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破坏民族文化罪证之一
 
作者:方醒
 
2005年2月20日发表
 
【人民报消息】中共用暴力夺取政权后还不到两年,就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对知识份子迫害的政治运动,这就是对乞讨办学的武训的大批判。“它从批电影《武训传》开端,横扫整个思想文化界,深入文化界的各个部门,持续将近一年。”(见<风雨苍黄《武训传》 >· 严秀)

我在念中学时,曾读过《武训传》的文章,武训乞讨办学之举令我深受感动,对武训那种无私的奉献精神,我十分敬佩。因此那时我对武训十分崇拜。

武训是山东堂邑人,生于清朝末年(1838-1896),出身贫寒,没有上过学。因为他没文化,不识字,常常被人歧视、欺骗和欺压,吃了不少苦,遭了许多罪。武训成年之后,有感于自身没文化的遭遇,认为穷苦人要想摆脱贫困,过好日子,不受他人欺凌,必须要有文化,有知识,才能自救,因而他萌发了办学意图,要让穷人家孩子能够入学读书。然而要办学就必须筹集资金,对于一个穷苦人来说,这是一件十分艰巨之事。于是他四方奔走,向富人求乞施舍,筹集资金,兴办义学。在向人求乞施舍的过程中,同样也遭到一些人的白眼和鄙弃,但他并不因此而灰心泄气,始终不渝的坚持着。他这种舍己为人的奉献精神,坚韧不拔的奋斗风格,挚诚纯朴的情意,令他人为之感动,许多富人和其他劳苦人民,纷纷伸出支援之手,解囊相助。经过他毕生的努力,终于办起了三所义学,使许多穷苦人家的孩子能够免费入学读书。

对武训乞讨办学之举,历届政权无不予以嘉勉和褒奖,清政府赐以“义学政”的称号和“乐善好施”的匾额,还赐以最高荣誉的奖赏--黄马褂。民国政府对其也是一直推崇和表彰的。1943年至1949年,中共冀南行署还设立过武训县。政界要人、社会名流和文人学者如蒋介石、陈思源、戴季陶、蔡元培、李公朴、陶行知、冯玉祥、张学良、郭沫若、郁达夫、藏克家等人,对武训和他兴办义学之举都是十分称赞和推崇的。知识界视其为平民教育的先驱楷模,广大民众奉其为武圣人,并为其兴祠立像,崇拜至极。特别是陶行知先生,还以武训为榜样,创办育才学校。社会上普遍认为,武训走的是教育救国的路,兴学反映了下层农民朴素的改良主义意愿,他是改良主义中的平民改革派,继承和发扬了仁者爱人的思想,对社会下层表现出强烈的同情心和博爱精神。总之,武训无论在哪个阶层,都是被尊敬和推崇的。

电影著名编导孙渝先生,受陶行知先生之托,创编电影《武训传》,从1943年开始创编,后因受时局和身体健康的影响,中间有所停顿。1947年,孙渝先生从美国回国之后,为完成这一委托,继续收集材料,多方征集意见,并三易其稿,终于在1949 年完成创稿并由赵丹、黄宗英等电影名流主演,由私营的昆仑制片厂拍摄,于1950年12月,在中南海小礼堂试映,当时朱德、周恩来等一百多名政要到场观看,影片得到一致好评,特别是朱德赞誉犹佳,亲自和孙渝握手,表扬他作了一件非常有教育意义的好事。之后电影《武训传》在全国各地公映,得到了广大观众好评,卖票率极高,被《大众电影》杂志评选为十佳影片之一。

其实,在电影《武训传》中,虽然保持了武训精神的主流方面,但编导在三易其稿中,因受政治诸方面因素的影响和限制,在历史事实的情节中,还是作了许多改动,以满足政治的要求。然而即使是这样一部电影,在全国放映数月之后,却也掀起了一场全国性的思想大批判的政治运动。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撰写的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毛在社论中认为:《武训传》贬低了农民革命的作用,“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封建统治者,而是象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统治者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哪里去了呢?”

社论虽然文章不长,可杀气腾腾,字字见血,火药气味极浓,掀起了中共执政以来第一场全国规模的政治运动。在社论的指引下一些极左文人,如所谓的“革命理论家”周扬、何其芳等纷纷披挂上马,大写批判文章,短短十天中,在报章上发表的批判文章多达百余篇,继之多达八百余篇,立刻在文化界中,掀起了狂风恶浪,而且波及全民,原先推崇过武训精神的人,无不站出来检讨自己,连周恩来也未例外。还有些人如郭沫若等,拿起笔来,反戈一击,大写批判文章。

为了证明社论的重要性、及时性和开展大批判的必要性,还专门组织了以江青为首的16人的调查组,调查组经过数月调查,写出了一篇完全是捏造、谎言、捕风捉影、歪曲事实的《武训历史调查记》,其结论是:武训是一个以兴学为手段,被当时的反动政府赋予特权,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大地主。硬把一个贫苦农民说成大地主,把兴学集资说成是为个人致富,把一个从善积德之举,说成是剥削危害他人,把一个无私奉献的人,污蔑成为私为我。这份“调查记”在《人民日报》上分日连载,并被印发至全国机关单位、学校、部队,组织讨论学习,把思想大批判推向高潮。这篇“调查记”欺骗了许许多多的人,也毒害了许许多多的人。就以我自己来说,在未批判之前,我对武训是十分崇拜的,但参加学习“调查记”之后,我却对“调查记”深信不疑,因为我那时很天真、很盲目、也可以说很愚昧,绝不相信“中央”还会造假,还会耍流氓愚弄百姓,因此我对武训的认识也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由崇拜而变为鄙弃。现今看了大纪元社论《九评共产党》之后,对照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整人材料,如批刘少奇、彭德怀、林彪等,可知其造假材料,从来都是随手可以拾来的,回想起来,我不也曾是被毒害者之一么?

那么中共为何要开展这场政治运动呢?

中共党文化的需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是中共党文化的体现,中共是以暴力、斗争为其学说的,所以“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而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是讲仁、义、礼、智、信,讲忠恕,讲博爱,讲善,这些和中共的党文化恰恰相背逆,水火不容。而武训精神,却充分体现了我们民族文化精神,因此中共以批判电影《武训传》祭刀,首次开展这场大批判的政治运动。

中共是以暴力、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如果认可了武训精神,这将使其政权的合理性受到质疑,周扬1951年8月8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的文章,周扬逻辑的前提是:新中国是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成果,如果强调改良主义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就等于质疑了革命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因此,中共必须要反对武训精神,绝尽其能的打棍子、扣帽子,污蔑武训是改良主义、投降主义、调和主义,丧失立场,污蔑农民革命等等,从而确立它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藉批判武训及电影《武训传》,对广大所谓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份子,进行一次彻底的思想改造,用大批判的形式,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方法,用打压拉拢的手段,威胁、利诱广大知识份子,让其在运动中学习马列主义,彻底摒弃旧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新树立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共产主义思想,为其驾驭,为其驱使,为其所用。

在掀起一场全国性的学习讨论《武训历史调查记》,也是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洗脑运动,通过伪造历史、谎言诱导来宣传革命思想,批判改良主义,灌输阶级斗争意识,达到把广大群众控制在其统治手中,巩固其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牢牢树立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跟其干革命,搞斗争,才能彻底解放自己,除了革命,除了斗争,别无出路这个认识的目的。

这场政治运动持续了将近一年,极大的破坏了我们的民族文化,我们传统文化中的好的、正的、美的,却受到诽谤,受到排斥,并被暴力革命、武装斗争、阶级仇恨、泯灭人性等坏的、邪的、恶的取而代之,致使当前的中国社会出现了道德败坏,世风日下,为官者贪污腐化,有权者强抢豪夺,没有道德约束,没有法律管制,广大人民无民主可言,无自由可谈,生存在苦难中。同时,对知识界也是一场巨大灾难,广大知识份子,深受其害,思想受束缚,言论无自由,惶恐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特别是在电影界,产生一种“不求艺术有功,但求政治无过”的心理病态,著名电影演员赵丹,在其《地狱之门》中谈到:我怎么会走上公式化、概念化的路上来呢?……影片《武训传》受到全国性的大批判后,我在思想上逐步形成了几个概念:1、艺术必须为政治服务,因此,艺术本身没有其它职能,艺术即政治;2、只能歌颂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不能歌颂其他阶级的人物,对其他阶级的人物,必须是批判性的。而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则必须是具有崇高思想境界、高尚的道德品质,不具有缺点和错误。如果稍微写一点缺点和错误,就犯了立场、倾向性的原则错误;3、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烙印,因此一招一式,一举一动,一颦一蹙都有阶级的内容,因之一切人物的内部素质与外部形态,都只应该堡垒分明的表演,否则就混淆了阶级的界限啦……。这充分反映了知识份子、艺术家们的苦恼、彷徨、疑惑、局促不安的痛苦心态。

大批判虽只历时一年,但余波始终未断,在文革期间的一九六七年,人民日报在五月二十六日,重新发表毛泽东写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社论。五月二七日人民日报在报导全国亿万军民欢呼“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重新发表的同时,宣布把《武训传》和《修养》(刘少奇着)一起抛进垃圾堆,修正主义与奴才主义挂上了钩。武训再次遭到批判,坟墓被挖,尸骨被抛,塑像、匾额、祠堂被毁。

直到1985年9月6日,中共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在陶行知研究会和基金会成立大会上,对这场批判作出了否定的评价,他说“解放初期就1951年发生过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个批判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我们现在不对武训本人和电影《武训传》进行全面的评价,但我可以负责的说,当时这种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因此,这个批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基本正确。”胡乔木这番讲话,只是代表了“我可以负责的说”,而不是集体的决定,而且对武训本人及电影《武训传》也未作出全面的评价,只能说胡的讲话,起到一定的效果作用,并未能解决其实质的根本问题。直到如今五十多年来,电影《武训传》从未作过公开纪念放映过。仍然是被打入在冷宫之中。

只要中共邪灵存在一天,对民族文化的破坏,就绝不会休止。作为中国人,我们大家都必须站出来,制止这场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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