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篇報道的結束處，記者亮出了自己的觀點：「在現今我國社會中，不僅散發着霉味的陳規陋習遠沒有被徹底破除，而且『新瓶裝舊酒』的新迷信還在滋生，破除封建迷信仍然是艱鉅的、耗時費力的鬥爭。」

如果說這篇報道讓我感到非常恐懼的話，那麼，讓我恐懼到極點的還是那最後兩個字。我想，這人好好地活着，也是藉着太平盛世的光，有了一份比較好的心情，所以在結婚的時候，可以翻翻祖先傳下來的黃曆，選一個自己認爲吉祥的時辰結婚，圖個心裏高興。過年了，到處玩玩，到電腦上去看個手相，測個姓名，也是圖個新鮮快活。至於在春節上班，領導給職工發個紅包，討個「開門紅」的口彩，也是圖個人情味。這樣歡歡喜喜的過年場面，爲什麼要進行艱鉅的、耗時費力的鬥爭呢？難道他們在危害社會嗎？在觸犯法律嗎？難道他們連這點做人的自由，也要受到任意的干涉與剝奪嗎？

我想不通那個記者爲什麼如此喜歡鬥爭。說起來大家也都是中國人，也算是同胞兄弟，只是人家的行爲上，或者說觀點上，與他有所不同，所以他就看不順眼，就要運用自己擁有的發稿權利，通過媒體發出要鬥爭的威脅。而那些被他稱爲搞迷信的民衆，既沒有發稿的權利，也找不到一家媒體來發出他們的反駁與辯護，看來就只能無聲無息地挨鬥了。

我也是一個比較迷信的人。比如說，我做事就喜歡翻黃曆。這是我們中華民族的老祖宗留下來的寶貴遺產。我得忠實地繼承着。黃曆上說哪些事適合做，哪些事不適合做，我雖然不是完全聽從，但至少也要作個參考。如果我結婚，那我是一定要選黃曆上指出的吉祥時辰的。有時候我也喜歡用電腦看看手相，測測名字。當然，在春節上班，我最盼望的還是領導的紅包。那是能夠讓我心花怒放的好東西，可以讓我更加勤奮地爲單位效力。我敢斷定和我有着類似想法的民衆是非常多的。我想，你要鬥就鬥吧。再怎麼鬥，你也休想把我腦子裏的這點想法鬥掉。

按照那個記者報道中的觀念，與那些烏煙瘴氣相反的現象，就是代表先進文明的，就是可喜的，所以也要提倡的，比如大年初一去獻血，或者去剃頭什麼的。我覺得這也沒錯，雖然我並不認爲那就肯定代表先進文明。我就想一個問題：這人民不是國家的主人嗎？不是早就站起來了嗎？爲什麼在過年的時候做一點自己高興的事情，也沒有多少危害性，也沒犯什麼法，爲什麼還要受到干涉呢？爲什麼還要受到鬥爭的威脅呢？

我想，可能是那個記者缺乏平等心。他在用自己的觀點，干涉別人的行爲。照例說，這也是他的自由，或者說是他的職責。問題是：他的干涉不是站在一個公平的基礎上的。因爲，他擁有媒體的支持，而那些被他干涉的人卻沒有。如果這個記者沒有媒體的支持，就憑他個人的力量，比如人家在年前結婚，他去阻止，說先別結婚，過了年結婚也一樣；或者，人家在用電腦看手相、測名字，他去讓人家停下來，說這是迷信；或者說，人家春節上班在發紅包，他去沒收，說這是沒道理的。這就很公平，但是他敢去做嗎？

這篇報道讓我產生兩個疑問：究竟是中國人應該儘早告別迷信重要？還是中國人應該儘早結束與自己的同胞那種上綱、上線的鬥爭更重要。

編者按：在中共第三代核心江澤民看來，他寧願要全國人民鬥死，也不給人民任何選擇生活方式的自由。最明顯不過的就是對法輪功的鎮壓。說穿了，就是心眼小得不行的江澤民，妒忌人家法輪功創始人有上億的學員，怕他那個什麼「核心」腥躁不起來了，於是掄起棍子打人。說白了，對那些在公園裏伸胳膊盤腿的老太太老頭兒，江澤民都能下令「打死算白死」「開槍殺無赦」，這樣的流氓一日不死，大陸人民就無法結束互相殘殺的「艱鉅的、耗時費力的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