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猜测朱镕基会在心里为自己解脱说，在那样的场合此言此举是不得已，是给国内的“某些人”看的。这个“不得已”正是专制力量之所在。回想最近和国内朋友闲聊，朋友说只是地方官员全部腐烂了，“上头”如朱还好。这里暂且不谈民间仍然信奉“官坏了，皇帝还清”的观念，也不谈法轮功，让我们从朱本人当总理之后的变化，看极权专制如何恶化人性。

由于工作的原因，我从了解朱为人的同事口中得知朱还是一位有魄力，有操守的人。四年前的三月，朱在人大会堂里气庄山河的铿锵之声“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义无反顾……”恐怕至今还在不少人的耳边回荡。但是，不管一个人的心有多高，魄有多大，都逃脱不了专制体制“法力”无边的“如来佛手心”。民众予以厚望的朱镕基之演变为我们了解专制提供了新例证。

陈正平被判死刑，谁是凶手？

但是，朱本人显然是一个“人治”的信奉者，否则他不会在政府精简，国企债务和产权转化，农村税费改革，反对腐败等问题上，夸下舍本治标的海口。在这些定义朱镕基政绩和形象的关键问题上的挫折，不仅让朱意识到他在追求他原本根本不可能得到的支援，而且认识到他在这个无效的努力过程中于体制内部树了太多的“敌人”。既得不到支援，又树了敌，为了保面子，保权力，保身家性命，朱象绝大多数集权专制下的人物一样，选择向他的同僚靠拢，向他依附的专制体制妥协，自觉或不自觉之中，同化为专制体系的一部分。

去年夏天，朱为辞去清华大学管理学院院长作的告别讲演是他变相诉苦、诉怨，也是他向专制妥协的迂回之术，恐怕也有点赌气的成份。因为，朱无法在改革之前向公众阐明每一项举措的背景和目标以争取社会的谅解和支援，更无法在“胎死腹中”后向公众解释失败的原因，他内心的屈懑是可以想象的。网上流传朱会见丹麦客人的谈话，说是担心有人在他下台后要“整”他。朱此举是其内心恐惧自然却又精心计算的流露，也是先发制人式的自我保护。朱的担心是有理由的：在对待军队经商以及在对使馆被炸等问题上，朱显然让军方感到不悦；伤筋但未动骨的“远华”案上，朱在国安、公安系统也似乎得罪不少人，更不要说“远华案”影子老板，江系要员“贾庆林”仍然坐镇北京给人留下的想象空间了。专制体制表面上看，严密有序，但实际上人人自危，祸机四伏，充满偶然性。朱对此的了解不亚于任何他人。朱珍惜自己和家人的生命，这是天经地义的，无可指责。他同化专制看起来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才既可怕又可悲。朱在江西万载芳林小学校爆炸后的遁词，年初人大报告中的用语，还有最近在不同场合对“三个代表”的表态，均明呈朱同化专制的过程。

专制的可怕和残忍还不仅仅在于它使一个正常人的灵魂毒化，使同化于专制变成一个自然的过程，而且在于它类似“西西里岛”式的黑手党机制，使“跳出”圈外成为不可能。这就是为什么专制体制内的人，除了依附“权力”存活，好象就别无它途了。想想卡特总统下台后可以作小木匠，到东南亚去为穷人盖房子；尼克松辞职后，书写了一本又一本，平静记述历史；精力旺盛的克林顿下台后说是要作“脱口秀“的主持人；老布希退休后，去跳伞玩儿，颐享天年。而专制体制下的台面人物，都像是“权力鱼”，只有“权力水”才提供其氧气，一时一刻也离不开。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9月30日公开审理了南京汤 山特大投毒案，一审判处被告人陈正平(左一) 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最近发生的“南京投毒”残案，让关心那片土地上民生的人感到忧虑。大陆今天的生活现实表明，以获取和维护权力为唯一目标的一党专制，在国家机器的保护和现代通信技术的辅助之下，由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员们，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给全国公众示范如何投机取巧，如何弄虚做假，如何践踏生命和公义，如何制造仇恨和残忍。这种“言传身教”的表演已将中国民间社会靠中华文化自然维系的基本伦理、道德底线全面崩毁。如此大规模毁坏人心的现像在人类历史中恐怕难寻其右。

看似叱咤风云的“大人物”朱镕基在专制面前都是那样渺小，不得不“泥牛入水”同化于专制；南京食品毒案的祸手，升斗小民陈正平受毒于专制，绝望于专制之后，同化于邪恶也是他所能作的自然选择？朱镕基们和陈正平们互为因果，已在中国那片土地上形成“看不见手”的互动联盟。如何肢解这一催恶唤邪的联盟是关心中国前途的人必须认真思考的。而把专制“具体化、个人化”也许是省视专制的新思路。

(新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