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曲家汪成用:民歌姓民 應還予人民(圖)
 
2007-10-6
 


作曲家汪成用先生。

【人民報消息】由新唐人主辦的“首屆全世界華人聲樂大賽”將於10月15日至17日在美國紐約舉行。隨著大賽的臨近,各界人士就什麼是正統的聲樂藝術以及中共如何破壞中國民族歌曲等問題展開了討論。

大紀元記者辛菲10月6日採訪報導,作曲家汪成用先生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表示,民歌是民間傳統的藝術形式,是老百姓用於歌詠生活、抒發情感的自然流露,但是幾十年來被中共改頭換面成“黨文化”的一部份。代代相傳的民歌比重新創作的歌曲更容易推廣和普及,因此中共以“文藝為政治服務”為綱領,甚至以發動政治運動對民歌進行任意編纂,把唱歌變為“洗腦”的一個途徑。

他說,經過中共“黨文化”對中國傳統文化和中國社會的人倫道德幾十年的破壞與扭曲,中國人至今仍被禁錮在一堵無形的“黨文化”大墻之後。只有這一精神上的柏林牆早日土崩瓦解,中華民族的文明回歸與中國的文化新生才有希望。

汪成用先生1990年獲得美國斯坦福大學音樂博士學位,曾多次在美國及國際作曲比賽中獲獎。近年來他為美國芝加哥東西方音樂藝術團創作了大量的音樂作品,頗受聽眾喜愛。

第一次“新民歌運動”

汪成用表示,中共在歷史上曾搞過兩次所謂的“新民歌運動”,一次是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延安時期,另一次則是1958年的“文藝大躍進”。三、四十年代初末之交,幾乎在“魯藝”成立的同時,中共在延安大張旗鼓的發動了“新民歌運動”。當時全國各地不少青年作曲家,受到共產主義所描繪的美好藍圖的誘惑而投奔延安。他們將大量的陜北傳統民歌重新改編填詞。懷春、相思、哥哥妹妹之類的民歌轉眼間被改成了歌唱領袖歌唱黨、歌唱紅軍的所謂“新民歌”。

他說,“新民歌”大部份集中在西北華北地區,而江浙一帶卻寥寥無幾。因為在“國統區”掠奪民歌不那麼容易,而“解放區”的民歌就任人宰割了,受災最重的就是陜北。

他回憶說,“當初在音樂學院學民歌時,老師實際上知道民歌的由來,但不願多講。只是隱約提到‘東方紅’原來是個情歌,接下去就不多說了。中共就是要讓人們把以前的原始民歌都忘掉,只知道‘新民歌’。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其實就是讓我們民族的文化斷根”。

第二次“新民歌運動”

據汪成用介紹,中共58年搞的“新民歌運動”是“文藝大躍進”的核心事件,範圍則由陜北擴大到全國。

他說,“毛澤東在58年3月的一次講話中提出‘中國詩的出路’在於‘新詩’。中共喉舌人民日報隨後發表了‘大規模地搜集民歌’的社論。郭沫若於同年9月提出‘文藝也有試驗田,衛星何時飛上天’。一時間,全國各地都定計劃,下指標,像大煉鋼鐵樣的寫民歌。主題千篇一律,全是歌頌共產黨、毛澤東、人民公社、大躍進等。”

汪成用表示,這次運動與第一次不同,主要著重於詩歌創作。因為參與音樂創作的人畢竟有限,而寫“新詩”則和說話差不多。共產黨要求人人都來寫詩念詩,“作品”成千上萬地生產,有的縣幾天就能寫出幾十萬首詩。很多詩歌被譜上曲傳唱。

他說,“從那時起,‘歌頌’作為一種‘時代語言’,牢固的占據了人們的生活。‘黨文化’的歌頌原則,可以說是從那個時候正式確定的。”

“重新填詞”的“新民歌”

汪成用表示,“重新填詞”是中共“黨文化”歌曲的一大特點。歌頌毛澤東的“東方紅”與歌頌華國鋒的“交城山”最為典型。

他說,此外,1971年12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的“五首陜北革命民歌”,包括“山丹丹開花紅艷艷”、“翻身道情”、“咱們的領袖毛澤東”、“軍民大生產”、“工農齊武裝”等,就是40年代延安時期重新填詞的“新民歌”。

比如,“咱們的領袖毛澤東”的原型是一首樸實的陜北民歌“光棍哭妻”,歌詞是“正月裏來鑼鼓響,鑼鼓敲得我好不心焦。有老婆的人兒真熱鬧,沒老婆的人啊心臊臊。哎呀,我的那個孩子他娘啊”。改編之後變為“高樓萬丈平地起,盤龍臥虎高山頂。邊區的太陽紅又紅,咱們的領袖毛澤東”, 曲調沒大變,內容卻是風馬牛不相及了。

“新民歌”對中國文化的破壞

汪成用表示,中共用“黨的喉舌”發表歌曲,並強行讓全國人民作為“政治任務”來唱,這是一件在正常社會中的人們無法想像的事情。被改頭換面的這些歌曲成了在馬列主義顛覆之下中共“黨文化” 的“家珍”。

他說,“中共的‘新民歌運動’和傳統民歌的自然演進有著本質的區別。傳統民歌的演進是一種社會現象,是一個自然緩慢的過程,是隨著社會生活的變遷和人民生活的改變而逐步改變的。而中共的所謂‘新民歌運動’不符合音樂發展規律,不是一種正常的藝術行為,而是一種人為的‘行政’行為。用運動的方法搞藝術,實際上是一個政權對文化資源的掠奪。民歌本是民族共有的財富。但被中共改成‘新民歌’後,本來屬於老百姓的歌曲變成了一黨的‘黨產’。”

另外,汪成用指出,“民歌的詞與曲是個不可分割的統一體。民歌最初不過是一種按勞動或行進的律動而節奏化、旋律化了的語言。民歌的歌詞是鑲嵌在曲調與節奏裡的。但是‘新民歌運動’硬是把傳統民歌中珠聯璧合的詞曲拆開,就像逼人改嫁一樣”。

走出“紅海”仍路途遙遠

汪成用表示,最近在香港回歸的“慶祝”上,鋼琴協奏曲“黃河”的結尾處還是照搬“東方紅”的曲調。聽後彷彿回到了文革,既是一種傷害,又感到被愚弄者的無知。“東方紅”的原型“芝麻油”已被毛強占掠奪,要走回“芝麻油”決非輕而易舉。在毛仍被稱為“偉人”的“後文革”時代的中國,這個曲調仍是典型的“黨產”。

他強調,“民歌本是個性化的情感表達,聽者有同感就產生了共鳴。有共鳴的人越多,歌曲流傳就越廣泛。民歌從來不表達‘全體人民’的共同感情。就像一個農民唱了一首情歌,只代表他個人思念情人。而中共的‘新民歌運動’則壓抑了民歌的個性化,強調‘集體主義’,硬讓一首歌代表‘全國人民的感情’。大陸的中國人即使到了西方民主社會,有些語言和思維習慣還是改不了。平時講話中不知不覺就會帶出一些‘黨文化’的痕跡。比如,動不動就說‘我們全體華人’如何如何。就像中共的發言人總說什麼‘傷害了全體中國人民的感情’。言外之意是,你如果感情不被傷害就不是中國人。我們要想從原來的思維方式中跳出來要經過長期的努力。走出‘紅海’決非一朝一夕。”

他說,“經過中共‘黨文化’對中國傳統文化和中國社會的人倫道德幾十年的破壞與扭曲,中國人至今仍被禁錮在一堵無形的‘黨文化’大墻之後。只有這一精神上的柏林牆早日土崩瓦解,中華民族的文明回歸與中國的文化新生才有希望。”

汪成用表示,“民歌姓‘民’,應還予人民。但必須看到,要讓‘芝麻油’重新回到人民中去也許要經過幾代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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