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審查過程中，丁子霖等人交代了與境外組織相互勾結，共同策劃，採取報假貨名、僞造發貨人姓名等欺騙手段，從境外寄送違法物品，逃避海關監管，以及進行其他非法活動的事實。警方依法對其進行刑事拘留並教育訓誡。她們對自己的違法行爲表示悔過，在辦理相關手續後分別在三月三十一日和四月二日回到家中」。

看到這裏，我不禁啞然失笑，因爲中共有關部門的「抹黑」伎倆這些年來非但毫無長進，「政治藝術」也越來越不成熟。

這使我自然地想起了我四年前的遭遇：我因爲回國收集研究文革的材料，於1999年8月被捕，在2000年1月27日，同樣因爲國際國內一片抗議的聲浪而被北京市檢察院無罪釋放。然而，同一個中新社卻說我是因爲：「已悔過」，「揭發他人，有立功表現」而獲釋。對此，非但我在美國一下飛機就給於嚴詞駁斥，我的好友劉再復教授也曾就此在香港《明報》專門寫了〈宋永毅案的教訓〉一文。其開篇如下：

「今天確鑿地聽到宋永毅被釋放並已到達底特律機場的消息，我真高興。宋永毅對記者說，他沒有做錯什麼事，也沒有寫過一個字一個標點的檢查，對文化大革命，不僅要繼續研究，而且要愈來愈深入。不知道釋放者爲什麼要編造一個他在監牢裏「表現好」、「已悔過」的謊言。我也納悶：把人折磨了近半年，最後一筆還要給被折磨者「抹黑」，這是什麼「政治藝術」與「政治道德」？」

其實這種拙劣的「政治藝術」明眼人是可以一眼看穿的。就我的案子來說，與我同案被捕的是我和文革研究毫無關係的妻子。難道我的立功表現是我「揭發」了她？就「天安門母親案」而言，據說唯一的證據是他們接受了海外寄來的一箱印有「天安門母親」字樣的T恤杉。中國的法律從來沒有禁止過公民不能接受海外寄來的T恤杉，更無法管到海外寄貨者如何申報的自由，丁子霖等人作爲接貨者何罪之有？爲什麼要「表示悔過」？離奇的編造起不到對受害者譭譽的目的，只能使人對害人者本來就不敢恭維的聲譽更嗤之以鼻。

儘管對中共有關部門的失望，但我還是願意他們就「天安門母親案」 吸取如下的教訓，或至少在「政治藝術」上有所提高：

1） 不可輕舉妄動、冒天下之大不韙隨便抓人：抓人是一件大事，中國自加入了國際人權條約以來，時時受到國際輿論的監督。我想安全機關原來想通過抓「天安門母親案」那樣國內外有聲望的異議者來樹立他們的「執法」的威信，但是剛抓了四、五日便在海內外抗議聲中被迫釋放只有使抓人者更聲名掃地─損人而不利己。

2） 不要自樹強敵、老做在效果上適得其反的事：「天安門母親案」這次被抓，不僅使她們的聲望在國際上又上了一個可觀的等量級，網上授予她們諾貝爾和平獎的呼聲也已經越來越高─這是否是安全機關的「本意」呢？

3） 要有一點起碼的做人的道德（或「政治道德」）：做事萬不可喪盡天良、激起天人共憤。如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著名歷史教授余英時先生所說：「人家是或者孩子或者丈夫死了15年，含冤不白，只是要得到一種正確的認識，要政府承認他們是殺錯了，這件事情是沒有理由可講的。你可以想像美國911受難家屬然後再被懲罰嗎？所以這是不能容忍的事情，超過了文明的界限了，這不是一個政治問題了」。

以上三條，借當年劉再復教授爲我所寫的〈宋永毅案的教訓〉的題目寫下，願中共的某些部門能反思一下。

(4/2/2004 10:34:09 PM)

轉自《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