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五十年代毕业的大学生，他们颤颤惊惊活过了整个一生，但他们绝不承认他们是“顺民”，认为自己可以看透社会一切，因为我的爷爷和外公均是被共产党镇压了的，故他们认为自己能上了大学是党给予的极大恩赐，尽管历次运动他们都在劫难逃，但因为十分小心翼翼，叫作“夹起尾巴做人”,就没成为最吃亏的。最终他们认为自己很成功，不仅不心灰意冷，反而随著物质生活的提高，天天泡在电视、报纸（每天的功课），认为只有共产党才能把中国“敷”(统治)下去。其实他们物质生活的提高完全是因为儿女们承担了所有的费用，为他们买了房子、家具、电器，同时还有一大笔存款，常来美国转一转，他们的退休金变成了零花钱。而这一切的生活的变化，他们竟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共产党政策好了带来的。

我父亲几十年都是当的报纸编辑，应该对共产党造假那一套非常清楚，而我也认为自己的父亲差点被共产党逼得自杀，绝不会在关键时刻“倒”向共产党一边，“迫害”对他极尽孝道的女儿，可是我错了！

当他们第一次来美国，我们已是六年未见面了，大家还未在一起吃上第一顿饭（他们抵达是夜间），很自然就聊起了法轮功，因为那时我已在炼法轮功了，并且身心受益，我长久不治的胃病好了，而中国的镇压已有一年。没等我解释一句，没问我一声，我父亲便突然大怒，开始大骂法轮功，那架势似乎他有解不开的仇恨在里面，我太吃惊了，平时喜欢辩论的我此时完全傻了，没想到共产党天天造谣的一切，泼向法轮功的脏水，那些不堪一击的恶毒谎言，他吃得透透的，我完全始料不及，而我的任何解释他绝对一句也听不进去。

我只能一遍又一遍痛苦地问他：爸爸,你为什么宁愿相信共产党，对你有杀父之仇，对你剥夺了一切做人尊严（在过去几十年我父亲因出身问题被搞得不像人样）的共产党，而竟然不相信自己的女儿？你不相信,至少从人的角度，你也应该尊重别人的信仰吧？他这才停止了攻击与咆哮，但以后绝对不能听“法轮功”这个词，一听就跳起来。

有点不可思议,却是真的。几十年共产党用“无神论”洗脑，专制扭曲了一切人的心灵，人与人之间,一旦与自己的观点相悖,不是善意地去了解、包容，而是对立。表面上还是一个知书达理的人，但到关键时刻，良心、道义、正义、对与错、亲情全部都要让位于长期在不知不觉中被灌输的观念，从而随波逐流，甚至助纣为虐。

回过头来再说说我自己。我在修炼前也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有理性、能独立思考的人，读书时就不是那种安分守己的一类，在76年“四人帮”未打倒时，我曾被班主任打成“白专”生，甚至被全班批判，那时我刚读初二。我当教师的母亲也甚至认为我们这一代人的唯一出路是下农村，然后表现好了回城当个工人，甚至认为知识是危险的。而我那时只有十来岁，太渴望知识了，能支撑起我全部生命的就是想今后当一个科学家，所以我想发愤读书，在批林批孔时，批《三字经》，我读到那几句诸如“头悬梁，锥刺骨”给我极大鼓舞，我要说的这一切是想说明我自以为自己是一个清醒者。

有一个插曲是，当我于1979年初最后一年最后一学期准备高考时，中国向越南开战，其实是中国打越南,但我相信侵略者在冒犯我的祖国。记得那天老师正在给我们复习物理，我根本一句也听不进去，埋头给学校写决心书，我当时连团员还不是。写了一上午，头也未抬过，决心书中心是只要祖国需要，我宁愿放弃高考上前线。我真的当时是这么想的，要知道支撑我走过那么多生存磨难的最大希望是读大学，而我为了“祖国”竟在关键时刻可放弃读书，请绝对不要认为我是为了政治表现，那个时候人人在为高考奋斗，已是白热化，而政治已是一钱不值的1979年，我在班上的名声是政治上冷漠、自由化的那一小撮，但我真的对祖国有那么赤诚。

我在1979年十六岁时进了大学，正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最猖獗的时候，我利用大好时光博览群书，同时因为伤痕文学风行，我似乎也在看破红尘，对政治毫无兴趣，更是拒绝参加一切政治学习，结果成为系里要“挽救”的对象。一件偶然的事扭转了对我的处理，我有一位亲戚在美国，愿意帮助我移民美国读书，办理手续时当然都得通过学校。但后来因种种原因我的手续未办成功，而我当时也根本不想出国闯荡，此事就罢了。

三年以后，没想到学校竟通知报社(全市唯一的日报)来采访我，我不愿意，因为我不感兴趣那一切，然而学校和系里竟然软硬兼施非得让我接受党的“栽培”，我害怕毕业时不让我考研究生（那是我唯一的生活希望），也就在逼迫下极勉强地与一个记者谈了一下，没想到我竟被树成了典型，当然名声还不是那么难听：爱国。然而我明白这是当官的为了某种政治需要利用我而已，所以也还一副宠辱不惊的德行继续一心只读“圣贤书”。后来真凭本事读上了研究生，我可以沿著一条“科学家”的道路走下去了。

现在想来共产党成天宣传的“爱国”不是那么简单，首先，绝对是出于自身的需要比如有人要往上爬了。再有就是不断利用宣传一些真正的爱国知名人士为自己脸上贴金，还有一个用心就是用这种所谓爱国主义教育不断地给人民洗脑，诸如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如何受到列强侵略，中国人民如何生活在水深火热，清朝、白洋军阀、国民党如何腐败卖国，只有xx党是爱国的,所以是“共产党”救了中国。反复灌输宣传，共产党也就成了中国、中华民族的代名词了，只要反对共产党，那一定是背叛了中国，背叛了中华民族。这种教育天长日久，加上长期的歪曲、封锁一切真相，一切为其所用，最后会象毒汁一样浸入大脑，浸入血液，浸入骨髓。

我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我过去自以为已完全不在共产党教化的范畴之内，我敢说敢干，自以为很独立，对共产党的一切教条嗤之以鼻，敢辞职、辞职称、辞户口，在共产党的价值体系里我是一个绝对被排斥的对象，我也以为自己通过自己的头脑、观察及自己家庭成员的不幸可以认清其真面目，决不会为其所用。非也!身在其中，仅仅是中毒深浅的不同，甚至是不自觉地认同了而不自知。

我到了美国以后，变得非常爱国，这本来无可厚非，但这种状态有时会达到一种完全不讲理的程度。比如我在国内时也曾发过几句议论抨击腐败，但在美国一听到哪个人说同样的话我会变得非常愤怒，有几次和人争论，气得差点把车飞出高速公路，后来立下“条约”，开车时绝对“休谈国事”。这里说的“哪个人”还真不是什么“外人”,是我的先生(美国人)，但在“爱国”问题上，即使先生也是“外人”了。我不能容忍外人对我的国家说三道四。一些变异的观念在我头脑里非常根深蒂固。比如：“家丑不可外扬”，“中国根本问题是老百姓的温饱，不是什么民主”。所以出国后我对共产党定义的“反华人士”很反感。有一个更极端的例子是：有一次偶然在报纸上看到有一个叫吴弘达的人要来我市，我当即怒从心起，决定要去会场让他难堪(当然后来没去)，因为我仅凭一点隐隐约约的消息和感觉便断然决定吴是卖国！天啊，我现在想起都汗颜。

为什么我会这样，是因为我长期在那套谎言机制下被扭曲了，在变异的爱国主义情节下，已丧失是非判断能力,相信国家就是暴力机器，国家就是专政，不管共产党做得多么不对，它代表国家，代表中华民族，不管共产党多么惨无人道,说它不好就是给祖国丢脸。加上斗争哲学的熏染，对其一切不人道完全麻木。只要“爱国”，连好坏都能不管。可以说那个时候我的心是缺乏慈悲的，是干涸而缺乏温暖、扭曲的，尽管我从不敢做坏事或害人。

其实被共产党宣传的那些“卖国贼”，是一些忧国忧民的正义人士。就拿共产党的监狱来说，那里面有多少冤魂，而他们竟然在冤死时连器官也被掏去卖钱，饱中贪官的私囊，难道揭露了就是卖国吗？变态的专制把人从精神上剥夺一干二净，让人不相信来生，相信人死如灯灭，为的是更加有效地控制人的精神，动用一切专政手段随意宰割民众，人人不能幸免，人没有尊严。人与人之间无尊重、信任。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社会，其实中国老百姓的温饱，即使是在“腐败”的满清时代也不是问题，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的那一年，那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产值占世界的1/4，即25%，欧洲仅占世界的23%，现在中国是多少？7-8%，人口可是那时的10倍。新旧中国哪个行？不能光看共产党编的历史。

比如，江泽民自1994年6月26日到2001年7月17日与哈萨克、俄罗斯签订的一系列条约，总共出卖了中国14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面积超过四十个台湾，中国的国有资产，数千亿地被贪官私分、转移至外。真相被封锁了，共产党其实是这样“爱国”的。

而最广大的民众成了名符其实没有半点人格尊严的贱民,在国外的人都知道,比较其它一切国家的使领馆，只有中共这个使领馆对自己的人民是最不好的，我有一个朋友的姐姐结婚到了中东，哪知是被婚骗，护照被男人收走，嫁的人是有十几个老婆的虐待狂，生不如死，好容易偷跑到中国使馆请求保护，也就是说求补发一本护照，使馆坚拒门外，最后靠买了一本护照逃出魔窟。见死不救，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这样。

一个老年朋友告诉我，911那天，她正在中国城请重庆来探亲的亲家吃中饭，亲家是个退休的行长，看见电视现场直播有人从世贸大楼冲出窗户跳楼的惨剧，不仅不同情，反而说“好看，真痛快”！

为什么人会变成这样？长期变异宣传，煽动极端的“民族主义”，扭曲了人性,使善良的本性、良心被不善的、不道德的魔性取代，共产党能维持下去靠的是“斗”，把人性中不善的一面调动起来，从而在斗中渔利。即使它宣传的爱国也不是真正要把国家变成一个健康、法治、平等、幸福的社会，爱国只是一个被利用的幌子，为的是实行专制，而且利用人性的恶的一面,煽动起那种狭隘的无理性的暴力热情，转移社会矛盾和危机。从南斯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