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十堰市城區出現一大怪現象：市民在炎熱的夏天卻不敢買西瓜降溫。原來是謠言惹禍，謠言稱：「河南某村部分在十幾年前賣血不幸染上艾滋病，他們那裏的西瓜有艾滋病毒。」

謠言主要是針對「河南西瓜」，自從謠言傳入十堰，使全市西瓜立刻大批量滯銷。一位瓜販從河南花5000元販了一車西瓜，不料運到十堰正趕上這個傳言，眼睜睜地望着將要爛掉的西瓜叫苦不迭。就是本地瓜也無人敢買。

爲此，筆者採訪了十堰市生防疫站、市人民醫院、太和醫院等有關方面的專家。專家指出，艾滋病病毒只能在人體內依靠血液提供營養才能生存，一旦離開人體，最多一個小時就會死亡，且傳播途徑也十分有限，只有性接觸、血液、母嬰3種傳染渠道，它在其它動物，如豬、羊體內難以生存，更不要說植物體內。因此，吃西瓜會染上艾滋病的說法毫無科學依據。（黃忠）」

附未曾來得及封殺的相關報道（３）

⑴《走訪河南「艾滋病村」──千餘人賣血賣出禍患》

１９９９年夏，河南上蔡縣的一位醫生在當地發現了一個令他坐臥不安的大問題：他的病人患有艾滋病！他立即把情況通報了他的老師──湖北某大學桂教授。桂教授在該縣文樓村第一次提取了１１個人的血樣，有１０例檢疫呈陽性；第二次提取了140人的血樣，有８０多例呈陽性──這樣多的人染上艾滋病，桂教授感到非常震驚……記者知道這一消息後，於去年１２月１２日趕到當地去採訪……

◇村裏十多個青年相繼死去

河南上蔡縣共有１３０多萬農業人口，雖然土地不算貧瘠，但卻戴着一頂「國家級貧困縣」的沉重帽子。記者到該縣文樓村採訪，這個行政村裏生活着三千多口人正被一種恐懼籠罩着，因爲，繼該村的一箇中年婦女何玲因艾滋病於１９９９年６月死去後，村裏又陸續有十多個青年人相繼死去……

何玲丈夫對記者說：「何玲於１９９７年就開始犯病，當時，我不在家，她打電話對我說，已收了花生，自己煮了一鍋在家吃，剛吃完就覺得胸口疼得厲害，於是就到對門的診所打了一次點滴，這樣陸陸續續地維持了幾個月。」

１９９８年，劉新帶着何玲看遍了縣裏大大小小的醫院，但不管是當成啥病治，都好不過三天。隨後，他們又跑到了鄭州、駐馬店、漯河等城市裏的大醫院求診，但沒有人搞得清何玲到底患的什麼病。

１９９９年收罷麥子，何玲的病情再一次加重了，而且開始咳嗽，再到醫院檢查，又被診斷爲冠心病，但吃藥打針照樣只能好三天。捱到最後，何玲又開始拉肚子、發喘並伴有持續不退的低燒。縣醫院的大夫這一次給她做了血樣化驗，結果出來了，大夫對劉新說：「吃過藥，如果能熬到第四天，就不是艾滋病；如果不能熬過四天則肯定是艾滋病，這是最後的結論了！」

１９９９年６月的一天，也就是醫院的大夫做出最後診斷的第四天，何玲在自家的院子裏死去，丈夫劉新相信了最後一個結論──何玲患的是艾滋病。

◇一千多人在外地賣血留下禍根

何玲死後，文樓村又有十多個青壯年人像何玲那樣死去了。村支書說：「他們得的病基本上差不多，都是先拉肚子後發燒。」短短几個月的時間裏，一個人口不到８００人的文樓自然村就死去十多個人。到底是什麼原因使這些死者染上「怪病」？「那些人都是前些年外出賣血留下來的禍根！」村支書向記者揭祕說，文樓村是遠近聞名的「賣血村」。

村裏的賣血風氣在９０年代初形成了一個狂潮，文樓行政村三千來人口，就有一千多人在外地賣血，這些人年齡大的六十來歲，年齡小的則只有十幾歲。爲了能把血賣出去，他們不惜給人送禮，甚至一天要重複賣好幾次。有一次，村裏七個人到駐馬店賣血，一連抽了七天，七個人把錢湊到一塊兒合夥買了一輛７０００多元的農用四輪拖拉機。拖拉機買了後，但七個人把拖拉機擺弄了一個多小時，誰也沒有力氣開動拖拉機，因爲他們都腳軟手軟。

當時，何玲和死去的另外一些人就是這時候出去賣血的，他們的本意是換錢維持生活，他們沒有想到依靠賣血貧窮揮之不去，瘟疫卻跟腳而來！

◇村支書說：咱們村男的娶不回老婆，女的嫁不出去

記者的手上有這樣幾份從報紙上得來的資料：

１９９６年，河南省新野縣一個六歲兒童在玩耍中從五樓落下，摔成重傷，經過輸血搶救撿回一條生命。然而，時間過去一年，這個孩子在一次體檢中卻被發現已患艾滋病！追根溯源，其罪魁禍首就是輸進了帶有艾滋病患者病毒的血！兒童的父母一怒之下，將提供血漿的新野縣血站及新野縣衛生局推上了被告席。

１９９７年，山西省一名一名剛考上北京某大學的學生，在新生報到體檢時被發現體內攜帶有艾滋病病毒！經查證，該學生的病源也是因爲輸血！

文樓村支書憂慮地說：「現在沒有外村大人來我們村提親了，男的娶不回老婆，女的又嫁不出去！這不是把我們村給封閉了嗎？」現在外村人都猜測文樓村個個都有病，但村裏究竟哪些人得了艾滋病或者是艾滋病病毒攜帶者，卻沒有人能夠給他們一個準確的答案。在記者來之前十多天，河南省衛生廳來了三個人，抽取了１６０個人的血樣，拿去鄭州化驗，村裏人還不知道化驗結果，但村民們對化驗的態度卻普遍很消極。

「我不想化驗，有那病也沒法治，自己知道了反而不舒坦。」何玲的丈夫劉新就代表着這種消極的心態。何玲死後，他要帶着三個孩子在自己家的青磚瓦房裏過下去──這是何玲賣血蓋起來的。劉新說：「我做夢經常夢到一片片血！」他說到這裏已經淚流滿面了，「我不想思過去，也不敢想今後，反正活着就得挺下去。」

壓抑的文樓村人不願提起「艾滋病」三個字，都用「那病」代替了。他們原本以爲那是有錢人得的病，怎麼就和他們這些老實巴交的莊稼人聯繫上了呢？和劉新一樣，文樓村許多人拒絕面對這個殘酷無情的現實。在他們看來，他們寧願坐等死亡的到來，也不願知道自己已經染上了艾滋病。他們雖然拒絕了過去，卻不敢面對將來。

◇有關部門拒不承認

採訪文樓村，記者的心裏始終是沉甸甸的。記者在回鄭州的路上，文樓村村支書的話一直在耳邊響個不停：「外邊的人只知道了文樓村，其實，周圍的幾個村莊賣血比我們這裏更厲害！」爲了證實他的說法，記者又來到了縣衛生防疫站和縣衛生局，但兩位負責人卻否定地對記者說：「誰說我們這兒有艾滋病？」「其他村，沒調查，不清楚。」衛生局一局長還以「無法解釋」的回答，拒絕了記者的提問。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１３日，記者電話採訪了剛從北京回到武漢的桂教授。他在電話中說：「上蔡縣就我去過的地方來講，患這種病的人很多……總有一天大家都會知道。」「我相信我只是看到了冰山一角。但是艾滋病診斷有特殊的要求，每人要花５００元錢才能做確診試驗。很遺憾，我沒有這個經濟能力，這需要政府和社會能提供一些幫助。」

「現在無法估計出上蔡縣有多少人患了艾滋病或攜帶有艾滋病毒，但我相信數量肯定是驚人的！」桂教授還說，艾滋病毒絕非一個縣的力量所能解決了的，需要外界從技術、經濟上給予支持。如果需要，他表示願意爲當地老百姓出力。

⑵《感染率竟高達61.9%——記者探訪河南「艾滋病村」》

2001年03月02日07:14 人民網

　　本報西安3月1日電 十年前，在河南駐馬店地區，許多農民以賣血爲業，血頭們爲了牟取暴利，採血不擇手段，草菅人命，導致今天艾滋病在這一地區大規模爆發。上蔡縣某村艾滋病感染率竟高達61.9%，該村被當地人稱爲「艾滋病村」。

　　悲慘家庭

　　記者在豫南平原的一個村莊裏艱難地跋涉，終於來到李家門前，門上紫紙白字的春聯，上聯是「水流東海永不歸」，下聯是「日落西山還相見」，橫批是「思念雙親」。院門虛掩，院子裏靜悄悄的。

　　記者敲了敲門，得不到應答。恰是中午放學時分，有幾個小孩揹着書包走過，好奇地望着記者，記者問：「這家的人哪兒去了？」一個小孩轉身朝後邊指了指說：「那不就是。」記者向他指的方向望去，南邊二三十米處一個小女娃形隻影單朝這邊走來。小女孩看上去只有七八歲，身子單薄，眼神怯怯的。記者問她家裏的大人在不在，她推開院門朝裏看看，一轉身跑到鄰居家，拉出一位老太太，這是她奶奶。

　　李家的房子外觀上不算寒磣，但房內空空蕩蕩。兩年裏，李老太太經歷了兩次白髮人送黑髮人的巨大悲痛，如今，這位73歲的老人守着12歲的孫子和10歲的孫女，以後的路怎麼走？

　　前年，老人的兒子李某得了「感冒」，低燒不退，一直拉肚子，頭髮脫落，一天天消瘦，原來70多公斤的漢子，終於瞪着不甘心的雙眼拋下老母和妻兒離開人世，死時體重不足40公斤。去年，同樣的厄運又降臨到他妻子周某身上，與丈夫的症狀一樣，比丈夫更不幸的是，周某去世前一個月已經不認識自己的親人，完全喪失了記憶，任憑兒女在身邊聲聲喚「娘」，她充耳不聞。

　　說起這些事，李老太太十分悲痛，但沒有流淚，她的眼淚已經在兩年前流乾了。她告訴記者，雖然知道兒子、兒媳的病並沒有治好的希望，但還是盡全力去延長病人的生命。結果，病人的命沒延長几天，生者卻因此陷入了極度的貧困中，連生計也成了問題。

　　李某夫婦得的是艾滋病！從來沒讀過書，李老太太說：「都是前些年賣血賣出來的禍。」

　　驚人數據

　　河南省上蔡縣的這個小村莊得艾滋病的人「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