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腐败，据说已经到了可能亡党亡国的地步。法轮功，没有这 么严重吧？台湾问题，没有这么严重吧？当然这国还在其次，最关键的是党。须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所以党一亡，国也就跟著亡了，而只要党不亡，即使国 亡了，党还能把它再建起来，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所以，党是万万不可亡的。再想下去，腐败足以亡党，这道理容易想通，但这腐败足以亡国，却总 感到有点牵强。须知这国亡了，人民便要做亡国奴，今日中国若是不治腐败，中国 人便要成为亡国奴了么？不过想想这做一个亡国奴是何等的凄惨可悲，亡党亡国，足以提高人们对腐败问题的警惕，也就不多想了。

江先生能在党国的生死存亡关头高屋建瓴地提出“三讲”，确为功盖当世，不逊毛邓了。中国的腐败，就在于没有坚持三讲。要是陈希同坚持讲学习，他会成为贪官么？要是胡长清坚持讲政治，他会成为贪官么？要是成克杰坚持讲正气，他会成为贪官么？可见这“三讲”实在是反腐败的法宝，当务之急。

而且这“三讲”的理论，言简意赅，易记易背，不但是抓住了问题的要点，艺术上 也是成功的。要是国内每个办公室都挂上“三讲”的条幅，这社会风气一定会收到 立竿见影的效果。赵达功先生有书法误国论，我是不赞成的。好酒离不开包装，若 是“三讲”这么简明有力的口号，配上雄劲有力的书法，往办公室这么一挂，于是公仆们于思考“三讲”的同时，可以欣赏书法，于欣赏书法的同时，可以思考“三讲”，岂非两全其美？三讲，三讲，要做到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做不到天天讲，也要做到天天看，你不看也要逼你看。挂在墙上，放在桌上，这下你总逃不了了吧。眼里看著“三讲”，手里收著红包，总不好意思吧。产品和包装的关系，是现代商品学的一大课题，愿意把自己的商品推销出去的商人，是万万不可漏了这一门课的。你想这字如果写得差了，人们看这条幅的意愿便差了一些。而字若好了，自然能吸引人的眼光，人的眼光一落到这条幅上，你说还怕他不想这三讲的内容么？虽然说这茅台不是靠自己的酒品而是靠包装来推销自己有损某些人的自尊，但现在 是商品社会，也顾不得这么多了。胡长清的字我没看到过，不过想必是不差的。据 说他曾跪在地上对查办他的人说：“我是书法家，求你们不要杀我，我就留在这里免费给你们写字，天天写，每天写一幅。”从废物利用的角度看，我到认为这个建议还是可以考虑的。不过现在人也死了，多说也无益了。

其实，依区区看来，要治中国的腐败，只一讲足矣，这便是：讲廉洁。一个贪官，政治上怎样尚待考证，当然我是相信他们绝不会反动的，其拥护社会主义立场之坚定，维护共产党领导之坚决，绝对是不应有怀疑的，但这不够廉洁，却是百分之百的。这么多关于贪官的报道，说他们不讲学习，不讲正气的，实不多见，但说他们不够廉洁，却是绝对的。其实，说不说又有什么关系，贪官，不就是不够廉洁嘛。

当然有人会说：“只要你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你就一定会廉洁。”话也是对的，有了正气，还会不廉洁么？但是说起来有了正气，政治上还会有问题么？讲了学习，总不成是学的邪气吧。政治是爹，廉洁是儿，是翻遍中国文化也找不到出典的。中国历史上多少名人，念念不忘叮嘱自己后辈的是：要廉洁。当然中国今天文人遍地，让他们论一论，说不定还能创造性地发展中国文化。要是高考作文命题来个“论三讲必定带来廉洁”，实在是比“怎么都对”不知高明多少了。

所以我以为中国今天，这讲廉洁是缺不得的。当然三讲是重要的，故不妨把讲廉洁添加于后，把“三讲”改为“四讲”。当然单单加一个“讲廉洁”也许也不够，你说，要不要讲纪律？要不要讲认真？多讲无碍，有利无弊。最好是忠孝节烈礼义廉耻一个个讲下来，再让你去贪。当然考虑得周到一些的话，多讲也有不好之处，核心一代传一代，你今天把这些全讲完了，你的接班人还讲什么？据说中东有的国家有限制采油的国策，要留点油给子孙后代。这样子看起来，三讲还是不错的。好吧，这个也不多说了。

老毛的年代，讲的“为人民服务”，凭良心说，我就不知道这“三讲”比“为人民 务”高明在哪里。当然他姓毛，我姓江，中国讲究的是理论，捧着毛著邓选，叫 我如何做伟大领袖？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连个领袖都不伟大，岂不有损国人脸面？古语说的是“朝三暮四”，其实中国讲究的是“煎炒烹煮”，前人用的是“煎”，我现在来一个“炒”，立刻就显出了新意，显出了创见，有了“伟大”的本钱，可原料却是一个。 说起来，邓小平当年的“改变开放”，倒是他的创新。今日的领导人，不在治国上下功夫，只会在“煎炒烹煮”上动脑筋，这就是中国的“发展”？

讲廉洁，并不表示就廉洁了，喊反腐者，很多是贪官污吏。哪一个贪官污吏没有反过腐败？哪一个乌龟王八没有倡过廉洁？所以，讲了没用，要紧的是做，讲了不做，讲也是白讲。江先生提出了三讲，只不知有何妙策将它们“落实在行动上”？要是对腐败束手无策，只知道空口三讲，这“三讲”岂不变成了“三白讲”？

现在这年头，江先生治下的社会，你要不“三讲”，你的仕途算是到头了，所以你在会上，在人前，一定要“三讲”，要讲得慷慨激昂，声嘶力竭。只有“三讲”，你才能保住你的位子，只有保住位子，才能继续贪污腐化，花天酒地，吃喝赌嫖，享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只是一个无人不知的常识。可是如果你要在会下，在人后，也要去“三讲”的话，你就别想在官场里混下去了，这又是一个基本的常识。所以这“三讲”其实是“三不讲”。江先生权力无边，可以保证人们会上，在人前，大讲“三讲”，可是你能保证人们在会下，在人后也讲“三讲”么？你能保证人们嘴上讲“三讲”，可是，你能保证人们心里想“三讲”么？

老毛当年提倡的是“关心国家大事”，大概和江先生的“讲政治”差不离多少。可是遇罗克、张志新算是“关心国家大事”了吧，他们吃到了什么好果子么？所以，老毛的“关心国家大事”，其实并非真的要你们“关心国家大事”，不过是要你们喊万岁，举语录，背老三篇，或者说，无非是要你们做个奴才，再或者说，在老毛看来，“关心国家大事”和做个奴才是等价的。当年重庆茶馆里挂有条幅“莫谈国事”，谁要一谈国事，立刻有警察来找你麻烦。老毛实行的是“请谈国事”，于是谁不谈国事，谁不喊万岁的话，警察就会对你不客气。很多人以为，这就是社会的进步。

中国有个寓言，叫“叶公好龙”，想是大家都知道的。叶公好龙，室内挂满龙图龙象，引真龙来访，叶公恐，走避之。现代中国也有个寓言，叫毛公好龙，却说毛公每以好龙自夸，室内尽养蛇虫百脚，曰：“此皆龙也。”每见真龙，则曰：“此乱种也。”令手下射杀。然后自得曰：“我真好龙，尽养真龙，不喜图像，我比叶公强甚。”

江先生的“讲政治”，和老毛当年提倡的是“关心国家大事”有什么区别么？如果是这样的“三讲”的话，我看还是“莫三讲”算了。

现在的中国，谁最讲学习呢？法轮功成员。他们对李大师的“法轮功”的学习比起共产党员对“三讲”的学习，在认真程度上要远远超过了。当然，讲政治做得差了一点。讲正气嘛，在他们认为，是最讲正气的，不贪不污不腐不败，你说还要怎样才算是讲正气？江先生当然不这么看，他们是邪教，邪教自然是讲邪气。不贪不污不腐不败算是正气还是邪气？恐怕还要江先生解释了。

在现在的中国，谁最讲政治呢？民主党成员。政治这东西，不是随便讲讲的，讲政治要能够抛头颅，洒热血，要能够敢牺牲，舍私欲。你说今日的共产党人能有几个做到？嘴巴上说说讲政治，你说谁不会？可惜江先生又不喜欢，非要给按上个刑事罪名才心满意足。

正气这玩意，历来是共产党的大忌。“你有的是反革命的骨气。”历来是共产党对付正气的态度。江先生能有例外么？

所以，提倡的是“三讲”，实际上是“怕三讲”

不管是什么口号，只要是核心提出的，就一定具有新意，就一定构成理论，这是共产党的体制决定的，“三讲”也不例外。可是，若要治腐败，若要制止亡党亡国，这“三讲”恐怕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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