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0年元月，《星火》第一期在甘肃武山县油印三十余份（十六开本），第二期已组稿，但未及印出。六0年九月，该案因三位告密者发于天水，列为全国“第四大案”，定性“反革命集团案”，四十三人被捕，其中大学教师二人、研究生一人、大学生十二人（其中兰大八名）、干部三人、农民二十五人；判刑二十五人，刑期从无期至三年，另有三位农民管制，两位戴帽处理，十三人释放。六八年林昭遇害；七0年兰大学生右派张春元、武山县委书记杜映华同时殉难。

八0、八一年，《星火》全案艰难平反，但不可查阅档案，“案犯”无法获得判决自己的依据，法律上平反不等于你所持守的价值立场一并平反，因为你当年的言论仍相当“过激”。今年二月，《星火》惟一女犯谭蝉雪在港出版《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天马出版有限公司），五十年前的“第四大案”终呈于世。前北大教授钱理群序言：“这本拿在手里都会颤抖的好沉重的书，我们将如何面对呢？”这瓣陈年花叶，“毒液”犹浓、芒刺仍锐，仍会使大多数今人不敢近前。

谭蝉雪，一九三四年出生广东开平，职员出身，五0年入广西革大、后留校，再入越南留学生中文专修学校、桂林文化馆，五六年以调干生入兰州大学中文系，五七年划右，被称“兰大林希翎”，《星火》组织内执行联络境外（扩大影响、争取援助），六0年六月因偷渡香港未遂被捕，旋因《星火》案判刑十四年；七三年底出狱，进酒泉“二劳改”安置性小厂；八0年平反，任教酒泉师校；八二年调敦煌研究院，副研；九八年退休，定居上海。

主要“案犯”（除林昭外）

张春元（1932～1970，《星火》核心人物），河南上蔡人，四八年底参军，志愿军坦克兵，王首道小车司机，五六年兰大历史系调干生，右派；五九年六月号《电影文学》发表文学剧本《中朝儿女》，应邀出席长影新片摄制计划会，天水马跑泉公社党委致函长影，右派身份暴露，投拍作罢。六0年七月被捕，六一年八月十日越狱，九月六日再捕归案，押于天水三监，上手铐脚镣；原判无期，七0年三月因“在监内进行第二次反革命活动”（与杜映华递纸条），处决于兰州。（页132）

杜映华（1927～1970），甘肃陇西土店子村人，陇西师范学生地下党，历任中共漳县副书记，武山县委书记处书记、城关公社第一书记，五九年划右倾，开除党籍下放劳动；六0年二月被捕，原判五年；七0年与张春元同时在兰州处决。

胡晓愚（1928～2001），九江人，北大化学系研究生，留校助教，五五年调兰大，化学系讲师，右派，判刑十五年；平反后为兰大教授。

顾雁，上海人，北大物理系毕业生、兰大物理系研究生，右派，判刑十七年，服刑青海，平反后任教兰大，八五年教授，后调中国科大物理系。现今不愿忆旧。

苗庆久，北京人，出身地主，公安司令部边防保卫局中尉，五五年复员后考入兰大物理系（调干生），右派，判刑二十年；平反后分配兰州连城铝厂中学，高级教师、校长、厂教办主任。

向承鉴（1938～ ），江西武宁人，五六年考入兰大化学系，右派，判刑十八年；平反后分配兰州连城铝厂中学，高级教师、教导主任、校长。

何之明，长沙人，五六年考入兰大物理系，右派，判刑十五年；平反后分配兰州连城铝厂中学任教，八二年定居美国。

杨贤勇，四川人，五五年兰大中文系调干生，右派，判刑十年；平反后分配兰州三十四中，高级教师，二00五年病殁兰州。

孙和，上海人，1949年春参军，五六年考入兰大历史系，右派，判刑八年；平反后分配兰州连城铝厂中学，高级教师、教导主任。现今不能见“同案”，一见就脑梗。

陈德根，四川达县人，师范毕业生，五六年考入兰大生物系，右派，判刑八年，平反后分配兰州连城铝厂中学，中教一级，八九年退休，0九年病殁。

贾启贤，农民基层干部，判刑八年。

梁炎武，广州人，北大研究生，留校助教，因顾雁受牵连，判刑七年。

罗守志，甘肃武山洛门罗坪人，武山县委农工部长，六0年二月被捕，判刑五年；平反后任武山四门中学校长、县人大秘书长。

胡学忠，武汉人，五五年考入兰大化学系，右派，判刑五年；刑满就业后，夭殁胃癌。

田昌文，武汉人，五五年考入兰大数学系，右派，判刑五年，平反后回武昌中学任教，现不详。

谢成，陇西人，五四年考入兰大中文系，右派，判刑三年，出狱后卷入另一“现反”案，再遭捕；八0年两案皆平反，分配天水四中任教，高级教师、校长、甘肃省政协委员，现居天水。

七位涉案农民判刑：王凤岐死于武山县看守所；刘武雄十五年；雷焕章、雷振华、谢思敬七年；雷岩家两～三年；管制三人、戴帽两人。

几位受牵连者如下、兰大化学系学生右派冯涉筠关押近一年，无罪释放后兰大拒绝接受，四处流浪，文革中被谴煤矿，死于矿难。兰大化学系学生右派邓得银，六一年毕业分配通渭中学任教，文革中被活活打死。兰大化学系学生右派吕绥生，六一年毕业分配兰州西固六中劳役打杂，文革遭毒打，妻小赶入农村，备受歧视近二十年，吕绥生后为教授。

思想根源

反右运动，五年制全国重点理科的兰州大学，划右一九五名，占全校人数14%，其中学生一四三名。谭蝉雪的右派言论乃引用民谚“国民党贪污，共产党贪功”及日记中的“爱情自私论”。这些马列青年划右后，满脑子问号，无法接受爱党之心竟结反党之果，孰是孰非，希望在下放中找到答案，并期待着重返兰大，因为全校处理大会上宣布：“保留学籍，农村监督劳动一年。”（说话自然不算数）

思想资源上，这批兰大右派学生除了马列主义，并无其他西方近现代思想武器，甚至未接触这方面人文名著，仍属于“打着红旗反红旗”，举着马列之旗批驳马列主义的叛徒——“当代统治者”。他们认为需要“填补马列主义学说在阐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理论空白，发展科学的马列主义学说并指导我们今后的行动。”（页35）

他们最主要的思想资源是“事实唤醒”，即从大饥饿的悲惨现实中意识到反右、反右倾、三面红旗的荒谬，看清公社化运动对农村生产力的破坏，从而产生“反潮流”的价值自信与逻辑支撑。

大跃进的造假、大饥饿的悲惨，使他们看清“伟大的混账”与“血淋淋的荒唐”。林昭说：“正因为我本来是党的追随者拥护者，所以才更要反党！”（页26）对这些绝对拥护中共的革命青年来说，得出这样的结论，自己都十分震惊：“事实的结论是：共产党叫人民受饥饿！共产党害死人！”（页74）

向承鉴：“自从知道庐山会议揪出彭德怀‘反党集团’后，我已心灰意冷，对毛为首的党不再抱幻想，将我偷偷写成的《给党中央的上书》愤怒地撕成粉末。”（页237）

良知使他们铁肩担道义。五九年十月，饥情已蔓延普遍，乞民遍地。向承鉴的哥哥（山西化工设计院工程师）劝弟弟不要去管农村饥情：“这些事你管得了吗？你不去想它不行吗？”向承鉴答曰：“不是管得了管不了的问题，是应该管不应该管的问题，是该不该想的问题。如果人人都采取回避态度，‘匹夫有责’就成空话，这正是当前局面得以发生的原因。”当向承鉴赴京看到十大建筑：“这些建筑的豪华气派与农民啼饥号寒的景象该有多大的反差啊！民以食为天，国以民为本。这些建筑是供人观瞻、供人享用的，理应人先物后，物为人用。为何不先解决人的温饱生存而后再盖它们呢？难道脸面比起农民的死活更重要、更值得优先吗？我疑惑惶恐。即使北京，即使在天安门广场，在刻意镂雕的繁荣背后，虽是不断收容、遣送与驱赶，还是能发现饥寒交迫的身影。”（页233～234）还是一个最起码的良知问题呵！《星火》的“麻烦”也在于此：这群青年不仅追问农村饥贫的原因，还要探求农民无产化的源头。

《星火》诞生

五九年五月，兰大学生右派张春元、顾雁、胡晓愚、孙和聚会天水马跑泉公社拖拉机站，分析形势后，张春元提出“巩固地位、扩大组织、联系同志”的活动方针，形成意向：通过串连成立组织；对社会变革作出两种估计：一、自下而上的农民暴动；二、自上而下的宫廷政变。为交流看法、沟通思想，顾雁提出内部必须有经常性刊物，是为《星火》，寓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林昭与《星火》有联系源于北大女生右派孙复（下放青海民族学院），其兄孙和为兰大学生右派。孙和一开始冒用其妹名义与林昭通信，后直接联系，林昭寄去诗歌《海鸥》，张春元意识到林昭能量，很快联系林昭，数次上苏州面谈。林昭最初并不同意冒险刻印小册子，但最后还是同意《普洛米修斯受难的一日》发表于《星火》首期。

六0年四月，顾雁、张春元、苗庆久在上海南汇瓦硝公社黑桥顾家聚会，议定《星火》散发至最高领导层，计划八月份在五大城市（京沪汉穗西安）邮出；意在使中共高干相互猜疑，有些高干或会受刺激而有所表现。同时议定：《论人民公社》写成后，印发全国公社书记以上干部。（页62、96）五月，张春元路过武山见到向承鉴，要向承鉴抓紧组稿，尽快印出《星火》第二期，争取寄到每位县级干部。（页244）

主要观点

《星火》发刊词“放弃幻想，准备战斗！”（顾雁）：

是清醒的时候了！假如你曾经为了将来的温饱而勒紧裤带……勒紧裤带的结果是口粮的进一步减少，日夜苦战的结果是供应的全面紧张。兢兢业业的结果是残酷的斗争与无情的打击……几年来倒行逆施的结果，目前的统治集团已经陷入了一个无可救药的恶性循环，一步步蹈着秦始皇的覆辙。为什么曾经是进步的共产党执政不到十年就变得如此腐化反动？在国内怨声鼎沸叛乱四起，在国外陷入处处楚歌的境地呢？这是由于把全民的天下当做私有财产，事无钜细，清一色由党员来管理的结果。……正是这一次比一次彻底的反右运动，正是这一天等于廿年的跃进，加速了目前统治集团的死亡。……为彻底摧毁目前的强权统治而奋斗！（页28）

向承鉴的《自白》、《目前形势及我们的任务》：

我们反对的是已腐朽透顶而自己标榜为英明伟大的所谓共产党的现政权，并且矢志不移地为彻底地摧毁它而奋斗。

个别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思想垄断和国家集权（其实就是党的绝对领导）的恶性发展……中国共产党统治者（它们假借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对国内人民实行反科学反人性的法西斯官僚独裁统治……反右运动是中国共产党质变的起点，从此它就失却了改好的可能性，开始公开走上与人民为敌，与道义、人性为敌的道路，步入反动的深渊。

人民公社的最反动性在于它拆散家庭，使父母妻儿东西南北，这是对人性最基本特征的否定。……反右倾运动证明：在统治集团内部已有很大一部份不同意继续执行这种反动的政策，它的实质和表现是：共产党统治集团内部的空前大分裂。……当代统治者已经彻底背叛了工农群众利益，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使自己失去了群众基础，得下了不能诊治的极症。……小规模的农民暴动已满地星火了。……当代统治者的死期也愈加逼近了。

当代统治者在国内外已经陷于空前孤立、四面楚歌的境地，它的地位已经摇摇欲坠。……工人农民是推翻现政权的力量保证。我们应该大胆而果断地在工人、农民中展开工作，启发他们对当代统治者本质的认识，引导他们将暴乱自发的行动变成统一自觉的行动。……全国的百姓们！赶快醒来吧！民主、自由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曙光已经升起了，让我们团结一致，为迅速彻底地摧毁当代的法西斯化的官僚统治而奋斗！（页29-32、35）

张春元《粮食问题》、《论人民公社》（二期）：

当今的统治者和历史上任何统治者一样，利用农民革命爬上了天安门，登上了宝座，一只手接过农民所赐予的王冠——主席，另只手却狠狠地一拳，把农民大众打倒在地，践踏在脚下，用政治愚弄、超经济的剥削、强制性的奴役劳动等政策，采取了诱惑胁迫、党棍恐怖、饥饿等手段，夺去了农民的土地、耕畜、农具、种子等生产资料，给农民带上了比中世纪封建社会还要沉重的锁链，使广大农民处于依附农奴的地位。……农民在这种残暴措施下，对与自己没有丝毫利益的生产活动，怎能发生兴趣？……用这种数字来麻木自己、恭维自己，用自己编造的帐单，来歌颂自己的“丰功伟绩”。……欺骗、撒谎、吹牛、夸张，没有一句真话，是当代政治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也是这种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上到下，大家都尽力打肿脸充胖子，把臃肿说成是“发福”……当今统治者用庸俗的暴发户的资产阶级的虚荣心理（呸！还有脸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呢！）不惜让国内人民牺牲一个人的起码物质需要，放弃人的生活权利——吃饭！……“为人民服务”这个招牌是多么的虚伪和无耻。（页51-53）

在高压的气氛里，同志们都不得不附和与服从。这种虚假的统一使少数高高在上的领导人日益狂妄和骄傲，不顾一切地推行种种倒行逆施的政策，把先烈们以鲜血换来的政权当作实现个人野心的资本，而终于走上专横独裁的道路。（页80）

武山县委书记处书记杜晓华的认识：

推翻蒋家王朝主要是农民的力量，多少农民家庭送子送夫为革命捐躯。革命胜利了，我们给带来了什么？是饥饿！是死亡！历来封建统治者对反抗它的人都施以无情的镇压，蒋介石不知屠杀了多少共产党人，但社会上还有不同的声音，例如鲁迅的声音，中国共产党的声音。现在一切不同声音都没有了，变成一个鬼话、假话世界！明明天天在大量饿死人，还要逼人天天喊形势大好，多么奇特古怪的现象呵！古今中外，绝无仅有。我不知道世道为何变成这样，变得如此快！（页255）

何之明的《论“政治挂帅”》（二期）：

剥去画皮，原形毕露，原来所谓“党的绝对领导”只不过是法西斯式的独裁政权的变种而已，正是这种所谓的“绝对领导”，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把全国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绝对统治了。……人为地制造思想上所谓“两条路线的斗争”，制造人们思想上的紧张局势，以便合法地对人们的精神方面实现前所未有的法西斯式的统治，窒息人们思想的自由发展，使人民成为它绝对驯服的工具。（页76）

重要资料

向承鉴的《不打自招——评人民日报社论〈南泥湾的方向〉》（二期）：

当局者说：我们中共是绝对正确的，你们要绝对服从，闭上眼睛跟着我走。所以我们一直不敢睁开眼过，因为知道许多试图睁眼的人都倒了霉，我们再不敢了。（页63）

由“解放”了的贫农、党团员歌手唱出《社会主义好》改编版：

社会主义糟、社会主义糟！社会主义国家人民饿死了！吃树叶，吃野草，人民政府都把粮食刮光了！人民政府害人民，六亿人民活不了，活不了！（页72-73）

顾雁对当时社会形势的概括：

专制统治的魔影笼罩全国，到处是鞭梢剑影，到处是泪痕血迹。人与人的关系已到了空前虚伪的程度，为了名利地位一切卑鄙的手段皆已使，什么真理、什么道义、什么爱情、什么友谊，这一切都不如统治者的意志那样能立即兑现。（《星火》二期．跋）

《星火》二期未发表的《告全国人民书》（向承鉴）还有攻击中共干部进城后忙于换妻，指斥中共彻底变质，“刘少奇、陈毅的老婆为什么只有20妙龄、漂亮无比，可是他们自己却是五十开外的老妖魔了！……无数的干部老爷们强霸民家妻女，在他们工作过的地点设下10-20个暗窑，恣意作乐！他们变了，在他们身上连每根毫发都不是人的东西了，这些畜牲！……唯有战斗、无情的斗争，把那些杀人的统治者、在我们面前横行霸道过的畜牲统统消灭绝，才是我们生命的唯一出路！”（页71-72）

《求索》证实了林昭、张春元等人曾有“组织”之议，但因林昭、顾雁的求实与谨慎而撂置。1960年5月，杜映华、罗守志等干部加入，向成鉴竭力主张拟出组织名称与纲领，拟有“中国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国共产党革命（或革新）委员会”、“中国劳动农工同盟”，因意见不一，未正式拟定。（页97～98）

谭蝉雪还叙述农民卖人肉包子、换尸相食、食母食子等“新社会新气象”。（页11～12）一九六0年九月上旬，陇西东铺、土店子车站一带农民发生结伙盗抢火车粮食事件。（页102）大饥饿时期，监狱人满为患。广东开平看守所关了不少“故意犯”，一些饥民特意上看守所门前寻衅滋事、打架斗殴、吵闹谩骂、抢吃抢物，以便“就近收监”，进来后赖着不肯出去，“意在沛公”——吃上有保证的牢饭。（页106）囚犯的饭碗舔得比洗得还干净，兰大右派副校长陈时伟一开始因不会舔碗还挨过批斗。谭女士此时的食欲是：出狱后只要饱餐一顿窝窝头。（页122～123）

向承鉴记载：饥民惟一能决定的是死亡次序，为传宗接代续香火，女保男，长保幼，先死奶奶后死爷，继之死母死父，千方百计保住新生代，尤其男娃。（页237）

兰大数学系毕业生丁恒武，陕西人，学生右派，下放天水甘泉公社劳动，因饥饿难耐，计划逃到缅甸，沿湄公河凫水偷渡，行前对谭蝉雪说：“与其活活饿死不如拚搏一下，不成功便成仁。成功了我会和你们联系，不幸被捕，我就把自己的舌头咬掉，一辈子成为哑巴，休想从我嘴里得到什么。”一米八的旱鸭子天天到水库练游泳，练成后偷偷走了，至今音信全无。（页13～14）

兰大中文系学生右派孙自筠，原为党支委，划右后用菜刀剁下自己一截舌头。（页14）中文系某班七位女生，她们的男友全划右派，反右后七女生全投入反右英雄怀抱，其中不乏前男友情敌。全国各大学都有此类化公为私的“五七年故事”。右派学生政治课规定一律不及格，其他课程学得再好只给及格，教师若给“良”，即有同情偏袒右派的政治风险，而“革命学生”即使学得再差，也不敢不给及格。（页178～179）

此案其它

当时，该案要犯都明白一定出了叛徒，但一直只能猜测“疑似”，无法确认。2006年终于通过查阅档案，从武山县公安局七九年《关于张春元、苗庆久右派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材料》中，得到“案件线索来源”。该案起于六0年四月兰大历史系学生右派陈幼达（与张春元同班），他向甘肃公安厅告发张春元、谭蝉雪、孙和等人经常回兰州，与右派学生来往密切，秘密交谈，散布反动言论，行动可疑。五月二日，武山县公安局再接兰大下放学生右派郑连生、柴志德书面揭发，内称：右派张春元、谭蝉雪、孙和、向承鉴、苗庆久等十五名右派在搞反革命组织。

六三～六五年，兰大下放武山的右派学生大组长马启凯与兰大寝友江先国，根据种种迹象，已排查出郑连生为告密者。再根据郑连生摘帽最早，一毕业即分配工作，其他人则要等待很长时间，判定其“无功不受禄”。七九年右派改正，郑连生也回校办理手续，马启凯、江先国赶到招待所，郑刚想握手言欢，马、江质问：“武山的事是不是你告的密？”“没有！没有！我怎么会干那种事呢！”“兰大清理阶级队伍时是不是你打的黑报告？”“绝对没有！”江先国上前“啪！啪！”两个大嘴巴：“我们代表受害人来惩罚你这个败类！你害死了多少人！”郑不敢还手，抱头鼠窜去找保安，保安问明情况后，连说：“打得好！打得好！该打！该打！该打！”（页110～112）马启凯后为兰大中文系教授。

在狱中，只“重用”刑事犯，狱警动员刑事犯：“你们杀了人无非是一条人命，而政治犯是要千百万人头落地；你们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他们是敌我矛盾，所以你们必须严格监督他们的一言一行，靠近政府，争取早日回到人民队伍中去。”（页116、128）

六五年元月，《星火》所涉四名天水案犯在该地体育场召开万人宣判大会（页114，武山案犯早于六二年七月开了万人审判大会），五花大绑的谭蝉雪当时就得到一些女狱友的尊敬。文革后，谭蝉雪多次去天水搜集资料，当地人一听说她就是当年宣判大会上“那女的”，立刻围上来紧紧抓住她的手，爱抚地从上到下边看边怜：“受苦了！受苦了！”这位坚强的“兰大林希翎”泪流满面，像是回到母亲怀抱。

六四年天水三监，杜映华刑期将满，递纸条征求张春元释放后怎么办？张春元给杜回纸条，要他到农村去，并嘱其“抓紧学习毛主席著作，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学习马列主义要对照中国现实，以其人之矛攻其人之盾，不登堂入室就不能同室操戈。”（页130）

七九年，《星火》案犯们手持中央五五号文件申诉平反，天水中院复查决定：“原案定性不变，维持原判。”因为法院还是当年的原班人马。后捅至省委，省高院成立专案组，拉锯数回合，才艰难平反。（页133～135）与1979年平反张志新案一样，一开始交由原办案人复查，自然认定没错，后请原办案人回避，换人重审，即换了思想，很快平反，且定为烈士。

《星火》得以保存至今，估计得感谢中共严格的档案库。1960年9月底武山县大逮捕，对印刷者苗庆久住处进行彻底搜查，翻找出《星火》原稿、装订好的首期及第二期的稿件，并将它们作为“反革命铁证”封存档案，这才将这批珍贵的“历史文物”放进“保险箱”。（页115）否则，荒年乱世，何以得存至今？

仍然领先

中国政谚：领先三年是先进，领先三十年成先烈。《星火》的“反动性”至今效力犹烈，依然领先，对“当今统治者”的谴责锐度依然使我心惊肉跳，与五十年后的官家口径仍相距甚阔。林昭当年就意识到：“我们是殉道者、光荣的囚犯，这镣链是我们骄傲的勋章！”（《海鸥——不自由毋宁死》）二00七年二月，向承鉴先生晚年回首《星火》：“一部真正的中国二十世纪中期的《青春之歌》。”（页265）

钱理群评曰：面对公社化运动的惨败、面对农民的饥饿，绝大多数各级干部以“维护党的大局”说服自己，保持了沉默。“其实他们所要维护的‘大局’，不过是党的执政地位，而执政地位的背后，就是既得利益。这就是说，当农民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和党及自己的既得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共产党的干部都选择了后者，尽管许多人内心依然充满着矛盾。”“如果没有他们，这段历史就只剩下了卑劣的屈辱和沉默，我们将无法向祖先向后代交代。在这个意义上，林昭和她的《星火》战友们是拯救了我们民族的灵魂的，他们才是鲁迅所说的中国的‘筋骨和脊梁’。”（页4）就言论的直接性与锐烈度而言，《星火》超过了顾准。

张春元恋人谭蝉雪女士历经十二年，数赴兰州、天水各地搜集资料，终于为《星火》、为兰大学生右派留下一本《求索》，一块为历史留证的碑石。合上此书，揣上《星火》，抚摸一颗颗年轻的灵魂，深感“历史不能承受之重”。面对这群先行半个世纪的“右派”、“右倾”，面对只能成为先烈的一条条背景，面对《星火》垫衬着的“三面红旗”与“路线错误”，一声浩然潼关长叹，一阵凛然覆身的历史负责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