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报社写犒，以换稀粥瞻养青春。我是从青年时代开干这项事业的。那时侯报纸没今日的多，但级段甚高，皆省位以上。把稿纸装到信封里寄出去，每每有千分之一的回报。我便可从邮局领回五元钱。也有很发财的时侯，那领回的钱就不是五元了，而是十五元。

我是个有想法的人，这是苦恼之源。因为我有想法，报纸也有想法。两个想法是绝不会相交的。因为本质上是不同的，我的想法是个人想法，正如你－－读者一样，是个人质地的；但报社不同，它们的想法是集体的。这使我写稿的处境如行独木桥，桥面是用一些竹片和薄冰片铺成的，而且年久失修。幸好因时日长久，有些编辑出于伟大的人文主义义士般精神，对我给予了些同情的照顾，使得我能进入发表的宫殿。至于有些新人后生，以为写得文采飞扬如李白，惊天动地如白居一，心惊肉跳如杜甫就可以平步青云了，那真是做错了梦，活背了时。

集体对我个人裁稿的事，想来具有娱乐的性质。举个例说吧：有一次我应约给省里的报馆写人物，我就写了我自已。穿一身拖地的褐布灰长袍，著一双贴可口可乐商标的绣花鞋。但编辑以集体的高首喇叭的声音诿婉地说，这得改。后来报纸上出现的那个我，长袍的布质和颜色保留下来，只是剪成了三角裤叉，并且上面还拉了一条横幅广告，好像是一家“城市花园房产公司的”。裤叉很小也很紧。突凸的感觉让我十分不好意思。我古今给合的金线绣花鞋，广告换成了猪饲料。

但这不说明集体的编辑不好，她是我二十年友谊的朋支，方才有发表的机会。人生还有很多机会吗？没有。那只是不成熟青少年的梦魇。我这职业，可以称为“作家”、或“思想家”、或“文化枭将”。可见并非易事。我尚如此，你的选择便可想而知了。那些旧交，对我的文稿多有爱不释手的表现。他们以“具有非凡创造力的天才”称我。也有以“当代李白”、“当代杜甫”称之的。还有些书读得宽的称我为“中国的布罗斯基”、“中国的德里达”。当然，这只是在月光肃穆的夜晚当晚风拂面的时候。一至上班，他们就从皮包里抽出稿子来－－就是昨夜带回家去享受的我的稿，毫不客气地去裁剪房把它喂进去。裁剪房设在办公室门口，轧刀是古时候轧人的那种；现在进步了，只轧稿。偶有编辑热泪轧稿的情况，他们一边轧一边哭得昏厥。待轧完便节哀顺变了。

我已经年岁高了。也不知还要活多久。我一生已无所谓了，我希望给新生的后来人一些更宽阔的生长生存环境：救救孩子，他也是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