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耐心地等待──江泽民的特点决定了他已没有机会
 
作者:包谷
 
2002年3月2日发表
 
【人民报消息】有朋友问,好久没有听到包谷吱声了,是不是法轮功大势已去,镇压法轮功已经没什么可以谴责的了?我想告诉朋友们,我在等。

我们这一代人,已经有过这样等待的经历了。七十年代前期,国家“到了崩溃的边缘”,我们这一代人正当青年,学校对我们关了门,眼前一片漆黑。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唯一的选择就是等待。十亿人在等一个人。这是我们人生的悲剧,这是国家的悲剧。等到那一刻到来,虽然很多人还不知这是祸是福,变化却如期来到,比人们想象的、预见的、做梦都盼着的,来得还要准时。从此,我们走出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不堪回首的十年黑暗时期。

经验已经告诉我们几次,我们这个打着“德治”招牌的人治国家,国家的前途和亿万民众的福祉,往往系于一人或数人之喜怒哀乐,国势民运的变化,往往不得不等待一人或数人之年迈病弱。当这个世界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我们这块土地上的所有人,还是逃不出专制人治下,万般无奈只有等的命运。经验告诉我们,这样的时期通常会是政治上的一个停滞时期。

现在,我们又到了眼巴巴等待的时候了。事实证明,犯下贸然镇压法轮功错误的人,即使位高权重可以为所欲为,却不能也不敢自己来纠正这个错误了。我们国家的这种中世纪政治制度,从一开始就断了他回头纠错的路,他只有一条道走到黑了。

镇压法轮功之错,就错在它无视国家已有法律和司法程序,在法外用权,越权滥法。镇压法轮功从国家法律角度讲是政府的一种违宪非法行为,是对中国共产党中央提倡的法治建设的一次毁灭性破坏;从内政外交形势来讲,镇压法轮功显然是一次由于缺乏自信而过分胆怯情况下的判断失误。这次镇压突然人为制造社会矛盾,平白无故地把两百万人打入另册,在中华民族本来就到了危险状态的信仰空白时期来个雪上加霜,加深加剧了中国和国际民主社会在人权问题上的鸿沟,在中国人走向世界的道路上平空增加了一个大障碍。

镇压法轮功已经二年半了。将来的人们,在回顾十三亿中国人世纪之交丰功伟绩的时候,也许不会记住我们独抗世界潮流和南斯拉夫的罪犯站在一起的事迹,不会记住国庆大阅兵和申奥的成功,但是一定会长久地记住这场跨世纪镇压民间信仰的政治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两百万法轮功信众似乎沉默了,销声匿迹了。可是,尽管你有权势禁止人家辩解抗议,你甚至可以做到没有人敢提法轮功这三个字,你却改变不了这一事实:镇压法轮功是一个错误。

法轮功给打下去了。监狱、刑责、怂容为非作歹的警察胡作非为、停职、下岗、罚款,再加上全国所有的电视电台报纸杂志,终于把法轮功整下去了。在法轮功终于沉寂的今天,就象二十五年前一样,专制体制下权势人物的行为模式一点没有变:中国的权势在对权力作用过分迷信、对权力合法性缺乏自信的同时,还有一个通病,一个愚顽之极的通病,看不到历史长河等待的力量。

今天的中国领导人,比起二十五年前的领导人高明的地方是,他们知道,这个国家不可能再关起门来称王称霸了。中华文明的自我创造更新能力,到二十世纪已经全部耗尽,闭关自守则中国只可能是一个弱国穷国落后国。二十世纪后半叶关起门来“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最后一次尝试,是以彻底失败而告终的。再走关门封闭的老路,将使国家重回深渊,他们将失去仅有的一点统治合法性。开放,已经不可逆转。中国领导人用最后的胆力带领国家加入了WTO,面对柏林墙倒塌、冷战结束、东方阵营一风吹以后的全球化潮流,中国已经进入了开放态势。

今天的中国领导人,比起二十五年前的领导人并不高明的地方是,他怎么就看不到,在当今中国的开放态势下,要象当年用“杀个鸡犬不留”的办法镇压异端的办法,来镇压法轮功这样的民众信仰,已经不可能成功了。今天镇压得越凶越硬,留下的人命冤狱越多,将来要求“平反”的呼声压力越大,那么“人治”体制中的“人”变了之后,今天被迫沉默着的人们期盼的变化就会来得越快越准时。

我很奇怪,今天的中国领导人也算是经历过二十五年前的变化的人,怎么就看不到这一点。唯一的解释是,他们也看到了,可是他们身处中国中世纪式的政治框架中,自我纠错等于自杀。他们也和我们一样,也是在等。只不过,法轮功信众是期盼地等,而犯下了镇压法轮功错误而没有退路的人,是无奈地等。他们都会等到那变化的一天的。

戈尔巴乔夫在柏林墙倒塌以后说过,真正的政治家和政客的区别在于,政治家有历史感。我有时候想,我要是江泽民先生,与其将来无奈地看着后人用纠你的错来换取声誉,来博得统治合法性,从而把你的名字永远写入中华民族耻辱名单里,不如趁这“最后一班岗”的机会,自己动手了断,自己的错该认就认,改纠就纠,把自己贸然镇压法轮功的错误,结束在自己手里。这样做,可能会摇动身底下的位子,可是,那位子本来就已经不是皇上的宝座了,早晚是要变的。明知错了,死不认错,你看着下面成百万成百万民众沉默的等待“变化”的目光,不犯怵么?

或许是缺乏智力,或许是缺乏道德勇气,凡机会主义的政客,就总是看不到这一点,看不到人治体制下的“人”,再厉害也厉害不过历史的等待。今天的中国领导人的表现,表明他们已经没有一顶点作为一个政治家所应该具备的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感。他们不敢直面他们自己亲手对这个国家犯下的错误。他们选择一厢情愿的幻觉,指望着法轮功给镇压得透透的,死死的,老百姓相信法轮功是邪教相信得实实的,永远也不会变了,这个案再也不会翻了,至少在“尸骨未寒”之前不会翻了。他们怎么就看不到,这是不可能的。今日的老百姓越沉默,将来的变化越快。

就这样,让我们等待吧。让我们耐心地等待。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该发生的,都会发生的。

待到柳暗花明时,我希望,我们再不要满足于“平反”了。过去的五十年,我们看到了太多的“平反”。如果说,冤枉无辜,滥开杀戒是民族的灾难,那么,平反并不意味着这一灾难的终结。过去,中国人把平反当作灾难的终结,其结果是一个接一个的“平反”,似乎永远没有止境。太多的“平反”,实在是我们这些灾难幸存者的耻辱,因为我们经历了一次灾难,却没有做些什么来防止下一次灾难。经历了那么多的“平反”,说明其中很多灾难其实应该是我们来全力防止的,防止新的灾难是幸存者的道义责任,而我们都没有尽到这个责任。

我希望,到为受镇压迫害的法轮功信众“平反”的时候,我们会遵循一定的法律程序。在为受镇压受迫害者讨还公道的时候,让我们确立法律的至高权威。对待镇压法轮功运动中的恶行和残暴,我们只能在法庭上,根据法律,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一个个案一个个案地处理。在这样的过程中,通过对镇压法轮功运动的检讨,找出我们制度上的问题。通过全民的充分讨论,建立新的法律,从而从制度上防止类似的事情再发生。

待到那一天,让我们跟上世界文明潮流,确立“主权在民”的原则:政府的权力是民众赋予的,是有明确范围和限度的,为所欲为的政府是危险的,没有制约的权力是不可取的。到那一天,我们中国人也要有一份权利宣言,要在制度上牢靠地保证,民众有信仰的自由,有思想和言论的自由,有自由地结社的权利,自由地在公共场所表达自己的权利。在政府和民众、民众和民众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必须依照一定的法律程序,按照事先约定的游戏规则来寻求解决,给所有的人一个公正。每个人,特别是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都必须受游戏规则和法定程序的约束,谁都不可以为所欲为。如果说,镇压法轮功是打着“德治”招牌的“人治”下对法治的一次破坏,那么,我们应该把为法轮功“平反”做成对法治的一次建设。

只有这样,我们今天的等待才是值得的。

转自《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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