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第一部分谈到，九十年代初期，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机密报告显示共产党中国正在经营几项“资产”--间谍正在美国政府内秘密行动。根据FBI反情报探员通过监听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和北京情报官员之间的高度敏感通讯，他们得知那名为中国提供保密国防信息的间谍代号为“马”。通过叛逃的中国国家安全部高级情报官员，FBI反间谍人员得知为中国服务的美国政府人员被称为“亲密朋友”。FBI搜查中国“鼹鼠”的行动最后导向国防情报局（DIA），即五角大楼情报机构。一个关键嫌疑浮出水面：罗纳德.蒙塔波托（Ronald Montaperto）。下面是格茨文章第二部分。

根据叛逃者的证词，FBI开始一项重要间谍调查。FBI根据符合“亲密朋友”条件并接触美国军事机密的情况，列出12人的嫌疑名单。

在系统地同每个嫌疑面谈期间，FBI特工于1991年底和1992年初接触蒙塔波托。当时，他是国防情报局中国处主任，他1989年9月开始担任这一职务，直到他1992年2月离开。他作为情报分析家从1981年10月加入国防情报局，此后逐步上升。 美国国家安全署（National Security Agency）搜集了监听中国政府通讯信息，并交给FBI，情报机构后来发现其中最重要的间谍之一是中国情报机构使用代号为“马”的人。

FBI特工最后同蒙塔波托较量，调查局官员说三次会见都是“敌意性盘问”。他们唐突地讯问他是否把机密情报交给了中国情报机构。

蒙塔波托回答没有。他说，同中国情报人员的所有接触都是经过批准。他的确向国防情报局承认他同人民解放军少将、情报官员于政和接触过。

FBI开释了蒙塔波托，尽管有些反情报官员仍然怀疑蒙塔波托就是“马”，但无法证实。蒙塔波托说，那件事已经有了结论。 他同FBI官员面谈时说，“我可以诚实地说，他们看着我的眼睛说‘我们不认为你是间谍’。”

但调查之后不久，蒙塔波托离开了国防情报局。在接受《华盛顿时报》记者采访时，他说，他的离开同FBI调查没有任何关系。至于他同于政和少将的关系，他说，“人们不会同中国官员做朋友”--也就是说，他的接触是严格按照职业标准进行的。

记者问，“于将军是否参加了你的婚礼？”“是”，蒙塔波托回答。他接着说，那是个比较小的婚礼，因为是他第二次结婚。他说，他邀请了于将军和其它中国官员，因为他认为那对于他们是一种很好的经验。

在蒙塔波托办公室里面墙壁上挂着中国书法条幅。条幅上写着“马龙高德”，中文谐音接近他的名字蒙塔波托；另外两个字是“战马”。那幅条幅上的签名是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另一名武官，他把条幅作为礼品送给蒙塔波托。蒙塔波托本人说是一个上海学生送给他的。

FBI从来没有找到那名代号为“马”的秘密间谍。但情报局的确发现了几名“亲密朋友”，但他们都没有被起诉。那些叛逃的中国情报官员给FBI提供的消息有限，因为尽管他们看到过那些电报，但他们没有任何拷贝。 一名中国特工是在北弗吉尼亚美国国防承包商的华裔雇员。尽管他没有被起诉，但他接触机密情报的特权已被剥夺。

蒙塔波托随后到五角大楼的Fort McNair国防大学。在华盛顿西南俯瞰波托马克河的风景区，蒙塔波托成为安全智囊机构--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的一名社会科学分析家。

蒙塔波托在大学互联网网址上的个人简历只有四句话，根本没有提到他在国防情报局的经历。个人简历只是说，他是中国事务专家，“目前正在为管理美国未来在亚太地区的利益而制定战略和政策。”

由于FBI无法证实自己的猜疑，蒙塔波托仍然保留接触最高机密的特权。但他的确不能像在国防情报局一样接触情报信息。

同时，于政和将军仍然是中国最重要的情报官员，他仍然为解放军负责情报的副总参谋长熊光楷效力。

根据一名美国国家安全官员提供的消息，熊将军（原文如此，似有误--译者）在1996年台湾海峡危机期间回到美国，试图会见蒙塔波托。

蒙塔波托在美国政府的国防大学主要任务是负责年度“战略评估”的中国部分，在世界各地演讲中国政策，组织关于中国的会议。由于倾向中国，他淡化了中国的军事力量，尤其是中国在战略和常规武器方面的发展。

蒙塔波托说他不是“熊猫拥抱者”--五角大楼中国专家称“柔性路线者”为“熊猫拥抱者”。但他承认部分人总是把他看作“熊猫拥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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