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蠢
 
鄭岩
 
2011-4-15
 
【人民報消息】愚蠢之人向來不自認愚蠢,反而常常自詡聰明。聰明之人往往不自作聰明,反而常常肅然凝重。

愚人節日,對愚蠢人事的熱嘲,那是智慧之神掀動的渴望聰明的潮湧,讓人們在笑聲中卑夷愚蠢,訣別愚蠢。

愚蠢,作為個體,其人其行已不是善良之人嘲諷的對象,彌足令人憐憫。

愚蠢,作為特定的社會群體,而且與時畸變,把獨裁制下的愚蠢推上了孤島獨峰。

“有些人智力高超,但卻是蠢人,還有些人智力低下,但絕非愚人,作為某些特定環境的產物,我們驚訝地發現了這種情況,我們得到的印象是,愚蠢是養成的,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把自己養成蠢人,或者允許別人把自己弄成蠢人。”“任何暴力革命……都似乎是在大量的人當中造成了愚蠢的大發作。……一方的力量需要另一方的愚蠢。這並不是某種人的天生能力,例如理智上的能力遭到阻礙和破壞。正相反,是力量的高漲已變得如此可怕,它剝奪了人的獨立判斷,人們放棄了(或多或少無意識地放棄了)自己評價新的事態的努力。蠢人可能常常十分頑固,但我們切不可因此而誤認為他很有獨立性。”

多年前讀著上面的引文,就想這位聰明之人對今天中國的情況分析得入木三分。再看,不對了。人家說的是當年的希特勒德國。作者迪特里希‧明霍爾(1906——1945)德國牧師,神學家,因反抗納粹被捕、被絞死,他的《獄中書簡》名於後世。這位神學家雖然死了,他的思想卻生動地鮮活著,證實著在一黨專制的天朝所發生的製造愚蠢的無恥之極。

在謊言被包裝成比誠實更誠實人的嘴裏說出,當年章伯鈞、羅隆基等一批知識精英輕信了毛的共對自由民主的期許而誤入了《共同綱領》所設置的圈套,紛紛去了北京,以圖建設一個獨立、民主、富強的新中國。這是大圈套。小圈套就是“請你們幫助黨整風”,即不久被毛自認的“陽謀”。為什麼那東西不講信用?那東西說:不怕天災人禍,就怕知識份子發議論。他看得太透,知識份子自由民主思想的追求和想往,是橫亙在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王朝寶座前面不可逾越的鴻溝。為此,獨裁者不惜把百萬知識份子或奪其生命,或奪其心智,為其“長治久安”的夢想祭了壇。這是當代中國製造“愚蠢”的第一座系統工程。這一工程的標誌:中國第一代群體性的自由民主思想的潮湧就這樣被毛共挹息了。

以“反右”為“劃時代”,中國知識份子飲恨黃泉,一部份飲忍耐機,一部份為老小生計而疲於奔命,一部份甘為人役而屈從,“適者生存”,“活命哲學”日漸興旺起來,小聰明,小精怪遍地皆是,不是鸚鵡卻會學舌……作為人,那與生俱來的鮮活的、昂然勃發的創造力,三才合一的聰明智慧,都被這場洪水猛獸肆虐殆盡。

武力剝奪加上屈從武力淫威而甘願——允許別人把自己弄成蠢人,郭沫若、王蕓生二人就是這樣告訴天下世人的。郭沫若在詩、戲劇、歷史、考古、書法、社會學諸多領域堪稱現代中國全才,頂尖人物。他為了諂媚毛的“百花齊放”而胡啖了百朵花,其中的喇叭花這樣寫:“喇叭花,像喇叭,嘀嘀噠,嘀嘀嗒”。有人評說,這不是花,是“狗尿苔”。他臨死前不久,說自己全部作品都不是東西,應該燒掉。毛為什麼不給他戴上“敵”帽,是為了給自己作托、作襯。王蕓生是中國現代新聞界的拓荒者和問鼎者,對自由民主也有清沏的見地,《大公報》已說明一切。1949年王來到“解放區”,就把天津《大公報》易幟《進步日報》,後去上海,不久發表文章《<大公報>新生宣言》,稱自己“向人民陣營來投降”。反右後,王奉毛命撰《1926年至1949年的舊<大公報>》,向自己最珍貴、最引為自豪的,也是全國同行最為驕傲的一段歷史潑污……

鄧拓、傅雷、翦伯讚等,他們都是在一個方面卓有建樹、享有盛名的知識份子,他們不甘於毛黨給的汙名,認同了死了比活著好,與那個可詛咒的領袖和黨作了永別。但死也有聰明的死和愚蠢的死之分。他們幾個就屬於愚蠢的死。鄧說:“我的一顆心永遠向著黨,向著毛主席”。傅說:“我兒子是叛徒,死有餘辜,我是渣滓”。翦則高喊“×萬歲”,一個不過癮,要再加上兩個,後一個是“萬萬歲”。這給當代和後代心理學出了一個問題,為什麼一個人在極權者的迫害狂虐殺下死去還會這麼地——“心向著”,高叫著?!

生命誠可貴。極權者的罪惡有千件萬件,但根本的是,極權需要愚蠢,愚蠢孳生盲從,盲從的兒女是奴才。他們已不是正常人的原生態,他們消失了活脫脫的滾燙周流全身的熱血,豐潤滋養容顏的水分,支撐直立的靈魂。這一切是極權者為了“維穩”繼續著製造“愚蠢”的核心部份。

這是一廂情願所撥拉的如意算盤。將近1億勇士退出邪惡組織,是聰明的壯舉,這一壯舉的持續湧動,將使世界的東方天地翻覆,人人更加聰明,東方智慧的偉大新興已見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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