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中新社廣州10月9日電：中國每年發生傷害7千萬人，死亡80萬人，佔總死亡數的11%。「傷害」已成爲中國1至30歲年齡段人羣的第一死因。這條消息來自「第三屆中國傷害預防與控制學術會議」，世界衛生組織有關官員和各方專家與會。該報導說，傷害可分爲：非故意傷害，如道路交通傷、空難、海難、溺水、中毒等；故意傷害，如自殺，謀殺、暴力、恐怖襲擊、虐待等。這篇文章還說，近年來，中國每年發生多起突發傷害事件，傷害每年使二百萬中國人遺留功能障礙，190萬人終生殘疾；每年傷害的醫療費高達340億至1170億元人民幣，社會代價達1360億至4680億元人民幣。專家介紹說，自殺是首位傷害死因，每年有25至35萬中國人死於自殺；其次是車禍和淹死。據世界銀行估計，到2010年，中國每年將有140萬人因傷害而夭折。

上文所列舉的「傷害」顯然並不包括執行死刑的數字，也不包括未能統計上來的死亡數字。我在相關文章中曾提出過，中國每年執行死刑的犯人大約在1萬人左右。而上述統計所覆蓋的案例大約只佔實際案例的85%：農村和偏遠地區的案例沒有進入媒體視野，而一些地方和單位存在嚴重的隱瞞死亡事故的情況。如果上述分析成立，中國每年「非正常死亡」人數應在95萬左右。

80萬人是甚麼概念呢？它意味著中國每年發生200次911恐怖襲擊，接近3次「南京大屠殺」，或者7、8年就完成一次納粹大屠殺。今天，至少在江澤民「十五年盛世」中，中國每天至少有2222人因「傷害」而死亡。你正坐在辦公室裏與朋友聊天，或者正在海濱浴場，或者正在網絡上與他人爭吵──與此同時，中國有2000多人正血肉模糊地離開這個世界。無論你有怎樣「理性」的心靈，你無法否認，中國每天都發生著一種特殊形式的大屠殺。讓人永遠無法理解的是，世界對這靜悄悄的大屠殺聽之任之，而中國精神幾乎完全缺乏這種概念，沒有興趣把鄰居的大量死亡對像化。這種悲劇在相當程度上恰恰是社會秩序徹底崩潰的結果，而這種狀況正是「穩定壓倒一切」政策下發生的。顯然，對這個社會負有管理責任的政府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而那些負有、特別是自認爲負有「代表」資格的各類精英，同樣負有不可推卸的道德責任。

一些朋友不理解我爲甚麼總是反對任何關於中國精神狀況的讚美之言。事實上我當然理解對黑暗中的「半吊子自由」進行某種鼓勵的正面意義。但總的來說，「半吊子自由」無法改變「我們是有罪」的這一基本真相。1989年以來，「中國思想」在三大事件上都是有罪的：第一是在「六四」問題上，中國精英基本上保持了沉默。第二是在法輪功事件上，中國精英再度沉默。第三就是「非正常死亡事件」，每年至少80萬人的鮮血，卻沒有激起任何像樣的抗議和傷痛。在如此灰暗的背景下，我們如何接受讚美和獎品呢？當悲劇正在上演的時候，「公共良知」怎麼可能有心情不去抗議反而「按英雄排座次」呢？如果我們缺乏抵抗的勇氣，至少也把這種互相撫慰的精力節省下來用於懺悔吧。大屠殺的在場者，十字下的旁觀者，已經喪失了尊嚴。而對這種喪失缺乏清醒意識，就是第二次喪失尊嚴。這是不可救藥的墮落。

2002 年10月10日，瑞典文學院宣佈將本年度諾貝爾文學獎授予匈牙利作家凱爾泰斯．伊姆雷。凱爾泰斯．伊姆雷是納粹大屠殺的倖存者之一。瑞典文學院在宣佈凱爾泰斯獲獎理由時說，他的寫作「支撐起了個體對抗歷史野蠻的獨斷專橫的脆弱的經歷」。文學院高度評價了他的處女作《無法選擇的命運》，認爲對作者而言「奧斯威辛並不是一個例外事件，而是現代歷史中有關人類墮落的最後的真實」。遺憾的是，「奧斯威辛」不是「人類墮落的最後的真實」，我們仍然生活在大屠殺之中。我們解脫的唯一辦法是，身在其中的我們竟然不知道我們身在其中。我們沒有理由說每年80萬人的死亡是例外事件，「中國的大屠殺」是整個文明時代的羞恥。中國的大屠殺沒有造成一點悲劇氣氛，它沒有死難者也沒有幸存者，但它確確實實擁有著死亡。這個死亡擁抱下的浮華時代，「智子」取代「安妮」成爲唯一的文字記錄者。

爲中國大屠殺死難者哀！

2004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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