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一般的投资比较，国民教育有特殊之处。首先，它有不可改变的先期投入，后期收获的“滞后性”。其次，教育投资回收周期长，教育成效一般要十五年以上时间才可以逐渐显示出来。最后，教育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公共商品”的特征，即民众教育成功的好处和失败的害处都会扩散到他人和社会上去。从经济学角度，私有资本缺乏对“公共商品”的投资热情，政府为了社会的整体利益，必须义不容辞地承担起码程度的普及国民教育责任。

由于这些特点，世界各国的各级政府，无不把教育放在政府开支的重要地位上。可以这样说，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几十年来的经济发展，无不建立在不断提高的整体国民素质上。

日本二战后从废墟上快速发展成经济强国，原因就在于它当时拥有的高素质科技和管理人才。资料表明，日本在一九一零年就已经达到边远乡村教育普及的水平，当时的工厂企业管理人员中拥有本科学位的就已经达到４７％。一九八八年中国的工厂企业管理人员中，真正拥有本科学位的有百分之几十？显然，除了中国清末年间的战争赔款给了日本发展教育的财力外，日本政府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更值得我们深思。比如，它们为什么没有将这笔巨大的额外收入用于同样重要的水利、交通、军事或别的政府消费性开支方面？

不难想象，从一九一零年就开始接受良好教育的日本青少年，到了一九三零－一九四五年中年时，正好成为具有现代科学技术的科技人员和具有现代企业管理能力的管理人员。日本以弹丸小国之地和贫乏的自然资源，其工矿企业却能够高效地大批量地制造出先进的武器，打一场横扫西伯利亚、中国大陆半壁江山、东南亚褚国，和在太平洋岛屿、海洋、天空战场与美国一决雌雄，其国内企业中科技和管理人才储备量之充沛、素质质量之高，可以想见。

至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教育投入对二战后经济恢复、发展的作用已经被其在高新科技领域的发展成就所证明。

文盲大国要拖到何时？

在任何公开场合，中国政府和官员们都强调他们对教育是重视的。然而，这种重视更多地仅表现在口头上。政府是否重视教育，从结果上可以看出来。据一九八二年的普查资料，我国人口中１２岁以上人口中有２．３５亿人属于文盲或半文盲；一九八八年估计为２．５亿。时至今日，中国政府依然坦承中国目前还有两亿多文盲，具体数字要到二零零零年的全国人口普查才能确定。

这些数字暴露出一些实质性问题。正是由于建国后教育政策的失误，导致八十年代中国人口的四分之一依然为文盲或半文盲。这里固然有人口增长、经济落后、财政紧张等因素，但政府一九四九－一九七七年间教育政策严重失误已是不争事实。这是建国后，在继承解放前文盲的情况下，政府不但不重视教育，反而贬低知识、不断打击迫害知识分子的恶果。

穷国的惊人奢侈

中国是个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在教育财政投入上，人们不应该过分要求。然而，令人吃惊、气愤、失望和绝望的，却是各级政府官员奢糜享乐，挥霍开支。看看那些豪华的楼堂馆所、高级饭店吧，它们基本建设花费的是国家的钱，再由国家官员拿公家的钱去消费。陈希同的一栋楼到底花费了多少“希望工程”孩子的钱？陈希同判刑了，豪华到厕所都镶金的那栋楼怎么办？该不会是收回后又由别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继续享受吧？

一边是国家在财政极其紧张的情况，投资建设北京铁路西客站，另一边却是负责工程的政府官员勾结建筑商，趁机中饱私囊，搜刮民财。记得一位搞工程建筑的朋友淡淡地说了一句：“修条路，该铺５厘米的柏油路面，给你铺４厘米，轧道机一压，你能看出来吗？可几十、上百公里下来，就‘落’下多少万厘米”,我为之语塞。

早在一九九三年，记者就报道了国内公款吃喝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一千亿元。如今，再加上卡拉ＯＫ、桑拿、按摩，这个数字不知又创什么新纪录了。

所以，要说国家穷，财政没钱办教育，恐怕政府官员自己都不信，因为他们最清楚钱花到哪里去了。(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