅。

直到1949年,伴随着中国走进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那份充满着美好记忆,割舍不断的情怀就这样被无情的掩埋了。为了让政府的办公区域跻身于北京城的中心地带,为了满足自己喜新厌旧的畸形心态和独裁专断的政治权欲,当时的中共首脑不顾建筑家梁思成和陈占祥的中肯之见,居然效仿苏联的莫斯科城,拆除所有古老城墙和历史建筑,使整个北京城伤痕累累,面目全非。如今崇文门附近的明代城墙,其断壁残垣让我们痛心疾首,50年代初的2000多条胡同,其今日零落凋敝、屈指可数的现状让我们抱憾不已。因为当时的《梁陈方案》最终还是无力挽救被私欲和偏执摧毁的历尽风雨沧桑的古城。

然而,更充满讽刺和悲情色彩的是,尽管在民国二十六年,北平古城沦陷于日本军方的控制中,好战贪婪、侵略成性的日本军方却没有以摧枯拉朽之势铲平北平古城,而是把它作为文化观光区呵护有加的保存了下来。同时在西郊,也就是今天的五棵松一带建立新的生活区,与古老的北京内城遥遥相望。且不论日本人的侵华行为是怎样的有悖天道,只是此举无论出于什么心态,都让我们看到了珍惜古老文明如同无价至宝的惜城之心。至少在这一点上,日本人有力的驳斥了被人说成是“野蛮民族”的论断。

现在,中共当局好象突然发现了古老文明的潜在价值,于是,故宫、颐和园被贴上“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标签,终日疲惫的迎接着八方来客,昔日的王者风范和天子威德变成了为了敛财不惜笑脸相迎的俗物;于是,胡同和四合院的外墙被粉刷一新,终于完成了中共统治者“改造、换新”的夙愿,只是除了“新”,再也没有历史的足迹、难舍的牵挂和静谧安详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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