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163比2，全世界都笑了

　　朝鲜战争的最后一年多实际上是为这些反共不归的战俘们打的。由于联合国军已经明确表示无意北进，只求停火。战争遂转入对独裁政权十分有利的相持消耗战。中朝共产党有把本国人民打光的本钱，而西方国家没有。中朝方面每付出一万名军人生命的代价，毛泽东金日成的权威就增长一分；联军方面每付出一个军人生命的代价，美英等国领导人背负的政治压力就加重一分。联合国急于达成停火协议的心情是无法掩饰的。中朝方充分利用他们的优势，压联合国在战俘问题上让步。联合国除了坚守不能强迫遣返这条底线外，其他方面能让就让，只求早日达成协议。因此协议中有关“解释”的部份对中共明显有利。

　　中共一直声称志愿军战俘遭到了“美帝和蒋匪”的控制才拒绝遣返。联合国军深知共产党的指控不是事实，也深知反共志愿军战俘们即便脱离联军的监管也不会动摇自己的信念。因此联合国军一面反驳共产党的指控，一面同意将战俘的监管权移交给中立国军队。让战俘在中立国的控制下接受共产党的解释，用事实来证明战俘们的志愿。按照停战协议的规定，联合国军于1952年9月正式把两万二千余名中朝战俘移交给印度监管部队。此后共方还说什么“美帝和蒋匪控制战俘”就显得毫无道理了。

　　中遣会颁布的规章和解释营地设置也对中共有利。这是志愿军方自己说的。乔冠华在解释开始前的动员会上显得很有信心。他说解释工作“七分靠天，三分靠人”。而“靠天”的那“七分”已经由“个别解释”实现了。解释代表们只要努力把剩下的那“三分”事情做好就可稳操胜券了。乔的乐观不是没有根据的。“靠天”的那“七分”有利条件包括：

　　1、中共达到了把战俘从济州岛移到中立区的目的。按照“解释”的原义，是对那些存有疑虑的战俘讲明政策以打消疑虑。要达到这个目的并不需要把战俘弄到中立区来。诚心诚意地解释在济州岛进行照样能让战俘理解。中立国部队到济州岛接管战俘也很容易。国际媒体本来就常驻济州岛，透明监督也没有问题。中共之所以坚持要把战俘弄到自己大兵团阵地前面，无非是想借助武力后盾。以“大兵压境”的事实给战俘造成心理压力，希望他们因恐惧而归顺。

　　2、争取到亲中共国家（印度、捷克、波兰、瑞典和瑞士）组成中遣会。这是中共的大胜利。联合国军必须把战俘移交给中遣会。移交过后联合国军就失去对战俘的管辖权。而中遣会将监管这批战俘达120天之久。角色非常重要。由谁担任中遣会成员国自然很关键。说这五个国家是亲中共国家完全符合当年的世界政治格局。那时全球大多数国家承认中华民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不到20个，而这五个国家全在其中。1951年当联合国以44票对7票通过谴责中共为“侵略者”的决议时，这五个国家里有三个（捷、波、印）投反对票，瑞典投弃权票，而瑞士不是成员国。又根据李春邦的揭露，捷克波兰竟秘密参加中朝方的会议并帮助出谋划策。天下哪有这样的“中立”者？对中共来说，“中遣会”由两个“同志”国和三个“友好”国组成。一个亲美国家也没有。优势是不可否认的。反共战俘们完全置于同志和朋友们监管之下，中共还怎么好意思说不放心？

　　印度担任中遣会主席对中共更有利。主席不但主持会议，还有公断人身份。也即是说，当委员会中其他成员国意见势均力敌无法一致时，全由印度主席公断。那时印度刚刚从英国殖民统治下独立出来，反西方情绪达到巅峰状态的情况。印度亲苏联亲中共的态度是不加掩饰的。印度偏袒中共，不是会不会，而是程度有多大的问题。从贺明的书中可以看出，乔冠华们对印度监管当局至少在一开始是十分满意的。

　　美英等国当然知道印度亲中共的态度，也知道印度的民族主义情绪很浓厚。但是基于对民主制度的理解，基于对公开透明环境的信心，他们也相信印度当局不可能做的太离谱。因此赞同印度为中遣会主席与公断人。联军还努力劝服反共战俘接受解释，告诫他们在解释营地勿抗拒印军监管或者逃亡。

　　3、“个别解释”使战俘脱离控制。

　　乔冠华高度喜爱“个别解释”。他在解释开始前的动员会上说：“穷凶极恶的控制一旦摆脱，战俘自然就会回来。怎么给战俘摆脱控制的条件呢？即是个别解释，速战速决，解释通了，立即在帐篷里申请遣返。一个人在帐篷里听解释，是战俘行使遣返权利的极好条件。”

　　乔冠华这番话，确认了“个别解释”与“摆脱控制”之间的关系。“个别解释”之所以“极好”，就在于它使战俘完全脱离战俘营中的原有组织，在中立国代表的监护下单独面对志愿军解释代表。此时“美蒋特务”鞭长莫及，现场只有“祖国代表”高昂洪亮的声音在回荡。战俘一旦“通了”，一抬脚就能迈进“祖国怀抱”。 “美蒋特务”想追都追不上。

　　“个别解释”特别有利于共方发挥人数优势。联合国军方面只能向每个解释帐篷派出一名观察员。最多再加一名翻译。而志愿军方面至少可出五人。如果中朝方观察员由朝鲜人民军派出，还可以名正言顺再配一名“朝中翻译官”。有一回竟配了两名“朝中翻译官”。中朝战友间讲话为何需要两个翻译呢？共方是这样解释的：因为缺乏朝中翻译人员，只好派出朝英与汉英翻译各一名，共同完成朝中翻译。并肩作战好几年的中朝两国部队竟然” 缺乏朝中翻译人员”？众所周知人民军的主力曾是林彪的部下，有的是会说汉语的军官。此时竟然“缺乏朝中翻译”，以至于战友间非经过英语不能沟通。真亏他们说得出口。如此，加上波兰和捷克代表，帐篷里共产阵营人数接近十个。中方还常常在“关键”时刻向帐篷里追加一两名解释代表。十来个同志协力对付一名战俘。符合毛主席发明的以军级兵力攻击敌连营级单位的“牛皮糖”战法。而且帐篷外还有“我军大部队”在伺候：五六十辆插着红旗的苏式吉普在帐篷周围整齐摆开，构成相当规模的红色旗海。身穿苏军大衣的驾驶员、场外巡视代表、记者以及其他工作人员等黑压压一大群。而联军方面不但出席代表人数少，且大部份乘大客车前往。因此场外共方各种人员数量大幅超出联合国军方面人员。从外表气氛上看，解释营地更像“红色根据地”。

　　乔冠华说得不错。对于任何有回国意愿的战俘，“个别解释”这个方式保他们百分之百成功。问题是乔冠华没把他所想的全说出来。他的心并不在那些已有归国之意的战俘。他想的是借“个别解释”把本来不想回国的战俘也朦回国。这个，就超出“个别解释”力所能及的范围。“个别解释”能使战俘脱离反共组织，却不能使其改变对共产党的鄙视和仇恨。于是激烈的冲突在所难免。解释帐篷陷入空前的混乱。反共战俘饱受折磨，解释代表们也吃尽了苦头。

　　为了自圆其说，中共声称接受“个别解释”的战俘仍然无法摆脱“美蒋特务”的控制。证据呢？据贺明在他的书中言之凿凿的揭发，解释营地里“特务”们是通过咳嗽，眨眼，抬头，低头，翻纸、握笔、举手投足等动作控制战俘的。这些控制手段的毒劲如此强大，致使人数占压倒优势的“我军首长”群向着反共战俘发起的强大政治攻势纷纷失效。我相信很多读者是头一回听说世上还有如此厉害的咳嗽与眨眼。而众多军师团级首长们亲自败在敌人的咳嗽与眨眼之下，实属解放军战史上罕见的失利。痛定思痛。建议解放军国防大学增设“敌特咳嗽眨眼打手势等手段之危害及其破解要点”等课程。以确保下一次战争降临时解放军指战员不致在敌军咳嗽眨眼面前再吃败仗。可怜的贺将军。读着他那些字字血声声泪的控诉，我觉得很难把眼前的文字与精神病患的自述状区分开来。

　　4、印军出兵端掉“特务组织”。

　　至此，战俘已来到“我军”强大兵团的眼皮底下。美军已经交出了管辖权，战俘们全在同志加朋友们的控制下。还有了“个别解释”这样的好东西。形势本应一片大好。可是“广大爱国战俘踊跃回归祖国”的景象硬是不出现。是什么原因呢？中共咬定说，都怪战俘营区里的“特务组织”还在起作用。至于数百米外营区里的“特务组织”是怎么“遥控”了一个坐在众多“我军”代表们面前的战俘？党说不清楚。而那些愿意申请回国的战俘一进帐篷就和解释代表敬礼握手说说笑笑，此时神秘的“遥控”顿时化为乌有。这是怎么发生的？党也说不清楚。反正共产党就是共产党。胡咬乱攀说有就有。不要证明。然而没过多久，连这个说法也被志愿军方面自己的努力给戳破了。这就是张子龙案。

　　1953年10月5日，第28营区的战俘尤学和翻出铁丝网来到志愿军驻地，报告了志愿军战俘张子龙被“美方特务”杀害的案子。中共立即在国内外发起了强大的控诉宣传。

　　志愿军战俘营中的国共双方势力杀来杀去的案子并不少。但蓄意的凶杀总是隐蔽进行且求速决。公开发生的伤亡则在群殴或意外冲突时出现。但这个张子龙被害案完全不同。它被中共媒体描绘成凶手故意丑化自己的公开杀人表演。根据人民日报当年登载的故事，该凶杀过程持续三十余小时，动用多种凶器和工具，打断多根帐篷支竿，用掉许多汽油，一点一点地切割烧烤、变着花样把人慢慢折磨到死。接着还要炒吃被害人的内脏等。凶手不回避公众，不怕周围站岗巡逻的哨兵或者入营点名办事的印军官兵发现，公然地驱赶各队战俘前往参观。特别奇怪的是，张子龙的人身权利全遭粗暴剥夺，惟有言论权被保留至最后一息以便他能不断地喊“万岁”。让人觉得凶手们可能是在中共“烈士故事编写纲要”一类章程的指导下杀人的。我们都熟悉中共所塑造的烈士，他们多有在咽气前喊出“万岁”或者掏出一笔钱来交给党的习惯。凶手如果按照一般坏蛋的办法先塞住嘴再杀人，导致烈士就义前喊不出口号，不就“辜负党的期望”了吗？

　　中立区的各国人员很难相信这离奇的故事。那里的人可以见到很多令谎言难以立足的情况。任何人只要看一眼战俘营区，即会对中共故事产生极大怀疑。营区宽度不到五十米，凶杀现场离印度哨兵巡逻通道约二十米，而俯视营区的固定哨位距离凶杀现场也只有几十米。印军哨兵如同站在三米跳台上观察泳池对岸的情形。凶杀作案时间跨越两个白天一个黑夜。期间印军要换岗将近二十茬，竟无一人看到几十米距离上的“花样杀人”表演，没有听到烈士的高昂口号声，也没有察觉到各小队战俘被轮流驱赶至现场参观杀人等极不正常的活动。这些印度兵也太“兵马俑”了吧？印军每天早晨要执行一次全营场集合点名。而“花样杀人”以及炒吃内脏等活动竟没有因此而中断。更不可思议的是，“广大”同情张子龙的战俘们看到凶杀在进行却拒不向印军呼救，冷漠地看着战友被慢慢害死而不作为。一直等到匪徒们把烈士杀完，内脏吃完尸体埋好等一切都结束后才去报案。烈士的名字也很成问题。中方的报导有的称该烈士为“张子龙”，有的则称“张振龙”。而印度人查遍其名册也找不到这样的名字。印人随即又与联军名单核对，发现联军的名册上也没有。只好推测该烈士可能由志愿军空投至28营区。11月3日印军带领各国记者前往证人所指的 “尸体掩埋处”挖掘。记者们赫然发现：镐头挖下去的地方，乃是“冰川纪以来未经人类触动过的生土”。该烈士生得无名，死得无迹。天下第一奇案也。

　　共方故事显然侮辱人类智力，在中立区传播实际上降低了中共的可信度。但志愿军方面并不在乎。因为他们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并不想查清案情真相。他们的真正目的是利用此案去清除战俘营中的反共组织。中方渲染故事给印军施加压力，要他们“逮捕凶手”。印度军队终于采取了行动。11月3日，印军荷枪实弹进入 28营区挖掘尸体并指认逮捕凶手。尸体没有挖到，却当场开枪打死了一名反共战俘。然后印军把全营区战俘集合排队，按照尤学和的指认抓人。结果把几乎所有小队以上的负责人全当做“凶手”和“见证者”抓走了。一口气逮走27人。这一来，等于把志愿军所称的“特务组织”给连锅端了。志愿军方面的目的实现了。28 营区一举成了“解放区”，形势一片大好。乔冠华们所渴望的“广大战俘踊跃投向祖国怀抱”的喜人景象眼看就要出现了。

　　万事具备，中方雷厉风行，立刻通知中遣会，他们要对28营区战俘进行“解释”。印军毫不怠慢，遂安排于隔日（11月4日）进行。印军按时调出了战俘。志愿军各组解释代表痛下决心一定要创造出优秀成绩。他们使劲浑身解数向战俘发起强大心理攻势。特别地借着昨天发生的事件向战俘们传达一个重要信息：我们要抓谁就能抓谁。你们营区的所有头头都被抓了，剩下的人应该知道谁在这里说了算。想去台湾这条路是走不通的，赶快申请遣返才有前途等等。这一天的平均“解释”时间超长，每个战俘都被仔仔细细来来回回地搓揉多遍。创下平均单人解释时间一小时五十三分钟的最高记录。“解释”力度更是超强，凶猛的“解释”言词致使犯规次数剧增。多名解释代表被中遣会罚出帐篷。鏖战一天，战果如下：经解释163名，两名战俘愿意遣返，占1.2％。各国人民都笑了。

　　被敌人“单只手放倒”

　　棋艺不佳的人要求对方先让一两子；功夫差的人要求对方先捆住一条臂。这种形式的较量，通常为君子所不齿。但却是共产党的最爱。对方只能出单手，而我党自己四肢齐上，赢的概率肯定大。但这种较量方式也不是没有风险。一旦输了，那就比最难看还要更难看，比最不中用还要更不中用。中共争夺志愿军战俘的失败，恰恰是这种类型的失败。它败在手无寸铁的战俘面前，败在曾有“最可爱的人”称号的“自己人”手里，败在“兄弟党”同志们的见证之前，败在国际舆论的睽睽众目之下。最不堪启齿的是：它被对方“单只手”扒拉在地上，结结实实地败在了自己争来有利条件之下。

　　不但败给敌人，还失去了友人。到解散期的后期时，印度军队与反共战俘关系有些改善。这应该归功于中共的蛮横和反共战俘的理性。印方先前受中共影响，很相信中共的说法。但随着他们和反共战俘交往的增加，渐渐看见了真相。共方种种蛮横无理的行径也从反面教育了印度人。中共无节制的编造战俘营地里“美蒋特务残酷控制杀害战俘的罪行”，往往超越常识而令印军难以接受。他们日夜站岗放哨成天和战俘打交道都没有看见那些罪行，远在军事分界线那一边的中共倒比他们的哨兵还更清楚。并且不由分说就压印军抓这个逮那个，多少也引起印军的反感。当中朝战俘拒不出营听解释的时候，中共总是毫不掩饰地要求印军动武。有一次监管军司令官托拉特遇到中共的蛮横无理，也帮助印度人理解并同情反共志愿军战俘们誓死不归的意志。因此他们对战俘的态度也变得友善一些。

　　1953年10月底，贺龙等率领庞大的慰问团到朝鲜慰问。他们慷公家之慨带去大量物资。还特意给中立区的反共志愿军战俘营地送来大量的慰问品。企图收买人心。慰问品中居然还有一群生猪。由于反共战俘们抵制这些慰问品。印军只好代为接受。但其他东西好保管，生猪却成了印军的心病。于是，借着反共战俘要庆祝蒋介石生日的机会，印军故意启发反共战俘：你们整天喊的那个口号“Shah Chu Ba Mao（杀朱拔毛）”，是什么意思呀？反共战俘向他解释一番。印军又说：是吗？但光喊不练，也不太好吧？正好我们有些猪。何不练一练，让我们看看怎么杀，怎么拔，好吗？战俘领悟。于是磨刀煮水大开杀戒；添肉加菜，饱餐一顿。

　　1953年圣诞节前夕，三个月的解释期限届满。联合国拒绝中方延长解释期的要求。解释营地的解释活动终止，进入最后30天的观察期。中方故作姿态地抗议了一阵以后，知趣地默认了。次年1月20日，观察期也届满。印度监管军正式释放所有抗拒遣返的志愿军战俘。那一天，反共志愿军战俘们凌晨三点起床，将营区内外打扫干净。整装待发。七点二十分，印度军队打开营区大门。反共志愿军战俘排成六路纵队，高举中华民国国旗，唱着嘹亮的歌曲，步伐整齐地迈出了印度村。长达一整天的时间里，一万四千三百余名历经九死一生千辛万苦的反共战俘第一次以自由人的身份浩浩荡荡地行进。在他们的前方，是联合国军为他们搭建的自由之门。美军军乐队高奏凯歌欢迎他们返回自由世界。热情的欢迎人群向他们致敬。战俘们要从这里登车前往仁川港，然后乘船前往台湾。在他们的后方，仍旧在不停地传来志愿军和人民军的广播声：“回来吧！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了。请转向北方，奔向自由吧！”这高音量的广播声从昨天夜里就开始了。同样的语句、用同样的音调，一遍又一遍不知疲倦地重复着。一如解释帐篷里最常见的解释词。反共战俘们早已知道，自由并不在那个方向。他们义无反顾地向着南方行进，把这喋喋不休的呼叫声远远地抛在中立区寒冷的旷野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