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人節日，對愚蠢人事的熱嘲，那是智慧之神掀動的渴望聰明的潮湧，讓人們在笑聲中卑夷愚蠢，訣別愚蠢。

愚蠢，作爲個體，其人其行已不是善良之人嘲諷的對象，彌足令人憐憫。

愚蠢，作爲特定的社會羣體，而且與時畸變，把獨裁製下的愚蠢推上了孤島獨峯。

「有些人智力高超，但卻是蠢人，還有些人智力低下，但絕非愚人，作爲某些特定環境的產物，我們驚訝地發現了這種情況，我們得到的印象是，愚蠢是養成的，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把自己養成蠢人，或者允許別人把自己弄成蠢人。」「任何暴力革命……都似乎是在大量的人當中造成了愚蠢的大發作。……一方的力量需要另一方的愚蠢。這並不是某種人的天生能力，例如理智上的能力遭到阻礙和破壞。正相反，是力量的高漲已變得如此可怕，它剝奪了人的獨立判斷，人們放棄了（或多或少無意識地放棄了）自己評價新的事態的努力。蠢人可能常常十分頑固，但我們切不可因此而誤認爲他很有獨立性。」

多年前讀着上面的引文，就想這位聰明之人對今天中國的情況分析得入木三分。再看，不對了。人家說的是當年的希特勒德國。作者迪特里希‧明霍爾（1906——1945）德國牧師，神學家，因反抗納粹被捕、被絞死，他的《獄中書簡》名於後世。這位神學家雖然死了，他的思想卻生動地鮮活着，證實着在一黨專制的天朝所發生的製造愚蠢的無恥之極。

在謊言被包裝成比誠實更誠實人的嘴裏說出，當年章伯鈞、羅隆基等一批知識精英輕信了毛的共對自由民主的期許而誤入了《共同綱領》所設置的圈套，紛紛去了北京，以圖建設一個獨立、民主、富強的新中國。這是大圈套。小圈套就是「請你們幫助黨整風」，即不久被毛自認的「陽謀」。爲什麼那東西不講信用？那東西說：不怕天災人禍，就怕知識份子發議論。他看得太透，知識份子自由民主思想的追求和想往，是橫亙在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王朝寶座前面不可逾越的鴻溝。爲此，獨裁者不惜把百萬知識份子或奪其生命，或奪其心智，爲其「長治久安」的夢想祭了壇。這是當代中國製造「愚蠢」的第一座系統工程。這一工程的標誌：中國第一代羣體性的自由民主思想的潮湧就這樣被毛共挹息了。

以「反右」爲「劃時代」，中國知識份子飲恨黃泉，一部份飲忍耐機，一部份爲老小生計而疲於奔命，一部份甘爲人役而屈從，「適者生存」，「活命哲學」日漸興旺起來，小聰明，小精怪遍地皆是，不是鸚鵡卻會學舌……作爲人，那與生俱來的鮮活的、昂然勃發的創造力，三才合一的聰明智慧，都被這場洪水猛獸肆虐殆盡。

武力剝奪加上屈從武力淫威而甘願——允許別人把自己弄成蠢人，郭沫若、王芸生二人就是這樣告訴天下世人的。郭沫若在詩、戲劇、歷史、考古、書法、社會學諸多領域堪稱現代中國全才，頂尖人物。他爲了諂媚毛的「百花齊放」而胡啖了百朵花，其中的喇叭花這樣寫：「喇叭花，像喇叭，嘀嘀噠，嘀嘀嗒」。有人評說，這不是花，是「狗尿苔」。他臨死前不久，說自己全部作品都不是東西，應該燒掉。毛爲什麼不給他戴上「敵」帽，是爲了給自己作託、作襯。王芸生是中國現代新聞界的拓荒者和問鼎者，對自由民主也有清沏的見地，《大公報》已說明一切。1949年王來到「解放區」，就把天津《大公報》易幟《進步日報》，後去上海，不久發表文章《<大公報>新生宣言》，稱自己「向人民陣營來投降」。反右後，王奉毛命撰《1926年至1949年的舊<大公報>》，向自己最珍貴、最引爲自豪的，也是全國同行最爲驕傲的一段歷史潑污……

鄧拓、傅雷、翦伯贊等，他們都是在一個方面卓有建樹、享有盛名的知識份子，他們不甘於毛黨給的污名，認同了死了比活着好，與那個可詛咒的領袖和黨作了永別。但死也有聰明的死和愚蠢的死之分。他們幾個就屬於愚蠢的死。鄧說：「我的一顆心永遠向着黨，向着毛主席」。傅說：「我兒子是叛徒，死有餘辜，我是渣滓」。翦則高喊「×萬歲」，一個不過癮，要再加上兩個，後一個是「萬萬歲」。這給當代和後代心理學出了一個問題，爲什麼一個人在極權者的迫害狂虐殺下死去還會這麼地——「心向着」，高叫着？！

生命誠可貴。極權者的罪惡有千件萬件，但根本的是，極權需要愚蠢，愚蠢孳生盲從，盲從的兒女是奴才。他們已不是正常人的原生態，他們消失了活脫脫的滾燙周流全身的熱血，豐潤滋養容顏的水分，支撐直立的靈魂。這一切是極權者爲了「維穩」繼續着製造「愚蠢」的核心部份。

這是一廂情願所撥拉的如意算盤。將近１億勇士退出邪惡組織，是聰明的壯舉，這一壯舉的持續湧動，將使世界的東方天地翻覆，人人更加聰明，東方智慧的偉大新興已見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