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的认父情结

毛泽东刚刚完成了所谓的开国大典，就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中旬赶去莫斯科参加斯大林的七十寿宴。在这次寿宴上，毛泽东作了态度颇为卑微恳切的发言。他亲口说了如下的话：“斯大林是我们敬爱的父亲和导师！”，“我们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个人，都是斯大林的学生”，“没有共产国际的成立和帮助，中共是不能有今天的”；“联共党是全世界的模范，全世界的总司令”；“斯大林万岁，光荣属于斯大林！没有联共和斯大林同志的英明领导和全力支持，中共绝对不可能取得革命胜利”。

回国后，“斯大林是我们敬爱的父亲和导师”这句话成为中共传诵一时的名言。今天无论中共怎么狡辩，都改变不了毛泽东说这句话的本质。你从私人感情上来讲也好，从政治角度上来讲也好，毛泽东是死心塌地地把斯大林认为父亲的。当然这一句话的后一个“导师”，特别是他加上的“我们”，非常明确的说明那不只是毛泽东一个人在“认父”，那是给中共所有的党徒认了一个苏联父亲。

那么，斯大林又是一个什么人物呢？广大的中国人民不知道，就包括当时的相当多的中共党徒也不可能知道，但是中共的一些最高领导人却肯定知道，斯大林是苏联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暴君！

斯大林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搞了多年的“大清洗”。据《九评共产党》记载：俄共前两届政治局委员，除列宁已死及斯大林本人外，全部被处死或自杀；当时五名元帅中毙了三个，五名集团军司令中也毙了三个，全部二级集团军司令十个人全部枪毙，八十五个军长中毙了五十七个，一百九十五名师长中毙了一百一十个。

斯大林统治时期，还有二千多万人死于大饥荒。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九日，走向自由民主的乌克兰在首都基辅的“乌克兰之家”展示了保存完好的克格勃档案：在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仅苏联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之一的乌克兰，就饿死了七百万至一千万人！每天饿死两万五千人。但是学者指出，当年的官方档案并不完善，实际上每天饿死三点二至三点三万人，总共饿死人数占乌克兰当时人口的三分之一！

毛泽东能不知道斯大林是一个什么人物吗？他在延安搞的整风不就是借鉴了斯大林的大清洗吗？斯大林有句名言：“死一个人是悲剧，死一百万是个数字。”毛泽东搞的三面红旗（大跃进，人民公社，党的总路线）也直接导致了三年大饥荒，致死人口达四千万左右。

从这一点上来看，可谓“有其父必有其子”。

二、邓小平自认儿子的情节

邓小平早在一九八一年《邓小平文集》的序文里就曾亲笔写下：“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如果没有八九年的六四学潮，邓小平的这句话也可能成立。但是对学生的血腥屠戮则完全揭开了中共党魁凶恶的面目。中共的党魁忠诚的只有党，六四血案真实的证明了这一点。

那些大学生才是真正的忧国忧民。古今中外，有谁见过最高统治者对学生下令镇压的？这些大学生才堪称中国人民的儿子，而杀他们的人就是罪大恶极的凶手。无论邓小平怎样表白，这一点是注定要写在历史中的。

三、江泽民的自我过继

毛泽东的主动认父与邓小平的自认儿子，都比不上江泽民的自我过继。

江泽民的生父名叫江世俊，于日本侵华时投奔汪精卫，改名为江冠千，担任汪伪政府宣传部副部长。但是日本投降了，江泽民这个汉奸儿子的身份自然为他本人所深深忌讳。巧的是，他有个六叔叫江上青，是个共产党员，一九三九年被乱枪打死，留下遗孀王者兰和两个年幼的女儿。这成了江泽民日后投机的绝佳机会。

《江泽民其人》中对他改动身份有这样的一段描述：

“共产党讲究出身，动不动就问‘阶级成份’。为了能够往上爬，从建立档案的那一刻起，江泽民就把比自己大15岁的六叔江上青的名字偷偷填在了‘父亲’的栏目中，一来江上青闹过革命，二来已成‘烈士’，盖棺不再犯错，所以保险系数达到了极限。江泽民就这么壮着胆把出身从‘汉奸狗崽子’变成了‘革命烈士子弟’。”

江泽民的这种抛却生父、自我过继的行为，与其父亲主动投怀送抱当汉奸的行为是完全一致的。无论何朝何代，有谁会对汉奸感冒？汉奸者，本身就是认贼作父者。到了江泽民这，他算是得了当汉奸的精髓：自己的生父不再有利用价值，而且也已经成了自己最大的累赘，所以他很自然地、又颇为名正言顺地自我过继给他的六叔当起“烈士遗孤”来了。

当然了，如果没有这个变换，就江泽民这汉奸儿子的身份，他永世休想翻身，弄不好在中共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早就被批倒或被打死了，还能有他的今天？他这一成功过继，立马给自己的身份罩上了灿烂的光环。这个身份，成了他日后飞黄腾达的基础和保证。江泽民的自我过继虽说是出卖了人格，但是对于视人格为商品的人来讲，那可是极其划算的。

毛泽东认父时坚信的是社会主义必将在全世界取得胜利，所以他迫不及待地想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拉好主仆关系。邓小平看到了社会主义的局限和不可逾越，所以他才万不得已地自称自己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江泽民的投机最为明显，管你传承不传承、正统不正统的，谁有那闲心管你的未来，只要自己能借助共产党的执政抓到政权即可。自己的亲爹是谁无关紧要，要紧的是自己要能借助这一切条件爬上高位。

为何中共的党魁有认父的情结？这非常明确地说明它执政的非法性。毛泽东认斯大林为父亲，可以欺骗国人几十年。但是斯大林死了，他本人的暴虐也逐渐为世人所知晓的情况下，中共还怎么再坚持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的正式“传承”？邓小平一掌权，就先把老百姓当成“父母”抛出来。可是他也知道，对于中共政权的非法性，也找不出更合适的来源。所以早在他在世的时候，中共搞庆典就时不时地把孙中山给抬出来。民国时，包括在现今的台湾都是把孙中山视为“国父”，这也是有传承的，因为过去的国民党一党执政和后来的民主法治都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基本合拍，人家这样称呼也勉强能够说得过去。你中共怎么也这样抬起孙中山来了？当然，中共抬孙中山只不过想牵强附会地说自己政权的来源也是有合法的传承而已。可是无论如何，中共是不敢称孙中山为“国父”的。

到了江泽民这，就更不用说了，抬孙中山也行，抬毛泽东也行，抬邓小平也行，但是你必须还得抬他江泽民。说实在话，中共党魁们自己就把辈份搞乱搞杂了，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政党没有合法的正统的来源，想给自己贴金却又无从贴起，就只好各贴各的了。

其实，稍加联想我们就会发现，中共党魁的认父情结可不只是局限在中共内部，世界上共产党魁们好象都有这样的认父情结。赫鲁晓夫不止一次的称斯大林是自已的父亲，柬埔寨的波尔布特也象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个人，都是斯大林的学生”那样，自称是“毛泽东的学生”。这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整个世界历史上有谁见过这种怪象。这暴露的正是共产党党魁们的黑帮本质。土匪强盗占山为王，以兄弟相称，目的就是为了表明生死相依，表面上看是出于义气，实质是出于对自己暂时占有山头而不知何时会被剿灭的恐惧。共产党的党魁们则看的更远，利用所谓的父子情谊来把自己的权力和尽可能大的强权捆绑在一起。其实，他们都是互相利用的，历史和现实都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