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心里不承认，但梁任公也难否认，他那个时代的中国是个“老人”。“老大嫁作商人妇”，可见还是个老妇人。老得几乎什么事都做不了，能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等死（“国为待死之国，一国之民为待死之民”－－《少年中国说》）。

　　没有被所谓“三年自然灾害”饿死的人大概都有亲身体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个“疯人”。当年那个中国老妇，或许嫁了个洋商人，弄到一副巴黎特产、莫斯科转销的特效革命牌返老还童药。一剂猛药下去，“新中国”，或者说，“少年中国”，更有中国特色地说，是“红卫兵中国”诞生了。遗憾的是，实际上诞生的不过是个“天山童姥”。老妇聊作少年狂，狂久了，很难不疯。

　　也许是癫狂消耗了过多的能量和体力，也许是治疗疯病的精神药物产生了副作用，后毛泽东的中国病了。换句话说，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是个“病人”。什么病？两大病症：一是左右摇摆症，二是“皇储”难产症。

　　说到摇摆病，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有体会：今天为四五平反，明天撤西单民主墙；今天呼吁科学的春天，明天搞思想战线座谈；上午眉飞色舞，阔论解放思想，下午声色俱厉，疾言坚持什么原则；上周还号召改革开放胆子再大一些，本周就宣布清除精神污染不能手软；春天里百花香，政治体制改革的高调唱了又唱，秋季里众芳歇，资产阶级自由化一反再反……

　　至于难产病，有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个“皇储死婴”作证。现在说“第三代领导核心”，这显然在暗示，都当过总书记的胡、赵两人，都不算代，入不了庙堂，享不了庙号。因为他们当总书记时，“班”（可读作“玉玺”）还在太宗邓天子手里，他们没有接著。

　　摇摆症是新疾，难产症可是旧病。毛泽东只左不右，从不摇摆，很象一只向左边追咬自己尾巴的狗，原地打转转，永远追不著，于是，它认为，那尾巴是一个远大理想，值得终身为之奋斗。但搞得他心力交瘁的，还是皇储难产症，从刘少奇，到林彪；从邓小平到华国锋，个个难产。仿佛他“生”下“太子”的目的，就是要把他掐死。等到他老得病得连“太子”那软嫩的脖子都掐不动时，“太子”就存活下来了。可见，那存活下来的“皇储”，不是因为他脖子硬，只是因为老皇帝指力衰，没有什么好牛气的。皇储难产症，是中共王朝的遗产性疾病，代代难免，时至今日，仍然无药可治。

　　1986年3月，我从中共中央宣传部调入总书记胡耀邦设立的书记处办公室工作（该机构在胡耀邦下台后改为中央办公厅调研室），亲眼目睹了胡耀邦和赵紫阳被“掐死”的整个过程；而这时，左右摇摆症也发作得特别厉害，整个中国象患了疟疾一样，忽冷忽热，有时伴随著痉挛和抽风。我以日记的形式对这些发病过程作了简要记录，整理成这本书。它起自1986年3月25日，止于1987年8月18日。读者可以把它当作那个时代的“病历”来读，也可以把它当作“六.四”的病因来读。读完这本书，你或许不同意我的诊断，但你不能否认一个基本判断：中国有病。“人有病，天知否？”

　　二、病因动力学

　　这本书的“主人公”（如果日记也有主人公的话）是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陈云和邓力群。前三者构成了那个时代众所周知的“邓胡赵体制”，后两人结成的是难为外人道的“陈邓联盟”。前者是中国80年代改革开放的主发动机，后者是那个时代抱残守缺的核心堡垒。前者是在朝的执政派，是主流派别，后者是在朝的反对派，是异见分子。这两派之间的较量、妥协、再较量，再妥协，直到“邓胡赵体制”完全崩溃，直到胡耀邦和赵紫阳一死一囚，是邓小平王朝宫廷故事的主线索。

　　但是如果没有两条副线，就不能理解，为什么执政派没有斗得过反对派，主流派输给了异见分子？为什么邓小平派别完了，邓本人没有完，仍然是中共的第二代教主？为什么给胡耀邦和赵紫阳最后一击的，居然是他们的导师和主帅邓小平自己？还不能理解，为什么会有学潮，而学潮为什么总能引发上层政治地震？为什么1986、1989两次大学潮，结局都是两任总书记下台？

　　这两条副线，一条是邓小平和他的接班人之间的微妙关系，另一条是改革释放的民意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开始扮演重要角色。先说第二条副线。如果用极其简化的框架来分析当时中国的政治光谱，可以说，陈邓联盟是左派，邓胡赵体制是右派（左右的概念均按中国新传统政治思维方式来理解）。而在邓胡赵三个人中，胡在人道主义方面更右一点，赵在西方体制方面更右一点，邓则靠中间一些，有时还左右摇摆。

　　但是，如果引入被改革开放释放的主流民意，则无论胡还是赵，都不够右了。当时中国主要有两个民意表达渠道，一是媒体，而是街头。媒体民意体现的是知识精英的意见，他们呼吁人道主义，要求精神宽容。街头民意主要是上街游行的大学生的诉求，他们向往西方式的民主和自由，特别反感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街头民意表达的高潮就是两次大学潮。

　　民意肯定是对陈邓联盟的致命挑战，但对邓胡赵，则既是挑战，也是支援，更可能是呼吁。因此，对民意，陈邓联盟利用他们掌握的意识形态手段，格杀勿论；而邓胡赵，各人的感受不同。邓小平感受到的主要是挑战，因为他与胡赵相比，更偏中间一点；胡赵感受到的更多的是呼吁和支援，因为按照他们的本性，如果不是陈邓联盟的制约，他们的改革开放原本可以放得更开一些。这样，在改革开放的问题上，邓与胡赵的共同点多；而在如何对待民意的问题上，邓小平与陈邓联盟有比较接近的立场和利益。

　　这就涉及到上文牵出头来的第一副线，即邓与他的接班人之间的微妙关系。接班问题是世界上所有非君主非民主的独裁政体的致命问题，毛泽东晚年的折腾，与他不放心任何一个接班人有很大关系。邓小平与他相比，有很大进步。他实行权威双轨制，实际权威一轨，名义权威一轨，自己执掌实际权威，将名义权威让给他选定的接班人，先是胡耀邦，继之赵紫阳。他希望在他生前将实际权威　给接班人，自己完全退出政坛和历史舞台。他想把权力交接班问题，提前到生前解决，避免死后政治动荡。但他自己解决不了的是这个政体的顽症：第一把手或称“僭主”的安全饥渴症，他也不难幸免。

　　僭主操心的安全有两个方面，一是生前的权力和生命安全，二是身后的遗体、子女和“庙号”安全。他最担心的是生前被他的副手兼接班人搞下台，也担心他死后自己的接班人背叛自己的思想和政策，鞭尸贬名，子女遭殃。因此，他对自己的接班人的声望、思想以及对自己的忠诚度极其敏感。当民意呼吁人道主义、精神宽容和自由民主时，邓小平就非常关心胡赵对民意的态度。如果他们支援民意，他们的民望会上升，而对自己的忠诚度会下降，他因此感动不安全。他会觉得，他们如果不在他生前取政治领袖权力而代之，也会在他身后取精神领袖地位而代之。

　　这样，邓小平只能闭一只眼睛睡觉，胡赵也只能闭一只眼睛睡觉，因为他们都要对付可能来自两个方面的打击：邓要警惕来自左的方面陈邓联盟的打击，还要警惕来自右的方面胡赵与民意联盟的威胁。所以，他既要反左，又要反右。而胡赵既要警惕陈邓联盟的打击，还要警惕来自他们统帅部的内部打击。邓小平打击左时，有胡赵与之联盟；打击右时，有陈邓为之奔趋，所以他能左右逢源，同时，也造成了邓时代的左右摇摆症。

　　胡赵被陈邓打击时，邓小平可能相救，被邓小平本人打击时，就没有人能救他们了，因为他们几乎不可能在思想和政治上与陈邓集团结盟。这就是他们的悲剧来源。他们必须两线作战，必须横著站，但他们，尤其是胡耀邦常常意识不到这一点，他总是背对著邓小平，向前冲锋，结果，他的致命伤都在背上，如果不是邓本人打的，便是别人借邓的手打的。

　　邓小平出手的时机，往往是民意高涨，　且明显敌视他的时候。陈邓联盟注意到这一点，　且发现了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动力学：他们越左，越反动，反抗他们的民意就会越高涨；民意越高涨，邓小平就越可能与他们结盟，亲手刺杀自己的接班人。而邓每刺杀一次，他自己的胸口也会流血，他的力量也会耗光，因为接班人难产。

　　这就是他们坚持反动的政治策略，这就是当时中国政治的最大病症：反动有利可图。左派坚持反动刺激学潮，改革派的领军人物邓小平在学潮和反动阵营之间，与反动阵营临时结盟，猜忌甚至抛弃自己的接班人，是这本书要讲的故事，也是胡赵悲剧和六四悲剧的根源。

　　三、道与谋

　　这么说，是否意味著中共两代皇储的悲剧是难以避免的？这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历史很难假设，但我还是愿意冒一个险：假如胡耀邦和赵紫阳更精通一点所谓政治权谋，他们面对的可能是另一种结局。

　　粗略地说，在本书5个主人公里，胡耀邦是共产党的良心，赵紫阳是共产党的头脑，邓力群是共产党的手段。胡耀邦富有人道主义精神，同情弱者和平民，对丑恶现象和官场腐败有难以自持的义愤。赵紫阳擅长经济决策，思路清晰，头脑冷静，欣赏西方制度。而邓力群则堪称权谋大师，在越级提拔干部以培养死党、专门起用坏人以断其退路、让忠顺者得到一切让“叛徒”走投无路等权谋方面，当世无人能比。江泽民先生后来只试用了其中一两招，已经获益非浅。只可惜改革派有道无谋，保守派有谋无道。这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到的中国的不幸。道与谋没有统一在一个人身上。

　　但有一个人是例外，那就是邓小平。邓小平是有良心的，虽然不如胡耀邦的良心那样动人，否则他不会拨乱反正；邓小平是有头脑的，虽然不象赵紫阳的头脑那样西方化，否则他不会发动改革；邓小平是有权谋的，虽然不如邓力群的权谋那样等而下之，否则他不能与陈云集团周旋那样久。正因为此，在本书的5个主人公里，唯有他立于不败之地。在中国历史上，非道谋兼具，不能成千秋伟业。有道无谋者危矣，常身首异处，但能流芳百世；有谋无道者耻矣，虽享尽荣华，却留万世骂名。

　　有一件事可以对比一下邓小平和胡耀邦各自在政治上的功力。1986年9月中旬，耀邦向小平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