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本立创办《导报》，曾得益于当时的副总编李鸿礼的支持帮助。李鸿礼原先在《文汇报》当过记者，后来在政治运动中被打成反革命，后被关入监狱，出狱后又被发配到北大荒劳改。文革后获平反，经过宦乡、钦本立等人的努力，他的户口终于回到上海，并到钦本立主持领导工作的世界经济研究所资料室工作。创办《导报》时，宦乡通过李鸿礼转给钦本立一封信，在此信的影响下，钦本立给《导报》起的报名最初是《世界经济资料报》，试刊号是《世界经济报》。试刊号出版后，恰逢著名经济学家钱俊瑞主持领导的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在沪开会，钦本立把试刊号在会上散发以后，引起了钱俊瑞的极大兴趣，他向钦本立提出由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和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两家合作来办这份报纸，他同时还提出，试刊的报名太大了，“盛名之下，难副其实”，改名为《世界经济导报》，钦本立欣然同意。

《导报》在当时的确是白手起家。要人员，没编制。真正的编制只有一个半人，一个是李鸿礼，半个是钦本立，他当时是世界经济所的党委书记，工资是在那里拿的，其他的工作人员胡塞、朱嘉树、邵琼、任嘉尧、郑永欣、陆平、姜湘君等均是老报人，平均年龄是六十二点五岁，和钦本立都有很深厚的交情，受到以往各次政治运动的迫害，长期被剥夺了从事新闻工作的权利，那时又聚集到钦本立的麾下，重操旧业；没有经费，钦本立出面向《文汇报》借贷了两万元，没有纸张，印刷设备，也请《文汇报》帮助借用，当时讲明等《导报》盈利以后再偿还；那时写稿约信的邮票，甚至写稿用的稿纸，也都是《导报》同仁自己化钱买的；报纸印出来以后，钦本立又率领《导报》同仁，亲自上街卖报……

《导报》创办之初，钦本立确立的办报方针是，报道世界经济的趋势及其研究成果，比较偏重于学术方面，这主要是受到《导报》社长、著名经济学家钱俊瑞、著名外交家和世界经济学家宦乡的影响，但实践的结果是报道面过于狭窄，难于满足读者的要求，也影响了报纸的销路，《导报》的同仁虽然看到了问题所在，欲突破自己原先设定的框框，但又顾虑中国国内经济的马蜂窝是很难捅的，《导报》的同仁又都是在政治运动的风口浪尖上滚爬过来的，对此尤为心存余悸，可是不碰国内问题而只对国际问题远距离的发表意见，这张以国内读者为主的报纸显然是前途不容乐观的。那时，钦本立鼓励《导报》同仁解放思想、扔掉顾虑、他甚至对同仁们讲：“你们就范一点错误给我看看。”

其实钦本立作为一个经历过两种社会制度的老报人，在办《导报》之初，他就确立了一个思想：“我们办这张报纸，主要是为了探索在中国进行新闻改革。我们绝不办一般性质的报纸，而必须与其它的报纸不一样，一定要突破千人一面的现实环境。”他当时对《导报》的同仁讲，“我们这张报纸不管怎么办，你们去发挥，但一定要有声有色，如果是无声无色的话，那就自己关门。”正在此时，中国资深经济学家陈翰笙，以读者的身份从北京给《导报》写了一封信：在鼓励《导报》之余，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报道世界经济不能不报道中国经济，而且你们介绍世界经济的目的，就是要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这也道出了钦本立和《导报》同仁的心声，那时《导报》社长钱俊瑞亦同意：可适当的试探性的搞点中国经济。钦本立下达指令给《导报》同仁：创造新的风格，即使不能惊心动魄，也要让人家眼睛亮一亮。

钦本立与副总编李鸿礼、陆平、胡塞等《导报》同仁团结一心，几乎是全身心的投入，当时立下的一个目标是每年要进一大步：八零年是双周刊；八一年变成了周刊；以后又逐渐从十二版变成了十六版；报道范围也从原来单纯报道世界经济，逐渐扩大到也报道中国经济；从以世界经济报道为主，中国经济报道为辅，发展到以报道中国经济尤其是中国经济改革中的热点敏感问题为主，配之于世界经济。当然，钦本立和他的同仁，在改革之初，以《导报》为武器，为开放鸣锣开道，被国内外有识之士评价为：《导报》的确起到了其他报纸所起不到的作用。

创办初的一批“老少伙计”

俗话讲，“事在人为”。《导报》的事，当然也是由《导报》的人来干的，在老报人钦本立的主持下，《导报》的风格除了体现在它的版面上以外，也具体反映在整个报社的组成人员结构上。

创办之初，均是以钦本立为首的老报人，他们在一九四九年以后饱受了政治运动的迫害，有的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投入了监狱，有的成为“右派”被发配到边疆去劳动改造。但种种磨难，仍然没能淡化由于早年的职业而对中国社会的基本了解，也没改变讲真话的良知。而后，随著《世界经济导报》发展的需要，又在社会上招聘了朱杏清、范均、何凌、韩耀根、陈乐波等一些自学成才的有志青年，后接受了阮江宁、陈鸿斌、许小微、陈丹红、陆明丽、秦建勋、沈飞昊等一批比较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和研究生，这批在反思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一批新人，在钦本立精心培育下，其追求自由民主的天性，不是的在《世界经济导报》这个舞台上，放射出耀眼的光彩。可见，《世界经济导报》的组成人员一小部分是早在一九四九年就开始新闻生涯的老报人，而绝大部分则是刚刚踏上社会的“初生牛犊”。同中国的前十年改革一样，钦本立带领著一批“老少伙计”，凭著自己的良知、感觉和判断，努力探索著一条新路。

在一九八二年，《世界经济导报》同仁在内部有一场关于自己报纸性质的讨论，按照新闻规律，和老报人们所熟悉的一九四九年前的办报实践，《世界经济导报》就完全是一张民办的“同人报纸”。但在中国大陆的具体条件下，执政党的高度集权控制，绝不会容忍在这方面开口子。钦本立根据同仁的意见，结合他对中国国情的判断，提出《世界经济导报》是一张社会主义的有民间色彩的报纸；而后再根据实践的发展与形势的变化，朝著真正的民办报纸的方向不断“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