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9日亚特兰大第二场“九评共产党”研讨会暨何清涟《二十世纪后半叶历史解密》新书发布会

【人民报消息】(大纪元记者整理报导)大纪元时报美东南分社2月19日下午在侨教中心举办了第二场“九评共产党”研讨会暨何清涟《二十世纪后半叶历史解密》新书发布会。《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主编程晓农先生作了题为“中共五十年”的演讲。以下是本报记者根据录音整理的程晓农先生的发言，经作者核对。标题为编者所加。

两种矛盾的错觉在中国共存

谢谢各位，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能够来到亚特兰大，与各位分享个人关于中国大陆这几十年情况的分析和研究心得。首先感谢主席、感谢赵先生，刚才高主编发言我也是深有同感。

我想大概各位可能都听到过有关中国大陆的现状和前景究竟如何的看法。在这方面有两种互相矛盾的错觉。第一种错觉主要来自于年轻的一代和一些外商，说中国过去虽然犯过很多错误，但现在情况很好啊！这是一种错觉。这错觉错在哪儿呢？刚才何清涟女士地发言已经谈的很多了，像可以看得到的中共全面的腐败，还有严重的社会两极分化，大部分老百姓生活状况日益贫困，还有愈来愈大、愈来愈严重的社会冲突都证明这种感觉是错误的。还有一种和第一种错觉相反的错觉，这是来自于中国大陆一部份退休的老工人还有一部分老干部，他们说虽然目前中国一小部分权势群体确实是日益富裕，但我们这些退休的老工人、老干部的日子过得很差，相比之下好像是毛泽东时代还好一些，五十年代好一些。为什么呢？他们说那个时候社会风气好，社会比较平等，那时候生活有保障。这种感觉实际上也是错的。错在什么地方呢？这些人的这种错觉忽略了毛泽东统治的时候，大陆的贫穷，严重的连续的政治迫害，还有全面的经济社会的落后状况。

但很有意思的是，这两种错觉现在中国大陆的社会里是同时存在的，也就是说，社会的不同阶层对中国大陆现状的解释彼此完全矛盾，而且还是一种不正确的感觉。这就很有趣了，为什么在同一个时代，不同的社会群体会对这个社会的现状作出完全不同的相互矛盾的解释？我想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共对媒体的全面管制，还有大量的洗脑教育，从幼儿园一直到大学，这产生了一种长期的社会效果，那就是人们对中共五十年这段历史真相存在着大量的不解。这个误解已经不光是在大陆生活的人不解，已经影响到去大陆访问的外国记者对大陆也有误解，外商到大陆投资同样也产生误解。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大纪元时报》发表这个《九评共产党》重要性的所在。

分析两个时代

我想今天藉这个机会谈一下我个人的一些分析。我想针对这两个错觉集中分析两个时代：第一个是毛泽东时代，第二个是中共的改革时代。

关于毛泽东时代我想谈的一个主题就是，毛泽东时代大家都知道中共有一系列严重的政治错误，和非常严重的经济社会后果，我分别会提到一些。那么核心的问题是，这些政治错误究竟是中共不小心犯的错误，还是依照中共的本性和这种特性所造成的必然的罪恶？刚才高主编已经提到一些我在这边想再进一步作一些分析。

第二个问题，我想谈的是中共的改革时代。在这个改革过去二十几年当中，出现了刚才何女士讲的这一系列问题，究竟是中共在改革的道路上、在改革的政策选择上走偏了一点，还是说她谈到的这一系列结果也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换句话讲，让中共去主持这样的改革走到最后的结果，是不是会必然出现她讲的这一系列问题？这一系列问题能不能避免？再换个角度讲，这些问题是不是会必然导致中共走向它的终结？这就是我今天要谈的两个问题。

中共制度性的恶劣

大家都知道中共和毛泽东通过革命的手段夺取了政权以后建立了政权，在这几十年当中，在毛泽东活着的1949年到1976年这段时间，他造成了一系列的罪恶。我记得我两次去台湾，每次都碰到台湾年轻的大学生，很单纯。我去的一次是1990年，一次是1997年。他们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你是从大陆来的，我们以前在这边听政府讲说中共如何作恶，我们老觉得大概没那么糟糕吧？那样的恶他们怎么能作呢？然后我就对他们说，你们的童年、你们的青年时代和我们在大陆生活过的人的生活相比，你们实在是太幸福了！我说我真的为你们庆幸你们没有落到共产党手里，或者共产党真的没有踏上台湾，不然的话，我们的过去就是你们的现在。

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共从毛泽东统治以后，实际上不是毛泽东一个人在作恶，而是中共整个政党这个体系在作恶。这个政权在三个方面把中国过去的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彻底颠覆了。在政治方面，共产党是用共产党的专制替代了过去的威权政治，国民政府时代有一定的威权，但是他也还存在着一定的市民社会的自由度。比方讲，基本上可以办报，知识份子可以批评政府，民间有各种活动空间，有私立的学校，有各种民间的社团存在，这些都是可以让一个社会培养和发展一种比较相对独立的声音和社会力量的社会基础。台湾后来民主化也是因为有这个基础条件、制度条件存在。中共把这一点彻底消灭了。

第二个就是在文化层面上，中共是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彻底替代了、消灭了中国的传统道德和伦理，这个结果现在在今天的中国大陆看得非常清楚。我在台湾能体会得到，如果想体会一下传统的中华文明的伦理和道德，在台湾还能看得到，在大陆就完全没有了。在共产党统治下的社会关系里，父子关系、家庭关系、同事关系完全变成了以共产党的革命需要为标准。所以大陆出现过很多子女揭发父亲以表示他进步，妻子揭发丈夫以表示她要革命，像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到了改革以后，情况并没有真正改善，原因是共产党的那套革命伦理是破产了，现在大陆已经没有人相信他自己活着是为了革命，活着为了贡献给共产主义，连江泽民、胡锦涛本人也不相信。大家现在信什么呢？共产党已经把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道德摧毁了，就剩下了两个字，一个是势、一个是钱。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中国大陆整个社会上下确实存在一个道德混乱、社会伦理丧失的局面。原因是势和钱不是一个正常社会里人们生活追求的唯一目标，人们还需要更多的伦理和道德，而这个东西被共产党彻底消灭掉了。所以在一个没有道德伦理的社会里，大陆出现了大量失犯的行为，就是因为完全没有约束，只要没有达到法律制裁的边界或者共产党的法律不能真正有效地制裁犯法的行为，再加上还有官在保护那些与官有关的犯罪者，在这种情况下，从正常状态去看，比方说从美国这边的社会状态去看，或从台湾这边的社会状态去看，很多事情就变得完全不可理解。比方讲大陆出现一种现象，做生意时“杀熟”，就是我做生意时若需要行骗的话首先骗熟人，原因是生人不上当，我只能骗熟人，骗不了熟人我就骗亲人，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

中共在毛泽东时代的这么一套恶劣的制度，它还确确实实在刚建立政权的时候有一定的欺骗性，这就是为什么我前面提到有些退休的工人和老干部现在仍然认为毛泽东时代社会风气好、社会比较平等、生活有保障，原因是中共这套意识形态在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确实有欺骗性，在我个人上小学的时候我也还不怀疑。那么共产党的这整个制度，政治经济制度加上意识形态，是怎么被戳穿的？其实是被中共自己的一系列政策戳破的，这个欺骗性是中共自己把它一点一点地戳破的。比较早的像是“反右”，把知识份子当作“右派”打击；然后紧跟着是“大跃进”，造成了三千多万人口的饿死；以后又到了“四清”，然后最严重的是“文化大革命”。

有计划有步骤的“疯狂”

我今天不再重复大家所知道的中共的恶行。我想在这里说明的一点是，中共为什么会这么的疯狂？《九评》是从中共的本性这个角度来谈的。我今天从另一个角度做一个补充性的分析，就是中共这个疯狂政策的由来是有很多国际背景的，就是说中共做了很多事，但不是为了国家，不是为了这个社会，不是为了这个国家的民众，而是为了它自己一党的利益，因而不是一种疯狂，不是一种失去理智的作为，而是一个有计划有步骤有非常明确的目标的。

首先谈谈中共为何会卷入韩战。我所主编的杂志《当代中国研究》在1998年登过一篇很重要的文章，作者后来被抓到监狱里去了，现在还被关在监狱里，判了十几年。这个作者是牛津大学的博士，本人是军队高干家庭出身。他写了一篇文章，揭露了中共参与韩战真象的文章，韩战的发动其实是中共侵略南朝鲜。担任金日成攻击南朝鲜军队的主力的，实际上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个师加两个团一共将近八万人。这批人原来是中共解放军的主力部队，是从中国东北的朝鲜族所征的兵，兵和官都是朝鲜族，但是本人都是大陆的公民，一家大小亲属全都在大陆，从来不在韩国。中共将这个部队从人到武器全部都转交给金日成，金日成就是利用这支部队一口气打到了南朝鲜的釜山外围。这一篇文章是该作者的博士论文，里面披露了很多真象。实际上中共早就准备了配合金日成占领南朝鲜。因为中共有一个很大的野心：希望不光是在大陆夺取政权，还要将整个东南亚变成像东欧一样，成为中共所控制下的一个后院，把整个东南亚都赤化。当时中共一方面出兵帮助金日成打南韩，最后引起联合国军队出兵保护南韩。同时它也支持北越打南越，还在东南亚策动了一系列政变活动。当时中共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曾经在它夺取政权后相当的一段时间是相当活跃的。

本来中共是有机会走向一条比较温和的道路，不必和苏俄同流合污勾结在一起，但是中共选择了和苏俄完全走在一起。原因是它有这样的政治野心，很多人一直以为中共其实可以不必和苏俄合到一起，可以和美国发展一个比较好的关系，事实上当时中共打过长江的时候，美国大使馆留在南京等待和中共接触，苏俄大使反而是跟着国民政府迁到广州去，他们是坚持和国民政府保持联系的。换句话说，苏俄当时对中共是采取两面政策，一方面把日本人留下的枪炮交给中共，让中共去组织东北野战军，在东北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另一方面又在外交上配合国民政府。而美国当时对中共是留了余地的，希望能够和中共发展关系，但是被中共拒绝了。拒绝的原因是：中共希望在它扩张东南亚的版图的过程中，能获得苏俄的支持。

中共为了提升它在整个国际共产运动阵营里的地位，采取了一系列作法，包括毛泽东迅速的对农民实行农业合作化，后来的“人民公社”则是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提升。毛泽东当时的理由就是，中国要想在共产主义阵营里面占据一个重要地位的话，就必须要有很高的粮食产量和钢产量。为此，他们就想要通过农业集体化来达到这个目标，所以中共在五O年代初期通过土地改革将土地分给农民以后，中国农民只过了两、三年的好日子，紧接着中共又把土地收回来了，为的是想要增加产量。这个过程就导致一步步升级为“人民公社”，而“人民公社”进一步导致饿死了三千多万人。这是一个完全失败的过程。

从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不是共产党糊涂，它是有目标要这样做的，当然它没有预料到：像人民公社这样强行的农业集体化会饿死那么多人。但事实上强制集体化在农村是必然会造成这样的结果的，对这一点共产党是知道的。早在1929年苏俄就发生过同样的情况，而且所饿死的农民比例也是占农村人口的6 % 。后来同样的情况发生在中国，饿死的农民比例也是6 %。这不是偶然的巧合，是有一定的制度背景的。

中共为何会在1958年突然变得那么激进和狂热，要“跑步实现共产主义”，当中也有它的国际背景。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毛泽东的姿态摆得非常低，因为他不敢得罪斯大林，而且当时斯大林的威望和权力，还有他所控制的资源远远高出中共，所以中共对他还有依赖。斯大林死了以后，毛泽东几次和苏共的继任领导人赫鲁雪夫交往，在交往过程中毛泽东很快发现他自己可以占上风，这时候中共的态度就突然改变了，变得比苏联还要激进，当时的苏联选择了要走一个比较温和的道路，而毛泽东立即就表示，你温和我就激进，以显示我是更革命的国际共运领袖。毛泽东当时选择了这样一个目标以后，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中共领导人，包括周恩来，全都是赞成的。所以在“大跃进” 这个问题上，他们是支持毛泽东推动一场“大跃进”运动，希望能用一个非常的手段在短短的几年内让中国的钢铁产量翻一番，粮食产量翻一番，而最后的结果是饿死了三千万人，中国大陆的经济彻底垮了下来，以后不得不慢慢恢复元气，从1961年垮下来一直到1964年才勉强恢复。

这以后毛泽东之所以发动“文化大革命”，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在五O年代所做的这一系列活动已经开始严重的影响毛在党内的地位。很多人认为，刘少奇在推动经济复苏的过程中采取了和毛泽东相反的政策，显然比毛泽东要高明一些。所以毛泽东认为自己的威信受到了打击，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毛泽东也觉得，他有机会在当时六O年代中期的国际环境里进一步扩大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影响力。所以中共当时就和苏俄在很多领域展开拉锯战，要争夺国际共运的领导权。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迎合了西方社会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左派小势力的需要，也符合毛泽东打击党内反对派的需要，毛泽东通过“文革”巩固了自己的权位，同时进一步提升对他的个人崇拜，把整个中国纳入他自己个人支配的政治需要当中。

从规律性来看，斯大林夺取政权得到最高领导人的地位之后，也走过一条基本相同的道路，金日成也是一样，毛泽东也是一模一样。类似的很多情况在其它共产党国家都会看得到。也就是说，共产党国家的一套制度，领导人、领袖和政党、领袖和军队、领袖和国家、领袖和政府这一系列的关系，都完全被领导人个人的意志和个人的国际地位所支配和操纵。

现在回过头来看，毛泽东时代中国走过的二十多年，就是从它建立政权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出现了一系列政策的失败，给中国大陆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这并不是偶然的，并非中共不小心犯的错误。只要共产党政权在这样一个国家统治的话，它所走的每一步、所采取的每一个政策都是有迹可循，都可以预料的到，也是难以避免的。换句话讲，对中国大陆来讲，中共执政的日子其实是一场浩劫 。既然四O年代中共利用抗战和内战的机会夺取了政权，那中国大陆就必然不可避免的陷入了这样一场灾难。

为挽救和强化统治而改革

到了1978年的时候，就中国大陆的状况总体而言，和周边原来与它地位相当的国家相比，那就落后得太远了。如果年纪大一些的可能都知道，中国大陆在30年代、20年代的经济状况并不差，很多大都市-像上海这样的都市-当时的发达程度超过东京，更不是后来的香港能望其项背的。但是经过中共统治，到了毛泽东死的时候，中国大陆自己的官方说法都承认，“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就是说大陆的整个经济状况已经快撑不下去了。与其他的地区或国家相比，大陆远远落后于台湾，远远落后于南韩，也落后于新加坡、香港，和很多其他的国家。

这就是为什么中共在毛泽东死后要改弦更章，这一方面是中共希望把中国大陆的状况改得好一些，另一方面还有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通过这改弦更章才能够让被毛泽东压制的一大批共产党的老干部重新夺回权力，这一点现在很多人没有注意到。中共一开始否定毛泽东部分路线的时候，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复辟，需要重新恢复被毛泽东打倒的一大批共产党干部的权力，这一点在80年代初期是非常明显的。那时有一大批中共的老干部希望藉这个机会重新掌握权力，然后按照他们喜欢的毛泽东的50年代政策来施政。可是，那时中国大陆已经开始了农民自发的农村改革，结果在经济造成了不能逆转的局面，共产党原来的计画经济慢慢地被农民的土地承包制瓦解了，共产党在农村建立的人民公社制度最后彻底解体了！

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就不得不顺应这个状况，开始所谓得城市经济改革。现在回过头来看，共产党当时实行经济改革有一些偶然的因素，但更多地是为了挽救和强化它自己的统治，当然稍带也给当时的老百姓带来了好处，所以80年代前半期到86、87年的时候，中国大陆老百姓是过了一段不错的生活，生活水准有明显的提高，社会各阶层的满意程度比较高，社会矛盾也比较小，所以很多人现在回想起来觉得那个时间不错。

中共“改革”的真实面目

那么，究竟中共的经济改革是不是算一个成功的改革，前面有在座的提过这样的问题，与苏俄、还有东欧各国的经济改革比，哪一个好？哪一个差？我想，如果一项一项来看的话，中国的经济改革在农村方面，把共产党夺走的土地还给农民，一开始是成功的，其效果也显现出来了，所以才会有80年代前半期农村经济状况的改善。但是，这个状况的改善，它必然是短暂的；地还给农民以后，农民的生活改善了，接下来后续的效果就没有了。不可能单靠分地这一措施长期维持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还需要别的改革，而进一步的农村改革对共产党来说就做不到了。共产党为了统治农村养了几千万农村的干部、农村的官僚。中国历史上农村的官和民的比例一般是一比几百，而共产党养的官数量太大，多到一比几十，这样的话，为了养这些官，农民就不得不承担越来越重的开支，苛捐杂税越来越多，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三农问题”始终解决不了的一个重要原因。人口太多是一个因素，农业本身发展太慢是一个因素，农民负担太重也是一个因素。之所以共产党的那么多腐败的官裁不掉，原因就是共产党的政治没有改变。

中共在改革中始终不愿意把它的政治做任何改动，那么由此带来的问题就是，农村的好日子过一阵走完一段以后就不会再出现了。刚才在休息时我和一位安徽来的先生谈到，他的故乡是安徽，我在那里生活过十几年。安徽这个省在中国是一个中等地区，鱼米之乡，但这个省的经济状况在农村改革的头五年改善之后，从此就没有明显的改善。那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我个人做过分析，安徽农民从1987年到1994年实际收入的增长率是负零点一，就是说，那么多年里平均下来，农民收入的名义增长扣掉物价上涨后的实际增长率是负零点一。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它说明，在一个中国的中部省份，如果共产党只是把土地还给农民，它顶多维持几年的农村生活改善，以后就没有作用了。

中共在经济改革中还做了一件事，就是把计画经济放弃了。一些经济学家有一个简单的假设，以为把计画经济放弃以后就应该出现市场经济了，这个判断是错误的。原因是，在中共没有放弃权力的情况下，计画经济放弃以后出现的并不是市场经济，而是一个被共产党各级官员操纵的一种权力经济，这一点何女士的《现代化的陷阱》有很详细的分析，这里就不多说了。

经济改革的第三点是改革企业体制。中共的企业原来都是国有的，在经济改革当中中共试了所有的办法，最后走到现在的结局，企业不是垮掉了就是被经理买下来了。中国最近流行一个词叫Management Buyout，就是说国有企业最后都成了经理门的囊中之物，一个几千人上万人的工厂最后居然会落到一两个人手里。这种改革很难说是成功的，在俄国、东欧都没有出现这么糟糕的情况。

中共还有一个做法，刚才何女士在讲话里谈到过，在中国大陆很多词都加上了“改革”两个字，住房改革、医疗改革、什么“高教改革”、收费制度改革。许多政策都叫改革，其实从它的政策实质来讲并不是改革，而是缩减社会福利。中共原来的住宅制度是免费的，而在所谓的“住房体制改革”的过程当中，却藉“改革”的名义把免费住宅改变成收费的了，不但房子的房租要提高，而且你原来住的那个单元的产权也让你花钱买，如此一来就把很多人的家底掏空了，很多人积蓄了几十年的钱还不够买他原来免费住的房子。同样的，“医疗体制改革”通过实行医疗保险，把原来工作单位提供的免费医疗取消了，现在很多人不得不为了治病存大笔的钱，因为目前的医疗保险覆盖的面非常小，允许报销的数额非常低。

中共一方面把老百姓的社会福利降到最低，同时却大幅度量提升官员的福利，所以现在中国的各级官员成了社会福利水平最高的特权团体。最近我看到北京市有一个报导，说北京市政府为了鼓励各区县乡镇政府处以上干部买私车，首先允许他们每个人现在都有权坐公车，另外每个月再发两千到三千块人民币的补贴，理由是发的这两三千块就可以积蓄起来买私人车，将来你就不用坐公车了。

拿这项“改革”政策与刚才讲的政府把老百姓的基本的医疗、住房福利全部砍掉作对比，就看得很清楚了，它的所有政策在“改革”的名义下都是偏向官员集团的，目的是为了让官员集团用各种名义捞更多的钱财。我以北京市的这个例子作说明，就能看得很清楚，处长以上官员本来就已经有司机给他开公家的私人专用车，他到哪里私用公用全部由他决定，在这种情况下居然还要再给他加发“购车补贴”，数额相当于他两个月的工资，就是说，他的“购车补贴”等于他工资的两倍，由此可见，这个所谓的“改革”具有什么样的特点。

我曾经做过分析，中国大陆的这场改革最后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它除了依靠引进外资来支撑经济以外，剩下的就是依靠大量的公共工程来支撑经济。所以最近这七、八年去大陆的人都会有一个印象，就是城市建设真漂亮，大量的高楼大厦建起来了，出现了大量的高速公路、桥梁，市政建设做得非常漂亮，似乎可以超过纽约或者超过多伦多。很多人认为，中国已经现代化了，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正是中国经济病态的一个表现。

为什么这样讲？这就涉及到中共统治下改革谁得益的这么一个根本性问题。如果中国大陆的经济改革最后是让中国的大多数人得益，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应该是市场愈来愈大，老百姓的购买力愈来愈强，可事实正好相反。在美国，每年的ＧＮＰ比方说是十万亿美元的话，美国老百姓每年购买的消费品差不多也是这个数字。为什么呢？老百姓大量用信用卡消费，因为他们对美国的经济有信心，结果美国就不得不大量进口商品，所以中美之间有很大的贸易赤字。而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中共讲中国每年有一万亿美金的国民生产总值，但是老百姓买的东西只值百分之五十，还有百分之五十是什么呢？是中共用公共工程营造出来的。原因就在于，中共的经济改革最后图利的只是一小部份人，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左右，就是中共的官员、和官员勾结的商人、中共养的一部份知识份子。这百分之十五的人口他们所要消费的东西，很大一部份是进口的，他们不要买中国产的产品，而百分之八十五的老百姓的消费能力却处在相对萎缩当中。

我做过一个研究，结论是中国现在出现了一个学术上叫做“去工业化”的现象，这听起来很荒唐。一个发展中国家要走向现代化，盖了那么多高楼大厦，听起来应该是现代化了，现代化的标志就是工业化啊。而中国的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官方数据显示，中国现在离工业化愈来愈远了，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在整个经济当中的比例在迅速地缩小。原因是什么呢？中国大部份的工业产品在国内找不到市场，可以用百业萧条来形容，就是大部份中国国内企业生产的产品都卖不掉，普遍过剩，以致于很多企业慢慢地倒闭了。 中国的经济现在主要靠两条。第一，靠低工资高劳动强度的农民工替外商企业装配产品，然后出口，来支撑中国大陆的经济。再一个就是靠各级政府大量营造工程，还有就是房地产泡沫化的发展。这两条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属于不正常状态。所以最近中共对美国一家投资谘询公司的一个专业经济学家的分析非常愤怒。因为这个经济学家说，中国经济如果照这样下去是支撑不了的，无法维持。他说没有一个国家的经济要靠公共工程长期支撑，因为这个公共工程大家都知道是用银行老百姓的存款，用政府的投资去维持，这些工程盖了以后，投资基本上不可能回收，所以它最后不是成为银行的坏帐，就是投资的浪费。所以经济不可能长期靠公共工程支撑，一旦没有新的工程了，或者政府没有钱来支撑新的工程，或者银行不能再拿钱来支持公共工程时，那么中国经济的增长就会掉下来。

所以从长期来看，中共现在这个只图利于一小部份人口的做法，已经对它整个经济带来了致命的影响，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结构开始畸形化了。这也是为什么那些退休老工人、老干部现在说他们的状况恶化，原因就是中共早把他们抛弃了，所以他们有不满，虽然他们对毛泽东时代的怀念是个错觉，但他们对现实的不满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就是，中共的整个改革模式可以说其实不是为了这个国家，也不是为了这个国家占百分之八十五的民众，而是为了它自己的图利集团。

有人讲，中共一直在反腐败，是不是腐败能够减少一点，中共就会变得好一点？其实，换一个角度来看的话，腐败正好是中共改革的目的，要是不允许各级官员腐败，它就不改革了。他们那么热情地吸引外资的原因就是这背后有腐败的机会。为什么要营造公共工程，也是因为公共工程带来腐败捞钱的好机会。

再进一步来谈，在一小撮权势集团变得非常非常富裕，大部份人口活得愈来愈穷的情况下，社会衡突在中国是不可避免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共政策的结果，或者说中共改革的结果，是改出了一个在火山口上的中国，中共实际上把自己放在了火山口上。从某种立场讲，中共的改革必然会引向这么一个结局。

谁真正关心中国的未来？

很多人都说，这个危险、这种结局、这个潜在的危机，你看得到，中共难道看不到吗？中共确实看到了，看得很清楚，比我们还清楚。因为我们所能掌握的资料都不如中共官员掌握的内部资料那么完整，那么准确。最后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共不怕？不怕它的未来？

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你们就明白为什么了。我认识一个中央政府部门的处长，他6年前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从华盛顿给我打电话，说他来美国了，打个电话聊聊天。我问他，你是观光还是出差啊？他说都不是，我来探亲的。我问，你太太在这里念书吗？他说没有，就是住在美国，他女儿在美国念中学。我说，你是个处长，你太太住在这儿，她不工作啊？他说，不用工作，我养她。我说，你一个处长一个月的薪水当时才一千五百块人民币。他说谁靠那点工资啊，我在美国买的房子就值一百多万美元。原来这位现任处长已及他的太太、女儿早就移民美国了，都有绿卡。我又问他，你们不担心中国现在存在的这些严重问题吗？他的回答是，那要看什么人了。他说，局长以上的官员，根本不管，他们才不担心呢。我问，为什么呢？他回答，很简单啊，他们都有绿卡啊，甚至都是外国护照，他们只不过是在中国捞一天算一天，而且已经捞够了，在美国都有几百万、上千万的存款，这辈子吃不掉，用不掉，他们只是在中国享受权力的快乐，多一天算一天而已；哪一天要是“船”沈了，“船”翻了，他买张飞机票就走了，从此就不再是中国人了，那个中国怎么困难跟他都没有关系了。我又问他，那谁现在担心中国的麻烦呢？他回答，我啊，像我这样的处长啊。我就问他，你为什么担心呢？他说，我们的时间不够啊，我还要七、八年啊，再给我七、八年，我就再捞七、八百万美元，那就够了，我也就不在乎了。

从这里，你们可以看出一个问题来，为什么说腐败是中共的目的？中国的改革开放给共产党带来的绝妙的好机会，就是他它可以把中国捞空了以后不再当中国人，把这个国扔掉不要了，像扔破抹布一样。糟糕的是，现在还有相当多的人被共产党的宣传蒙骗了，以为这些准备把他们出卖的精英是他们可以依靠的。所以我说《九评》的发表，还有更多人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在相当程度上是帮助大家重新认识中国的未来、也认识他们自己未来的一个很主要的途径。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