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魔鬼”打交道
 
2001-11-18
 
【人民报消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篇报道中涉及的人名和地名做了技术处理。本文中做“自述”的包工头已经从事建筑业近20年。他从工地上的小工干起,现在有了别墅、轿车。用他的话说,“自己坑过人,也挨过坑”。他的“成长史”,也许有助于我们了解某些新楼倒塌、公路塌陷、桥梁断裂的原因。

我老婆最纳闷的是,我们家哪来的那么多表亲?我说,表亲就是路。

建筑这行你肯定不陌生,因为现在到处都是工地;但你未必对这行“门儿清”,别看你是记者。我们这个城市只是个地级市,也就相当于北京的一个区那么大,但里边的弯弯道道,我不告诉你,你一年半载也不一定能钻出去,就算你们记者神通广大。

跟你这么说吧,我和我老婆结婚这么多年,她一直就特别纳闷,我们家哪来的那么多表亲?我说,表亲多了路好走。她不明白。

1990年我开始拉队伍自己搞建筑。那时候建筑业还不发达,工程少,要想有活干,没关系绝对不行。最初我接了两个单元的楼房,是人家转包了四五层才到我这儿的。每一层都提工程款的15%,你想想我还能剩多少?那些人有关系,给有权的人捅点钱就能得到工程,再一转手包出去,坐在家里就能来钱。看人家挣钱那么简单,你能不好好想想?

凭良心说,我的建筑队也不怎么样,除了我们很少的几个人干过稍微大点的工程,其余的都是老农民,顶多在家垒过猪圈。现在干什么?楼房!那是两码事儿。那时就得有胆子接,实在不行,就当练练手。

一年下来,不但没挣多少钱,连原先攒的10万块钱也填进去了。你想,工程需要垫款,各路神仙也得打点,衙门里个别有权的都跟你伸手要钱。这是填不满的一个窟窿。

跟你说最简单的,进料得用车拉,旁边村里也有运输队,运费特贵,但不用他们不行;不然他们今天给你断道,明天找你打架,反正是不叫你舒坦了。你让我找派出所?派出所才不理你呢。没辙,后来给了人家2000块钱,拿去买点茶叶喝吧。要是现在,谁敢呐?不用我动手,打个电话就办妥了,大队、派出所、公安局都有我的铁哥们儿。

拉关系、送礼,刚来的几年,没别的,全是这个。城市小,也有小的好处,人好找,关系好托。我有个本事,凡是我们村十里八乡的、在城里有头有脸的,我都能拉上亲戚。我老婆就纳闷:咱们家哪来那么多表亲?我说你不知道,表亲就是路子———其实,不给钱你都不知道路在哪儿。

我“上路”就靠一个“表叔”帮忙。其实他算什么表叔,还不是钱喂出来的。我这表叔是市委办公室副主任,现在是正的了。你可千万别小瞧这个副主任,平时,上班骑辆破自行车,见谁都满脸是笑,实际上,手眼通天,本事不小,求他的人多了。什么孩子上学,找工作,在他这里,只要舍得花钱,没有办不成的。他过去跟我爸爸认识,不过早就没什么交往了。

我第一次去他家,买了两条玉溪、两瓶茅台,可还是诚惶诚恐。到人家里一看,好!客厅金碧辉煌的,29寸大彩电、真皮沙发、木地板。一家人正在看电视。见我进来,他老婆欠了欠身,算是让座,表叔呢,都没拿正眼瞧我。这样默默地坐了十来分钟,我心想也别这样呀,先说这个电视剧挺好的,我也爱看,然后再叙旧,说我爸爸让我来看看您……表叔只是冷冷地听着,眼睛始终没离开屏幕。我还得装得跟人家特亲,小心翼翼地说。那时候,我就感觉自尊心像太阳底下的雪糕,一点一点地融化。我心里想,你凭什么这样,不就是因为有权吗?就凭你一个月三四百块钱的工资,家里能弄成这样?别装假正经,给你钱你什么都干。

以后,每周我都要去他们家三四次,每次都不空手。开始,他还是那样,任你怎么说,他总是不阴不阳的。我是礼照送,话照说。不是说“物质决定意识”吗,我就用钱塞,我就不信你总这样。后来,这位表叔也能跟我聊天了。不过,这帮人已经是老油条了,知道你下本钱要干什么,你不开口,他才不说“你碰到什么事啦”,但你又不能急于求成,哪能认识没三天就要工程?这就叫“喂”。

没想到,这位表叔特黑,让我喂了整整两年。平时年节不算,大的就有三次,他儿子结婚,我送了一套平房,从买地皮到盖好房,一直到装修好了才送过去,花了五六万块。第二次是他老婆调动工作,我一下送了两万。后来,他想当个正头,要给省里送礼,我又给了两万块。

你问我亏不亏呀?羊毛出在羊身上,这钱我都得从工程上找回来。

1996年下半年,市里搞一个“安居工程”———光明新区,市长亲自担任建设领导小组组长。我想这次你得给我使劲了吧。一期工程还没动,各路人马都虎视眈眈,托关系,走后门,闹得乌烟瘴气。哪个包工队都有自己的本事,甚至都能求动市委书记、市长。

一开始说这项工程招标,几乎所有的建筑队都找了市长、市委书记,后台差不多。再说,拿人家钱不办事也不行,干脆,抓阄吧。为体现“公平”,还制定了一系列规定,要求以前最少干过两项工程,三级资质。我们就卡在了资质上。最初公司注册时,我托关系弄了个三级资质,1995年省里建筑企业大检查,没辙,我自己要求降到四级。其实,我们连四级都不够,比皮包公司强点有限。

这回光明新村的工程要三级资质,这时候就得找“表叔”了。还算没白养,表叔答应通融通融,最后通知我“可以参加抓阄,但是不是能抓上,得凭运气了。”有这句话就行。

抓阄的前一天晚上,我找了一位老先生算了一卦。你问我怎么还信这个?开始我也不信,慢慢地我就信了。你没看见好多大公司、大饭店都有佛龛。我那表叔家里照样有菩萨供着。卦摊上的老先生给我算的结果是“上上卦”。第二天,我一伸手就抓上了,信不信,这叫功到自然成。

工程抓到手了,自然还得感谢人家一番,别叫人家怪罪,得,一伸手又是四五千块。

过去是“酒肉穿肠过,办事不会错”,现在是“酒肉穿肠过,伸手还要色”。我不明白,他们怎么可以这样!?

要说我是把那位“表叔”当“神”供着,那么工程中我伺候的就是一群鬼。建委的、质监站的、开发公司的,除去大鬼,就是小鬼。不是有句话说他们嘛———“吃喝嫖赌,样样都会;三晚两晚,感觉不累。”真的是那样。

我们施工时,质监站的来检查,每次都是上午十一点、下午四五点来,到工地转两圈,闲聊会儿。还没办什么事呢,就该吃饭了。这饭死定了得你请。一顿饭二三百块,我半年的饭费就得五六万。光吃还是好的,拿的你也受不了,今天跟你要三四吨水泥,明天说家里装修缺点木材。你说,我不在工程上偷工减料,我怎么办,该赚的钱你没赚到,可不就得想点斜的歪的,砂浆标号低一点,自己进点便宜钢筋、便宜砖。

要想工程顺利,哪炷香都得烧到了,而且现在的“鬼”们越来越难伺候。过去,给他个三百五百的,特高兴。后来,发展到一两千、四五千,现在呀,给钱都不新鲜了,得来“色”。吃喝完了,得给他们找个小姐,按摩、跳舞,来个“特殊服务”。你没看现在我们的领导都变得能歌善舞,八成都是这么培养的。(这话要叫江总书记听了,够呛。)

有一次,工程保卫部的李部长找我,说,“老张,什么时候出去玩玩”。我知道这小子又馋了,便说“随你吧,我付账”。晚上我们几个开着车就出去了,市里的饭店他都吃腻了,我们就去下边一个县城。别瞧是县城,照样繁荣“娼”盛。这有一条街,当地人称“小香港”,舞厅、饭店一个接一个,灯火通明,不时还能听到里面传出来的“嚎”歌声。我知道这帮家伙要什么,所以吃饭时,每人要了一位小姐。吃饭专拣贵的吃,大闸蟹一人一个,还要了一碗“王八汤”。平时他们花自己的一分钱也得算计算计,吃别人的大方得不得了,要的就是这个劲儿。吃完饭,还要跳舞。几个家伙喝得满身酒气,不知道真醉还是假醉,总往小姐身上蹭。别看他们平时在办公室里都人模人样的,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

李部长40多岁,也特好色,跳舞时把小姐搂得紧紧的,还摸来摸去。人家自己会说,这叫“四十多岁才学坏,怀里搂着下一代”。一曲结束,他坐回休息,连连对我说:“不行啦,不行啦,刚跳一会儿就累了。”第二曲刚一响,又跳起来了。舞厅里喧闹的气浪一阵一阵地钻出来,刺得人耳朵疼。我坐在那儿就想,这些人都怎么啦,吃喝玩乐,好像到了世界末日。吃喝都不叫事,这些人是要糟踏,一顿饭一两千,花得我都心疼。你说这叫潮流吗,过去吃喝一顿,事就办个差不多了。现在?还得有黄色的,没有他就跟你要。

我们想赚钱,可我们也想凡事该有个规矩。这样国家和老百姓都少损失点,个人也多落点。现在倒好,全都是黑箱操作。就说工程款吧,工程结束都快半年了,就是拖着不给,你就一顿一顿地请他们吃饭吧。先是借口说预算差额大了,后来是当头儿的集体到北京旅游了。再后来,我也不着急了,你不是叫我花钱吗,我也别闲着,给甲方的预算员“投点资”,工程造价抬一点,吃喝费不就都出来了。

“黑洞”不堵死,塌楼的事绝不了

我还不算黑的,因为咱出了事没人给兜着,起码也得保证盖的楼塌不了。我们这有横的,管你什么法律不法律,怎么省钱怎么干,检查工程的来了,顶多吃顿饭,糊弄糊弄就过去了。我们市里有个宏远公司,1996年建了一个居民楼,还没完工呢,主体从上到下裂了几道大缝子。也该他倒霉,正赶上全国连续出了几起大的建筑事故,省里也查得特紧。检查团来到市里,盯住他了。电视台跟着检查组去录像,路过另一个小区,说顺便看看吧,结果发现比检查组原来查到的那个工程问题更严重。一查,也是宏远公司干的。罚款、曝光、通报,结果怎么样?一年之后,人家照样开工程,老板说了,有钱能使鬼推磨,怎么赔的我还叫他怎么挣回来。不服行吗?

干了这么多年,也不能说没遇上好人。有一个人工作最认真,管我们最严,但也是我最佩服的,他就是质监站的赵工。赵工50多岁,技术上很有一套。为管好工程,他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自己也是一天两三次到工地检查,即使发现“板凳灰”(指为偷工减料,只在砖的两头放灰,因类似板凳而得名)你也得拆了重来。可后来,赵工遇到了麻烦,原因就是认真碰上了官僚。

事情还得从我们承建的光明新村开始。刚才说过,光明麓迨鞘欣锏陌簿庸こ蹋谐で鬃缘H谓ㄉ枇斓夹∽樽槌ぁK灯鹄赐χ厥影桑稻突翟谡馍狭恕?p>1997年6月,我们承建的一个单元起主体。下午上楼板,这时赵工来了,一看已上去的楼板有的地方有窟窿,问我怎么回事。其实,我早就看到了,但谁也不会傻得停下来不用。见他问,忙说:“不知道哇。”“停了!”赵工是绝不客气的。没办法,只得用吊车吊下来。赵工又查看地上堆的楼板,什么窟窿、眼的全有。更没想到的是,楼板里的钢筋在外边露着头,我用手一掰,“喀吧”一声就断了。这样的楼板根本没法用。再看其他工地,全一样。

赵工心里清楚,这事跟我没关系。按规定,我们只负责施工,材料由甲方,也就是开发公司负责。这是为了避免我们施工时以次充好,偷工减料。可开发公司想着肥水不流外人田,自己成立了一个材料部。坏事就来了。市里一家私人楼板厂靠关系挤了进来。他那里的楼板用的钢筋,全是不合格的。这家厂子跟市里一个电焊点建立联系,把回收的废旧钢筋一段一段焊起来卖给他。拉到我工地上的楼板,用的就是这种钢筋,这种楼板比木板强不了哪去。

发现问题后,质监站一方面下令停用楼板,另一方面要求楼板厂对自己的产品自检,结果还是不合格。可是没多久,这家楼板厂就在小区所在法庭起诉质监站,说这是非法执法,给厂里造成了数十万元的损失,要求赔偿。

法庭也怪,明明是质监站有理,就是不判质监站赢。后来我才知道,楼板厂经常到这儿打官司,跟法官熟得很。法官也有创收任务,不管谁输谁赢,都可以得诉讼费。你来打官司,就相当于来送钱,他当然欢迎了。于是乎,今天质监站递交的证据,晚上楼板厂就拿到手了。质监站更怪,别人跟它打官司,它这边却跟没这回事似的。法庭通知明天开庭,领导便临时抓一个人:“你去。”可是去的人连怎么回事都还不知道呢。

楼板厂那边上下疏通,找到市长,市长发话,官司输得更快了。赵工呢,因为是事件的主角,被楼板厂视为眼中钉,多次扬言要给他点颜色看看。果真,先是有人跟踪,后是纪检委找他谈话,说楼板厂告他索贿。纪检书记婉转地告诉他:“老赵,以后别自己骑车上班了,现在车祸挺多的。”

赵工听了大怒,气得找到市长,说:“我个人无所谓。质监站是执法单位,如果判我们输,以后真是没法干了。”市长也不比谁糊涂,敷衍过去了事。这样,官司打了一年,也没说谁输谁赢。工程照样干,楼板照样用。只是要求对楼板进行一下修补,不平的地方抹点灰。结果,倒霉的是我们,因为人工费、材料费都得我们出哇。

我看现在新闻里总在说建筑质量问题,好像挺重视。市建委主任跟我说,你们别给我塌楼就行,新闻里怎么说我不管。可我觉得,只要是“权”和“钱”不从这里边退出去,这些“黑洞”不堵死,塌楼的事肯定绝不了。

我弟弟考大学,要报建筑方面的专业,我说:“别报,干我们这行的,好人少。你要是有出息,就考法律,治治那些坑人的鬼。”

你千万别以为我天生有多坏。当年我搞建筑,纯粹是因为不得已。

1980年,我高中毕业,差几分没考上大学。我们那时高考还实行预选,预选考试我是全校第二名,所以落榜后特别想去复习。可家里穷,没钱复习。那年冬天,县里征兵,我想先当兵,再考军校。没想到,体检合格,却被大队书记的儿子顶了。农村的孩子想有条出路,要么考学,要么当兵,现在这两条路都堵死了,我特绝望,想死的心都有。《人生》这部电影你看过吧,写的就是我们这类人,可我还不如高家林,高家林还能靠当官的亲戚风光一把,我们家里都是种地的,谁也帮不了我。

我就这样灰心丧气地熬了半年。那年冬天,我刚满18岁,含着眼泪选择了人生的第一个职业———到北京的一个建筑队当小工。

建筑队的头儿是一个绕来绕去才有点关系的亲戚。建筑队有30多人,懂技术的人很少,只能接一些修平房的活干。我们每天干12个小时,有时还要加班,搬砖、和泥,整天累得要死,没一刻清闲。当头儿的赚的就是我们的血汗钱,这大概就叫原始积累吧。

我不想一辈子这样干下去,想学点技术。可我师傅———建筑队的头儿,因为我穷,从骨子里就看不起我,整天没好气儿,不骂你就不错了,还想学技术?我这人就是不信邪,你不教我也要学。没多久,盖房子的活儿我都学得差不多了。别的师兄弟还费劲受累地学怎么摆砖时,我已经开始学着看施工图纸了。我立体几何学得好,空间感强,脑子也不笨,学起来不费劲。

后来听说北京举办一个预算学习班,大学老师讲课,专门培训各个建筑公司的技术人员。那时,我一天才挣三块五,而且常常压着工资不发,我还是挤出50块钱报了名。又掏了30块钱买了一辆破自行车,每天晚上骑一个小时的车去听课。有时候晚上加班去不了,只能第二天补。人家一块上课的好多都是公家花钱,来拿个文凭,我没文凭可拿,只是来学技术。三个月下来,9门课程有8门考了90分以上,另一门还是85分,当时一位老师在课堂上当众夸奖我,说有上进心。这是我离开学校后第一次听到老师表扬,可惜我不是大学生。

当时,我已经认识到,搞建筑必须会看图和预算,现在我都会了,剩下的就是实践经验了。此后几年,我开始自己承包民房,海淀、东城、石景山都干过。1990年,手里有了10万块钱,自认为也积累了一些经验,才决定回老家干一番事业。

现在回想这二十来年,我坑过人,也挨过坑。1994年,我弟弟考大学。家里条件虽然好一些了,但也穷怕了。我弟弟急于摆脱影子一样的贫穷,看我能挣“大钱”,就想报建筑方面的专业,我知道后立马叫他改了。我说:“干我们这行的,可能说得损点,好人少。你要是有出息,就考法律,治治那些坑人的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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