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大部份中国人，包括胡温等具有良知的上层人士在内都非常明白，专制的中共政权是一套反人类文明的罪恶制度。这种罪恶制度的罪恶显然并不意味着这个政权的所有成员都是罪恶的，而意味着它能为一切反人类文明的罪犯提供犯罪的能量，并确保其免受法律的追惩。仅从有关杀戮的犯罪层面而言，中共高层中恶贯满盈的恶棍毕竟是极少数，但那极多数的、具有中共党员干部身份的人，却与这极少数恶棍一样共同背负着犯罪和不道德的恶名，一如每个纳粹党徒时至二战结束六十余年后的今天仍然背负着深重的耻辱和原罪。

　　针对人民的血腥暴力，尤其是发生在最近7年里对信仰自由的冷血迫害事件里，许多党员干部虽未主动地去具体施实这些犯罪，却也并没有主动地去制止这些犯罪。中共干部身份是获得一切非正当利益的前提条件。绝大多数中共领导，或为保有或攫取更多财富，或为避免被清算，不得不维持这种特权身份，哪怕采用血腥杀戮的手段予以维持。而对他们的不道德、非法、野蛮甚至犯罪恶名的指责，在大多数中共领导看来早已习以为常——谁也不能把我怎么样。

　　共产党员原本就是无神论者，他们浅薄地把宗教理解为求平安、求升官发财的手段。因而在失去法律和道德的约束之后，他们一无忌惮，不断升级自己的恶行，终至无恶不作。每一次做恶之后的不受惩罚，又都给他们增加了下一次犯下更大罪恶的勇气，并为其他党官作恶提供了最恶劣的示范。

　　因此，当下另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是，整个中共政权被这个政权内部大大小小的犯罪集团所挟持。中国制度文明的改革十几年来不进反退的迹象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中共内部反文明的势力目前仍然是这个庞大政党命运的操控者。这样的操控者在大肆聚敛无数不义之财的同时，出于保护不法的既得利益的本能，持续动用一切非法、野蛮甚至公开血腥杀戮的手段，镇压一切他们认为需要打压的和平抗争者。于是与他们无度暴敛财富一同加增的是他们针对无辜人民的作恶和造孽。这样的作恶造孽已发展到在他们看来是不得不赌上自己和自己子孙性命的地步。目前中共一些官员的行为已经远离理智，他们的心态已经达到狂乱的境地。这是一种完全丧失理智的赌徒狂乱。他们拚死操控中共这艘风雨飘摇的大船，劫持船上所有中共官员的命运为人质，以做垂死挣扎。

　　苏家屯事件带来一个在性质上急转直下的局面。此事涉及到国际公法意义上不容讨价还价的一项原则，即反人类罪及群体灭绝罪属于全人类不分地域、无时效限制加以追惩的大罪。因而胡温的人生从此也就不再单单是一个光明与黑暗的选项问题，而是关乎他们二人将来能不能避免被国际法庭追惩的问题。在此我个人愿意相信，苏家屯的罪恶肯定是在他们二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我真诚地希望胡温身边那些国际公法专家，本着与人为善的良知，并以最真切的形式告知他们，以便使他们能做出他们完全明白责任与后果的选择。联想到当年朱镕基签署的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我们痛感中共领导身边那些所谓的“顶级”法律专家是多么的靠不住。

　　胡温与我们同样清楚，中共政权的统治基础是谎言和恐怖，而决不是人民心甘情愿的信托。原本就缺乏正当性、合法性以及人民认同性的中共专制统治，最近几年里更被产生于江泽民时代的大批贪得无厌的凶残官吏们毫无理智的暴虐而断送殆尽！“突如其来”的苏家屯事件及其后续效应必将在国内广为传播，支撑维持中共政权的最后一丝谎言将在全体人民的唾骂中宣告彻底破产，胡温也将被这一事件逼至做出最后选择的死角。

　　无论胡温他们如何选择，中共灭亡的命运都将无可挽回。然而他们的选择却关乎他们是否与中共一起灭亡，关乎他们自身和家人的命运甚至生命安全。

　　我们从来不怀疑法轮功和其他善良人士传播苏家屯灭绝营真相的能力与决心。在可以预见的很近的将来，这个惨绝人寰的惊天血案必将天下知闻，无论是中国的普通百姓，还是西方的议员或政府。“六四”时的机枪坦克屠杀了数以千计的民众，而今天国内外的人们将因苏家屯发生的数千法轮功被活体摘取器官的事件而彻底放弃对中共的幻想。这里不再有粉饰血腥的任何借口，而唯有为一己私欲而对我们同胞中最善良者施行的像对待猪狗一样的管制、活体器官摘除和焚尸灭迹。存在如此令人震惊的邪恶，是我们每一个人类个体的耻辱。

　　孟子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而苏家屯血案的组织者和所有参与者也因其丧尽恻隐之心而被归为非人类。如果胡温选择沉默，就是选择了成为这个非人类集团中的一员。他们的沉默将延长灭绝营的存在，也将鼓励灭绝营中的恶鬼屠夫们继续行恶。仅此一项罪行，就将成为胡温永远背不动的十字架。

　　在中共这个罪恶集团中，每个党员都带着中共的原罪，因为是每一个党员的存在壮大了这个邪恶集团，每个党员对组织的服从成全了中共的暴行。处于胡温这样的位置，不能说与中国曾经或正在发生的罪恶毫无责任。然而，这样的地位同时也使他们有了得天独厚的洗刷罪过的机会。这样的机会稍纵即逝，没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是无论如何也抓不住的。

　　在基督教历史上，君士坦丁大帝签署的宗教宽容法令结束了罗马帝国对基督教三四百年的迫害，并使君士坦丁大帝名垂青史。同样，而今对于信仰自由的包容不仅将结束中共这个政权的邪恶，而且也将使中华民族走向新生。做江泽民，还是做君士坦丁大帝，历史不会给胡温太多的时间去犹豫，特别是苏家屯事件已经将迫切的抉择摆在了胡温的面前。

　　胡温如何选择，取决于他们的个人智慧和对整个民族命运的担当感。他们的选择给他们个人政治命运带来的风险取决于他们自己的精确拿捏，也是关系到我们整个民族阶段性命运的一个变数。相信他们二人不存在智慧资源匮乏的问题，决定他们做出何种选择的主要因素是勇气，而勇气又仰赖于智慧对选择带来的风险的精确研判。目前，他们面临的一个已不再能由他们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迫切性的问题是：选择与否已不再由他们个人来抉择，摆在他们面前的仅剩下了只可以选择，不可以不选择。在光明与黑暗的选择面前已无折中选择的可能：选择对专制的坚守，即是选择了个人命运的绝对风险；而选择与人民一道迈向自由民主的未来，即是选择了开辟个人政治新生命和中国历史新纪元的最为辉煌的明天！

　　这种选择即便是存在风险，那也是极度辉煌到来之前的一点微不足道的风险而已。今天的中国人民是完全有条件保证他们符合民主文明进步价值选择的绝对成功的。因为这种成功，胡温必将赢得全民族发自人性深处的拥戴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强力支持，我个人也将会是全民族群体中热心拥戴支持两位的最为坚定的一员。全民族会在你们的带领下战胜任何困难和挫折，使我们的社会制度渐进步入成熟的发展轨道。

　　当胡温做出这样的现实选择时，来自全体人民包括前中共党政军各界和整个国际社会的支持，一定会把他们惊得目瞪口呆，这绝不会是耸言听闻。我们真切地希望胡温俩位同胞能尽快做出自己的选择，这不仅仅只是单单基于与人为善的美丽。

　　自由民主人权的法治社会不久将成为现实。胡温的选择将影响着她到来的方式和时间，但绝不是她的到来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